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高祖武德七年始，每逢重大節日或皇帝生日，朝廷都會舉行“三教論衡”，道儒佛三家都要派出代表與他人辯論本家經意。在高宗顯慶三年春的一次論衡中，佛教的高僧惠立與一代名道李榮，針對“道生萬物”的命題展開了辯論。惠立發難說：“道生萬物，此道是有知還是無知？”李榮對答：“道為天地之法，怎能是無知呢？”惠立抓住契機，質問李榮：“既然道是有知的，那他就應該只生善人，為什麼還要生出惡人呢……既然道不辨善惡，應該是無知的；既然無知，它又怎麼能生出萬物，怎能成為天地萬物效法的榜樣呢？”一代道門大家在“道生萬物”的問題上被釋教逼得啞口無言。
“道生萬物，此道是有知還是無知？”（資料圖）
在道教的宇宙生成觀中，著重強調道生萬物說，認為天地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道派生出來的。道祖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基於此，人們便以自然界中的雄雌相合、相生做類比，為此恍恍惚惚之道賦予了母性解讀。道祖亦有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這為道之母性說提供了更加具體的思想來源。
但正像是惠立和尚的反問，如果道是天地萬物的母親，具有慈悲的母性特徵，那她為什麼還要生出惡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明辨道的根本是什麼。
老子在《道德經》中首次提出了道的概念，其認為道並不是一個可以明確描述的實體，而是蘊於萬物之中的某種虛空狀態。大道所具有的生化功能，也並不如同母子間的生育關係，而是化生。道的母性說，只是一種比喻方式。從根源上講，道本身並不具備任何生的特質，萬物是可以自本自生的。道教認為萬物自生的過程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規律無法生出萬物，萬物卻是規律（即曰大道）的派生。因此而言，道是對世界百態的一種高度抽象性概括，並非是指在天地萬物之上還存在一個具有神明意志的道。把道擬人化，甚至賦予其具體的人格，由此也就落進了道生萬物時是否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語言陷阱。
《清靜經》開篇寫道：“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大道不但無形無相，而且無名、無情，在其孕育之下，天地乃分陰陽，一陰一陽才是萬物得以生成的根本。既有陰陽，便有正邪善惡的對比。但萬物有別，究竟孰對孰錯？是非與對錯，本是人類社會對自身文明準則的描述，這也就決定其只能在人文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判斷價值。我們無法根據人類社會的準則，去認定一隻肉食動物的獵殺究竟是善是惡，這本是其天性的自然展現。我們也沒有必要對食物鏈底端的動物產生過多憐憫，其在被獵殺的同時，卻也保持了高繁殖率，這同樣也是大道自然的運化結果。站在人道的角度去批駁自然之道，這一行為本身便不合道。
站在人道的角度去批駁自然之道，這一行為本身便不合道。（資料圖）
道祖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意指天地間的廝殺掠奪與慈愛忍讓本是共存的，彼此間的消長存亡共同構成了宇宙間的平衡法則。“道生一，一生二”，講述的是天人宇宙從混沌到陰陽肇分的狀態，陰陽之氣的相互制衡就體現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當陰陽相沖，又得和氣，於是謂之“二生三”。《易經》有曰：“孤陰不生，孤陽不長。”陰陽本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氣，唯有彼此發生交感——即相沖——才能具備孕育的功能，由此才有了“三生萬物”的前提。
老子在《道德經》二十五章提出了“（道）可以為天地母”的概念，這句話是需要結合整篇五千字來理解的。天地，在道家哲學的概念中已屬於有形有相的物質世界，乃是“有名”。《清靜經》中提到“天清地濁”“男清女濁”，天地、男女不過是陰陽二氣的具體表現，所以“天地母”便是在探討陰陽二氣的根源，是從二返一、從一返道的過程。道為天地母，講述的正是從一氣元始，分化為二氣陰陽，再到和氣以生化，於是就有了男女可生人、陰陽可生萬物的自生自化的亙古規律。在此基礎上去解讀道的生化，才能比母性說做出進一步的提升，而非只是把道生萬物侷限在人的意識中，否則無疑是把道化的狹隘化了。
大道生化對人間母性概念的超越，還在於其“功成而不居”。萬物之所以能夠自化，是因為各自稟賦了道性——即其本身具有陰陽和合而自生的特性——但此道性並非道賦予的，而是萬物生來既有的。老子曾以人類社會中的君主之道作為對至道的類比，其提到“以百姓心為心”“藏天下於天下”的治國之理，把萬物之道歸結於事物的自我本然，由此才可推論出大道無為的特性。相比之下，舐犢情深的母性雖然也是道的體現，但此道仍只是大道在某一方面的具化，並非是可以囊括一切的至道法則。
道祖曰“（大道）生而弗有，為而弗恃”，為道之士修行的目的是與道和真，第一步便要學習入大道不貪不著的心志。無為且不居功，長存且永不朽，其還會在乎螻蟻之士的有知、無知的評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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