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報刊爭鳴，落實“雙百”方針
報紙雜誌，是毛澤東判別風向，引導時事的一個很重要的抓手，也是他很得心應手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讀報紙雜誌，很注意一些帶有學術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適的，他總是推薦，甚至修改，或為其他報刊轉載代擬編者按語，以期在思想學術界發生影響。這類閱讀，事實上是他指導和促進理論學術建設，落實他在1956年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繁榮科學文學方針的具體舉措。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引起學界討論，大多不贊成周的觀點。毛澤東關注到此事，找來一些文章閱讀，發現1957年初《教學與研究》發表的王方名的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觀點相近，遂提議把王方名的三篇文章匯成小冊子出版。事後轉告周谷城：他的觀點並不孤立。為了推進這場邏輯問題的學術討論，1957年春天，毛澤東還幾次同有關人員進行研究座談。第一次是3月15日，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參加座談的有康生、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等思想宣傳工作方面的負責人，足見其重視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報》幾位負責人和有關人員談報刊工作，同時也談到邏輯學的討論情況。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請周谷城、王方名，還有金嶽霖、馮友蘭、鄭昕、賀麟、費孝通等學術名家，到中南海專門討論邏輯問題，讓大家暢所欲言。大國領袖，為討論邏輯問題，用力如此之深，或許僅毛氏一人。他此後提出把近幾十年來中外邏輯學著述，和近年以來邏輯學討論文章，彙編成系列出版，即發端於1957年的這場討論。
1957年初，在推動文藝界貫徹“雙百”方針的過程中，毛澤東在不同報刊上，讀了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李希凡對這篇小說的評論文章，讀了鍾惦棐《電影的鑼鼓》，讀了陳其通等四人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讀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記》以及越劇演員範瑞娟的生活隨筆《我的丈夫》。對這些引起爭論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發給一些人閱看，或在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感，有鼓勵，有建議，有辯護，有批評，態度鮮明。這種做法，對活躍文化界氣氛產生不小影響。
1957年春天，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隨即讓《人民日報》轉載，並把題目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擬編者按語，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這對推動科學界貫徹“雙百”方針，正確處理學術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毛澤東讀後，深有同感，多次宣傳該文觀點。2月23日，他同秘書林克談到當時史學界關於為曹操翻案的討論，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應該恢復名譽。這期間，他還和老同學周世釗講，為曹操翻案符合歷史唯物論觀點，但周世釗認為曹操人品不好，不該為他翻案。5月10日，他又專門致信周世釗：“上次談話未暢，歷史唯物論觀點講得不透，可以再來一談否？”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史學界於1950年代末就如何評價曹操等歷史人物進行了深入討論。
1960年11月，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寫的《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提出讓《紅旗》雜誌予以轉載，並代《紅旗》雜誌編輯部給作者們寫信說：“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瞭。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些教師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又寫出《再談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一文，發表在《紅旗》雜誌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澤東讀到姚文元《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和金為民、李雲初《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商榷》兩篇爭鳴文章，遂讓中宣部把兩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冊子，發給來京參加京劇現代戲會演的人員閱讀。毛澤東還為這個小冊子寫了一個按語：“文藝工作者應當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1965年7月，毛澤東讀到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真偽駁議》手稿。郭沫若此前發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提出傳世的《蘭亭序》書帖不是王羲之真跡，乃後人偽託；高二適不同意，認為傳世的《蘭亭序》確實是王羲之真跡。大概是礙於郭沫若的名聲，有人不主張發表高二適的文章，毛澤東得知後，隨即表示：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之於世。同時致信郭沫若：“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高二適的文章在這年7月2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蘭亭序》真偽的學術大討論。郭沫若寫《〈駁議〉的商討》一文答辯，發表前也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清樣上改正了一些錯排字，有的地方還做了批註，覆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毛澤東通過廣泛閱讀，關注和推動學術討論的事情，還有不少。諸如：在文藝方面，有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新體詩歌的發展方向問題，繪畫藝術是否可以使用裸體模特兒的問題；在歷史方面，有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期問題，農民戰爭推動歷史進步和地主階級的讓步政策問題，商紂王、秦始皇、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在哲學方面，有老子的哲學是主觀唯心主義還是客觀唯心主義的問題，矛盾的同一性及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問題；在自然科學方面，有遺傳學領域的李森科學派和摩爾根學派的爭論問題。這些，都未及詳述。只從上面所述幾件，毛澤東的學術興趣之廣，就已經讓人有些驚訝了。其落實“雙百”方針之誠，似也在不言之中。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5年第11期，作者：陳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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