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是西北軍的最後一任將領，也是赫赫有名的第29軍的軍長，喜峰口戰役之後，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成為抗日明星將領。
然而他在“七七事變”中的猶疑和搖擺，讓一個更為複雜的宋哲元呈現出來。很快，平津陷落。
貽誤戰機之失，讓宋哲元在壓抑中度過了人生中最後的三年。1940年，宋哲元病逝於四川綿陽。
朱德與彭德懷有聯名輓聯：“一戰一和，當年變生瞬間，能大白於天下;再接再厲，後起大有人在，可勿憂乎九泉。”國民黨方面的陳立夫所寫輓聯亦云：“扶危濟傾，臨大節而不可奪;忍辱負重，聞斯言更見其人。”兩副輓聯均言簡意賅，寥寥數語，卻透露出這樣的信息：這是個有過爭議的人，也是終讓天下理解了的人。
戰前形勢：黑雲壓城城欲摧
日本帝國主義意圖獨佔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出籠的“田中奏摺”中，就表述得淋漓盡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為此，日本邁出了吞併中國的步伐，其後陸續發生的“九一八”事件與偽滿洲國建立、“七七事變”與全面侵華戰爭、“大東亞秩序”推行與太平洋戰爭，無不是這一計劃的具體實踐。因此，“七七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步伐中的重要一環。正是通過這一事變，日軍揭開了由攻佔華北到全面侵華的序幕。
通過“九一八”事件，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繼而在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接著日本又把覬覦的目光盯向華北，試圖在華北建立傀儡政權，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便是日方策劃的鬧劇。
日本人很清楚當時中國內部存在的矛盾。當時的國民政府名義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實際上徒具形式，因一些地域有地方實力派存在，中央對那些地方缺乏有效控制。當時的華北，正屬於這種狀態。日本人就試圖利用華北實力派宋哲元與國民政府的矛盾，向華北滲透，極力強化其在華北的影響力。
宋哲元，字明軒，山東省樂陵縣人。曾為馮玉祥部下，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職，為馮部“五虎將”之一。蔣馮中原大戰，宋曾由師長升任西北軍代總司令。馮玉祥戰敗，西北軍受中央改編，宋哲元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
1932年，面對日本在華北的步步緊逼，宋哲元以“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決心，致函張學良，請纓殺敵。張學良也深感熱河、察哈爾兩省（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內蒙南部）危急，遂向蔣介石推薦宋哲元。中央遂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肩負起捍衛華北的重任。
1933年2月，日軍進攻熱河，直逼長城。宋哲元下手諭傳閱29軍將士：“國家興亡、本軍存亡，在此一戰！”遂下令29軍在長城喜峰口、羅文峪等地與日軍浴血奮戰，取得大勝。29軍因此而聲名大震，受到全國人民擁戴。著名的《大刀進行曲》，就取材於29軍的長城抗戰。
然而，國民政府當時委曲求全，與日方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承認日本對熱河的佔領，為日本進一步侵略華北提供了所謂的法律依據。此後，日軍多次與駐紮在察哈爾省的29軍發生摩擦。
1935年6月，由汪精衛主持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竟然又按日方要求，撤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而宋離開察哈爾不久，何應欽代表國民政府與日方簽署了《何梅協定》，進一步向日方退讓，包括中央軍撤出河北、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
這實際上意味著國民政府中央放棄了華北的主權，為兩年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隱患。
