漢代長期穩定的政局，經濟的繁榮，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為漆器制業的繁提供了基礎。具體分析，漢代器的繁榮還有一些更為直接的因素。
第一，漢代漆器製造業內部有了更加明確和細緻的分工。例如，雲夢大墳頭出土的漢初漆器上，已經有了“素”、“上”、“包”、“告”(造)等字樣的截記。素是制木胎的，如果製造夾紵胎漆器，則不用素工；髹是上漆工，有時作“上工”，髹工與上工的主要區別在於探工是指初步上漆，上工是指進一步上漆；銅耳黃塗工是專門在漆器所鑲嵌的銅耳上鍍金，如果製作鑲有銅的漆盤或壺等，則稱為“銅釦黃塗工”；畫工是在漆器上播繪紋飾；泊(箔)工是雕刻出各種形狀的金銀片，然後嵌貼在漆器表面。清工專門將製成的漆器加以修整和洗淨；造工是漆器製造場的工人主管。細緻的分工不僅為器的大量生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且由於專業操作，使技術更加制熟，從而製作出來的漆器也更加精美。
第二，漢代對山林禁採的放鬆，擴大了生漆生產，為漆器製造提供了大量生漆資源。
第三，漢代青銅器的地位已經衰落，瓷器尚未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時最高貴的用品就是華美、輕巧、適用的漆器了。因此，漆器成為漢代達官貴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據桓寬《鹽鐵論·散不足》記載：“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製作一件漆器需要多道工序，費人、費力，也就增加了漆器的價值。《鹽鐵論》中還有“一文杯得銅杯十”的記載所謂文杯，就是描繪圖案的漆杯。其價值等同於十個銅杯，可見其珍貴。據考古發現證明，漢代的達官貴人往往喜歡在其使用或製造的漆器上書寫自己的姓氏或官爵，使其成為漆器私有的標誌，成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第四，官營和私營的並舉，促進了漆器製造業的繁榮。在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漆器中常見用隸書烙印的“市府草”記。這是由成都市府的作坊生產的，屬於較早的漢代官營漆器。由此可見，蜀郡生產的漆器除了供應本地，也大量銷往外地。考古發現還證明，西漢前期有由諸侯王和受封列侯直接經營或管轄的漆器作坊。人們也將其視作與市府作坊並存的官營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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