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 麥肯錫諮詢公司：Li-Kai Chen，Emma Dorn，Marc Krawitz，Cheryl SH Lim and Mona Mourshed
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社會與經濟進步的前提。然而，對於什麼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教育界一直以來都在爭論不休。麥肯錫發佈過兩份相關報告，一份是關於全球最佳的教育系統（2007年），另一份是關於進步最顯著的教育系統如何更進一步（2010年）。在這兩份報告中，我們調查和分析了什麼是最好的教育系統，以及如何才能持續進步。本報告將研究重點從教育系統層面的表現轉向學生層面的表現。我們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管理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 (PISA)數據為基礎，採用高級分析和機器學習方法，分析數據並尋找答案。自2000年起，經合組織每三年都會對全球15歲學生進行數學、閱讀和科學三個學科的測試，同時也對學生、校長、教師和家長從社會、經濟和態度方面進行調查（見圖1）。
基於這些豐富的數據資料，我們分別對五大地區（亞太、歐洲、拉丁美洲、中東及北非、北美）撰寫了報告，綜合分析影響學生表現的驅動因素。亞太區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納入了2015年的PISA調查。為便於分析，我們將該地區按照學生成績劃分為三組：亞洲優秀組，包括中國內地（具體指北京、廣東、江蘇和上海）、港澳臺地區、日本、新加坡、韓國和越南；大洋洲組，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亞洲發展組，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亞洲優秀組評分較高，但曲線平緩；大洋洲組總體表現良好，但分數趨於下滑；亞洲發展組正在不斷進步，但速度較慢，基礎薄弱。
本次研究之意並非為提升整個教育系統勾勒出路線圖，我們在2010年的報告已涉及過這一主題，當時我們提出了若干干預措施，旨在幫助教育系統實現從較差到中等、到良好、再到優秀的飛躍。本報告將著重分析影響學生成績的四大關鍵要素，即:學生心態、教學方法、信息技術和學前教育。具體來說，本報告結果包括如下四大要點：
一，學生心態對成績的影響程度是社會經濟因素影響程度的兩倍。
我們都知道，學生的學習態度和信念對學習成績會有影響。但影響程度究竟多大，以及哪些心態影響最大，一直沒有定論，而這正是我們本次研究的重點。雖然社會經濟因素與學生心態對成績的影響之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我們研究的是不能用社會經濟因素來解釋的學生心態帶來的影響。通過分析PISA數據，我們發現，在亞洲，學生心態對PISA分數的影響程度 (31%) 是家庭環境和人口統計學影響程度 (15%) 的兩倍（見圖2）。這一現象在其他地區也存在，進一步證明了學生心態的重要性。
其中一些心態對成績的影響程度更高。例如，我們比較了“動機校準”，即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識別動機（包括“在完成一項任務時力求完美”，“超越期望值”），和“自我認同動機”（比如“渴望成為最優秀的學生”“, 渴望得到最高的分數”）。比較結果顯示，在2015年的PISA評估中，動機校準的重要性是自我認同動機的四倍。在同年亞太地區的科學測試中，具有高動機校準的學生比只有低動機校準的學生分數高出13%，而擁有較高自我認同動機的學生比較低自我認同動機的學生僅高出3%（見圖3）。
動機校準的影響因學科和學生類型而異。對於大洋洲組和亞洲發展組的學生來說，動機校準影響程度達14%，而在亞洲優秀組的學生身上，動機校準的重要性只有8%。在亞洲發展組中，動機校準對於四分之三來自較差學校的學生影響最為顯著。在該類學生中，良好動機校準心態的作用等同於社會經濟地位升高一個級別所帶來的影響。在這些學校中，比起處在社會經濟最高層四分之一但動機校準弱的學生，處在社會經濟底層四分之一但具備高動機校準的學生成績更好。在亞洲優秀組和大洋洲組中，這一現象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中也尤其明顯，動機校準對他們成績的影響程度是對富裕家庭學生影響的兩倍。
“成長心態”同樣與學生成績之間存在很強的聯繫。在整個亞太地區，具有快速成長心態的學生，也就是相信努力學習就能成功的學生，比那些持固執心態，認為自己的成績不會進步的學生表現更加優異。成長心態對於學生成績的重要程度，在亞洲發展組學生中佔到12%，在亞洲優秀組佔14%，而在大洋洲組則高達20%。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只憑學生的積極心態是不足以克服經濟和社會的阻力，並且研究人員對於教育系統層面的干預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學生心態這個問題也尚有爭議。不過，我們的研究顯示，教育系統層面的干預仍然十分重要，對於家庭經濟最貧困的學生來講尤其如此。在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且調查範圍主要侷限在美國。鑑於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本報告認為各國應儘快開展相關的試驗項目。
二，教師指導和自我探究式學習相結合是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學生分數最高。