隨著國民黨勢力在河北平津一帶被削弱，華北局勢充滿危機，各派勢力均在角力，包括日本人都在試圖掌控這一要地。鑑於形勢嚴峻，蔣介石不得不借助地方實力派控制華北，遂任命威望較高的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兼北平市長，不久又調為冀察綏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則趁勢將29軍37師進駐河北及北平，實際控制了冀察平津地區。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為實現中央在政治上對華北的領導，設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由中央任命。
因日本干預，委員會中也有幾名親日分子，但宋哲元將軍政大權全握於29軍將領手中，不給日本人有可乘之機。
此時，日本人加快了分裂華北的腳步，不斷在政治上製造分裂。他們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搞所謂“防共自治運動”，試圖通過華北政權特殊化，脫離國民政府，達到其控制和佔有華北的目的。
1935年11月，在通州成立以殷汝耕為傀儡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其“自治運動”在地方的具體實施。與此同時，日本人還加快了對華北的經濟掠奪，日本內閣提出的策略是，將華北變為親日的“特殊地帶”，以便日本“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實際就是掌控華北的經濟命脈，掠奪資源以加強其侵華的力量。
日本還強勢威脅國民政府，不得干預華北事務，稱華北的事由華北當局自行解決，包括華北當局與日方簽定協議，也與中央無關。
日本人千方百計做宋哲元的工作，鼓動他加入“自治運動”，脫離中央;要求與他簽定種種經濟協定，諸如收購蘆鹽、棉花等，獲取鐵、煤礦產的開發和津石鐵路的修築等。
但宋哲元就像個太極高手，以“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與日本人打交道。他表面上不刺激日本人，與之談合作通往來;而一涉及主權領土問題，他便打哈哈，迴避，久拖不辦，尤其是根本不參與所謂“防共自治運動”。這讓日本人越來越失去耐心，決心以武力迫使宋哲元就範。
1936年，日本軍部確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戰計劃要領”中，明確提出在華北作戰時的規劃，擬沿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向南推進，佔領黃河以北各要地;同時向山西及綏東方面拓展。而次年事變爆發後的戰事進展，基本上正是這一年度作戰要領的具體實施。
1937年上半年，日本軍部還不斷派員到華北活動，為在華北採取軍事行動刺探局勢，蒐集情報，並加緊在平津一帶舉行軍事演習，調整兵力部署。華北上空戰爭的陰霾密佈，以致於在1937年5至6月間，東京朝野竟流行著這樣的傳言：“華北不一定什麼時候，或什麼樣的事件要爆發了。”“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柳條溝事件曾引發了“九一八”事變，則華北即將面臨一場由日本人挑起的類似事變，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迫在眉睫了。因此，“七七事變”最終爆發，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方長期以來處心積慮試圖佔領華北而挑起的。
夾縫中求生存
全面抗戰爆發前，蔣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深知日本咄咄逼人的侵華野心，一再強調加緊國防建設;然而他認為當務之急，仍是先清除各地方實力派。直至1937年上半年，此心依然不改。
如他在這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對於對付四川劉湘，有這樣的想法：“川事目的在制劉，使其絕對服從;或去劉，使四川澈（徹）底統一。”這種策略，此前幾年一直在運作，因而在華北的宋哲元，不可能不對中央存有戒心。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宋哲元加緊擴軍，便向中央申請增發擴軍經費。但中央不願看到他的勢力坐大，只按原規定番號撥發軍費，新增軍隊費用不管。
宋哲元很惱怒，便將中央在華北收入項下的關稅、鹽稅、統稅及鐵路郵電等收入予以截留。這引起南京方面極大的不滿。然而面對華北嚴峻的形勢，中央還得仰仗於宋哲元維持局面，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對宋哲元極盡客氣，請他替中央在華北苦撐危局，指示：“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
直至事變前的6月22日，蔣介石猶致函宋哲元，稱讚他“不負中央付託之重任，……苦撐精神久而彌篤”，表示“成敗譭譽，願與相共”，表達了對宋哲元的倚重。
由此可見，華北地方當局既服從中央指揮，也與中央存在矛盾。而日本方面則利用二者的矛盾，挑撥離間。一方面，派漢奸給宋哲元送去“自治”方案，鼓動他鬧獨立;又逼迫他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力圖使經濟掠奪合法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威脅國民政府中央，要求它不干涉華北地方政權的所作所為，“承認華北特殊地位及權益”。
宋哲元受到來自日方和國民政府兩個方面的壓力，他也力圖在二者間的夾縫中求生存，圖發展，由此又難免兩面招怨——他既不屈從日本的種種無理要求，堅持自己的獨立性、主權的完整性，又不希望中央介入華北地方事務，蔣介石1937年5月12日的日記說，應以“嚴斥其妄”的態度對待“宋以中央放棄華北之口號”，可見在華北問題上宋哲元對於中央的排斥態度。後來事變發生後，宋哲元又一再要求中央軍暫停北進，就是出於對自己的“華北地盤”被侵削的擔心。
這樣的狀況，表明中央由於數年來對日本的妥協退讓，導致自身失去對華北的控制，不得不依賴宋哲元維持華北局面;而宋對中央充滿戒心，又給日方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宋哲元在與日方打交道中，既要堅持不喪失主權，卻又對日方的侵華野心缺乏足夠的認識，後來事變爆發，他一再不聽中央勸告，寄希望於和談，便是這一情況的必然走向。
日本使館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憶：1937年5月，日本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軍部“還在向冀察政權強迫要求德州和石家莊之間鋪設鐵路權以及開採龍煙鐵礦的權利，宋哲元對此無法處理，只好假裝不知道，定於五月底答覆，表面上以養病為名，逃回山東省樂陵家鄉去了。這一次，宋哲元為了迴避日方的逼迫，乾脆回了老家，不與日本人接觸。而“七七事變”，正是在他回老家約50天后爆發，日本人妄圖藉助武力來控制華北了。
“七七事變”爆發，宋哲元顯然還沒意識到它的嚴重性，仍視同此前多次中日軍隊間發生摩擦和衝突的地方性小事件，因而沒有即刻從山東返回平津。
蔣介石卻已預感到問題的嚴重性，考慮到天津是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大本營所在地，又有不少漢奸在此活動，他急電宋哲元，讓他勿去天津，急赴保定坐鎮，以應對變幻莫測的時局;同時抓緊時間備戰，準備應對日軍的大規模挑釁。而宋哲元未聽勸告，於7月11日直接從山東回到了天津。他辯解道，指揮官豈能遠離平津前線？
此後十餘天，蔣介石不斷催促宋哲元赴保定，宋哲元未予理會。蔣介石派中央軍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部星夜北上馳援，並明確這些軍隊悉由宋哲元指揮，而宋仍擔心中央是不是真打算抗日，是否以此為藉口將中央軍派入平津地區，侵削他的平津地盤？
對中央的不信任，又受到日方及漢奸的挑唆，使宋哲元對於時局走向的判斷，大有偏差，難以與中央達成共識。甚至對於中央的一些正確意見，也當成了耳旁風。
中央不僅一再急催宋哲元抓緊備戰，趕赴保定建立指揮部;而且還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報，如15日，何應欽致電宋哲元，強調要注意日軍有消滅南苑駐軍的意圖，宋也未予重視。後來全面開戰後，日軍果然全力進攻南苑中國兵營，給29軍以重創。
徘徊在和與戰之間
宋哲元一再公開表示，自己決不做損害國家領土主權的事情，但他過於寄希望於和談解決衝突。雖然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也高調強調抗日，但宋哲元很難相信中央有底氣真與日軍大戰。因此，他也是隻要有一線和談希望，就不放棄和談機會。
他此時不想與日方撕破臉，打一場大戰。當時29軍號稱有10萬大軍，這數字雖有些誇張，但相比於駐紮在平津地區的日軍來說，軍隊人數佔絕對優勢是無異議的。事變一發生，如果迅速以優勢兵力遏制在此挑釁的日軍，很容易做到。
然而他深知，若日軍增加足夠多的兵力，以其武器裝備之優和軍隊戰鬥素質之高，29軍就很難與之爭鋒。他擔心事情擴大化，搞不好會導致平津難保，因而他希望和談，派屬下張自忠為代表與日軍談判。