學生要想表現優異、不斷進步，就要求學校有優質的教學質量。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難。我們評估了兩種科學課的教學方法，以弄清不同教學風格對學生成績的影響。“教師指導法”：老師解釋並演示科學知識點，提出問題，引導課堂討論;“自我探究式學習法”：學生髮揮主導作用，提出問題，並進行科學實驗。
研究發現，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這兩種方法相結合，多數課程由教師指導，一些課程採用探究式學習（ 見圖4）。如果所有的受試學生接受的都是這種的教學方法，那麼平均PISA分值在亞洲優秀組可提高3.8%，大洋洲組提高3.4%，亞洲發展組可提高1.2%。對於亞洲優秀組和大洋洲組地區，採用這一教學方法相當於增加半年的學習時間。
鑑於當前對探究式教學法的呼聲較高，這個結果可能有些出人意料。我們對此提供了兩個可能的解釋。首先，沒有強大的知識基礎，學生就無法進行探究式學習，而強大的知識基礎要依靠教師指導得來。二是進行探究式教學本來就更難，沒有經過充分培訓、沒有強大資源支持的老師很難開展這樣的教學方式。 更充分的教師培訓、高質量的課程規劃以及來自學校的支持都可以減少這些困難。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探究式教學方法也有優劣之分。例如，解釋如何將科學理念應用於現實情景可增強學習效果；而讓學生自己設計實驗卻可能適得其反。
三，電子教學設備由老師掌控，可產生最佳教學效果。
使用電子設備不是影響學生成績的本因，但也不是提高成績的方法。本報告分析了學生首次接觸ICT（信息通信技術）的時間、在家使用ICT和在校使用ICT對學習成績的影響。在整個亞太地區，6歲前接觸電子設備的學生PISA評分比13歲或之後才接觸電子設備的學生高出55分（社會經濟地位、學校類型和地點因素保持不變）。2015年的PISA科學分數在亞太各國各地區最低403分最高556分，分數差異之大，相當於中間差了一年多的學習時間。家庭經濟情況更好的學生從小就開始接觸電子設備，這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的差距。
當我們詢問這些15歲學生在家的上網時間時，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在亞洲發展組和大洋洲組，適度使用互聯網（每日平均2-4個小時）與學生PISA分數高存在正相關。上網時間超過4個小時，這一相關性就開始減弱；校外上網時間如果每日超過6個小時，則開始呈負相關。但在多數亞洲優秀組國家中，學生每天上網時間超過1小時，其所帶來的積極作用就開始減弱。在亞洲優秀組地區，僅有65%的學生表示每日上網時間超過30分鐘，而在大洋洲則有95%，這凸顯了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
在校使用ICT的影響在各地區之間差異更大：PISA分數範圍從-52到+52，具體取決於硬件類型。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由教師掌控ICT設備所帶來的教學效果最佳。例如，教師在課堂使用數碼投影儀的學生PISA分數要高出52分。相比之下，學生使用臺式機或聯網電腦僅帶來5-15的PISA分數提升（假定社會經濟地位、學校類型和地點等因素均保持不變）。另外一些學生使用的課堂電子設備，如在亞洲優秀組地區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以及整個亞太地區配置的平板電腦和電子書，實際帶來的可能是負面影響（見圖5）。
四．學前教育對學生分數有正面影響，但要注重教育質量和學校類型。
許多研究顯示，優質的學前教育 (ECE) 可提升學生的社會和學術成就，但也不乏對其後期作用可能逐漸消失的顧慮。我們的研究成果與其他研究一樣，印證了學前教育總體上的積極作用。從亞太地區總體情況來看，獲得學前教育的學生在十年之後PISA科學上的分數比未獲學前教育的學生高出21分（假定社會經濟地位、學校類型和地點因素保持不變）。學前教育的影響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首先，亞洲優秀組中PISA成績提升幅度是6分，而大洋洲組是11分（亞洲發展組因數據不足，無法獲得具有統計意義的結果）。其次，亞洲優秀組和大洋洲組中PISA成績最好的15歲學生，一般從3歲就開始接受學前教育。而在亞洲發展組中，成績最好的學生一般是4歲才開始接受學前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各國在學前教育質量的差距。
學前教育的類型也很重要。亞洲優秀組中三個地區（香港、澳門和韓國）家長所提供的數據顯示，接受過正規、系統學前教育的學生分數要顯著高於沒接受過正式學前教育或者完全沒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學生。
數據表明，政府應繼續強調學前教育，且應該密切關注學前教育的質量。我們清楚本研究結果同樣存在著侷限性。無論一份調查的範圍多麼廣泛，設計多麼合理，我們都不能期待只從這一份調查中就找到所有的正確答案。本次調查中存在著一定量的因果關係指向，抽樣規模，缺失變量以及非線性關係等方面的考量因素。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通過制定詳細調研日程、開展縱向實驗才能得到解答。雖說存在這些侷限性，但是我們相信，本次調研結果還是為了解學生成績的影響因素提供了重要參考。我們希望本次研究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有助於亞太地區的教育專家改善教學質量，幫助學生取得應有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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