日方也確實施放了和談煙幕，進一步迷惑了宋哲元。實際上當時日軍在平津的兵力有限，要打一場大戰還遠遠做不到，正需要時間向平津輸送更多的兵員和武器裝備，遂以和談作為緩兵之計。
宋哲元和談心切，對29軍下達的命令是：應戰而不求戰。也就是即使當前居於主動地位，掌握有利時機，也不能主動出擊。於是29軍上層忙於和談，下層將士則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日軍不斷調兵遣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平津一帶來。
和談在7月11日達成了一個停戰協議，主要內容為：
一，盧溝橋及其附近之中國駐軍即時撤退，改以保安隊維持治安;
二，中國方面道歉，並懲罰責任者;
三，實行防共，徹底取締抗日組織及抗日活動。
協議也要求日軍退回到原駐防地。然而，日本軍部及內閣急於擴大戰爭，視停戰協議如廢紙，因而有了協議後，雙方依然衝突不斷。
宋哲元在16日下達了一份29軍作戰一號命令，但內容較空疏，也未真正落實。這期間，和談仍在緊鑼密鼓地繼續。
對於宋哲元遲遲不離開危機四伏的天津，未遵命赴保定，以及平津和談內情未及時報告中央，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在日記裡寫道：“似不加深究為宜，使其能負責也。”可見蔣介石對平津局面也無力掌控，只能等待宋哲元在那邊與日方周旋的結果。
此時，29軍內部也意見不一。37師師長馮治安主戰，38師師長張自忠主和。日本人和漢奸則到處傳播謠言，稱日軍只打37師，不打38師，以期造成29軍內部分裂。面對內部的意見分歧，宋哲元沒有明確支持某一方，只是讓張自忠繼續進行和談，馮治安繼續嚴守北平。
19日，宋哲元前往北平。張自忠則在這天晚間與日方達成一個新的協定（史稱《香月細目》），主要內容為：
一，排除妨害中日合作之人物;
二，彈壓共產黨;
三，取締排日之機關團體及各種排日運動與教育;
四，從北平城內撤走第37師。
這是一個秘密協議，其中關鍵性的內容當時未對外公佈。
宋哲元回到北平，部分撤除了北平的防務，並致電中央，稱和平有望，請已至滄石一線的中央軍止步甚至後撤，以此向日方表達和平誠意。日方逼迫撤換駐北平各處的馮治安37師，宋哲元表面答應將其與趙登禹的132師換防，但考慮到這一移動關係到北平的安危，便故意拖著不進行。
一位日本武官本以為宋哲元會在兩三天內會將37師調走，一問，宋哲元卻說，天氣太熱了，過一個月再說吧。把日本武官氣得直瞪眼睛。
儘管宋哲元希望緩和中日兩軍緊張的對峙形勢，沒想到日軍經過20天的兵力和器械運送，已做好了包圍北平、進行大戰的準備。日方於7月26日下午，向宋哲元發出了最後通牒，限29軍於27日午前撤走盧溝橋、八寶山的守軍，28日午前撤走北平西苑的守軍。真是明火執杖，公然要接管北平。
宋哲元早就向中央表示：“一定本中央之意旨處理一切，喪權辱國之事決不去做。”也曾對公眾表示：“凡事以國家為前提。”面對日方毫無信用，氣勢洶洶地發出最後通牒，宋哲元如夢方醒，終於下定決心，要與日軍拼死一戰。27日，他通電拒絕了日方通牒，宣言自衛守土，並電請中央速派兵增援。蔣介石覆電指示宋固守北平三天。
自7月7日以來，中日雙方一直處於小規模的衝突中，而到28日，雙方大規模的戰鬥打響。由於武器裝備落後，29軍在戰鬥中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中南苑戰鬥中，趙登禹、佟麟閣二位將軍壯烈殉國。
在日軍猛烈的進攻面前，宋哲元意識到29軍難以守住北平，於是召集屬下商量對策。張自忠提出自己可以繼續與日軍談判，宋哲元於是臨時委任他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留在北平;自己則率29軍撤往保定。
隨著29軍撤離，平津很快陷落。此後，宋哲元為此深感壓抑。有輿論認為他前期一味和談，貽誤戰機;後又一戰即潰，未能堅守。一些輿論還把平津失陷歸咎於他。
據王世傑日記記述，蔣介石此後曾“以彼在過去兩年間處境甚窘，亦殊煞費苦心”，建議大家對宋哲元最終在平津的退卻予以寬恕。客觀地說，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宋哲元已在平津一帶與日方周旋數年，他的對日“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策略，其實對於保衛華北還是起了很積極的作用的。
此後，宋哲元曾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司令，轉戰各地，繼續抗戰，直至三年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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