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內市場對於央行和財政部的“隔空喊話”尤為關注。其實在海外，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這兩大超級央行從來沒有停止過與財政的較勁。
美聯儲一度孤軍奮戰
2007年，次貸危機發酵。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轟然垮臺。美國政府在2008年10月推出總額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幫助整個銀行業脫離困境；同年11月，美聯儲推出了第一輪量化寬鬆（QE），即通過購買國債、MBS等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且將利率降至0附近，此後總計三輪QE持續到2014年10月才陸續退出，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7000億美元附近擴張到4.5萬億美元。
此後幾年，美國的財政政策在赤字率的包袱下顯得寸步難行，而危機時作為“最後貸款人”的美聯儲，仍然在肩負推動經濟復甦的重任。到頭來，美聯儲卻成了眾矢之的，被指責因推出QE而推高了資產泡沫，導致儲戶存款利率受到侵蝕、加劇了貧富差距。
對此，在危機期間掌舵QE政策的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可謂一百個不服。因為當利率降至零後，美聯儲的迴旋空間著實無幾，唯有依靠財政發力。在2014年離任之際，伯南克還不忘抨擊財政政策過於緊縮，並稱其“影響了經濟復甦，而且還是適得其反”。
此後幾年，美國經濟復甦始終十分緩慢。伯南克並非不理解財政政策的難處。他早前也提及，“我們不應該忽視，財政政策往往會受到政策、意識形態和財政空間的束縛，導致財政工具無法保證靈活、及時使用，這也是為什麼貨幣政策總是首先發揮作用，來應對短期經濟不穩定。”
但他所在意的是，近年的經驗顯示，財政政策可以在經濟嚴重下行時提供一些支撐，就比如美國在2008年、2009年時。他也在自傳《行動的勇氣》中寫道，他認為華盛頓的其他決策者應該在促進美國經濟增長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擴大修路等方面的聯邦基礎設施項目支出有助於提升美國經濟的生產率，並且能夠立即創造就業崗位，讓人們重返工作。
此外，美聯儲在美國國內市場遭到各方的敵意，被認為催生了資產泡沫、加劇了不平衡現象。美股的狂飆突進就是一個話柄。
“那些2009年還在懷疑牛市可持續性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一點——永遠不要和央行對著幹，這也是業內的金科玉律。”華爾街某大行風控主管馮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一路膨脹，似乎股市已經沒了不漲的道理。2017年3月9日，美股迎來了牛市8週年，標普500指數從危機時的最低點666點暴漲到當時的2372點左右，8年漲幅高達256%。
對此，伯南克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及，貨幣刺激“並不一定會增加不平衡現象”，積極的就業增長是至今貨幣政策變化對不平等現象產生的最大影響。伯南克相信，一個更加健康的就業市場是抗擊貧困的最佳武器。
同時，他也認為，美聯儲的QE政策不僅僅只利好股市，也支撐了此前潰不成軍的房地產市場。股價高企固然可能會滋生不平等現象，但房價的回升也減少了不平等現象，“因為房產代表了62.5%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富。”
同時，他也提及，不平等現象是一個非常長期的趨勢，是由深層的結構性變化導致。例如全球化、科技進步、人口變化、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改變等，“貨幣政策影響是暫時且溫和的。貨幣政策如果處理得當，會為經濟穩定、繁榮創造更多動能。”
當然，伯南克從來沒有否過一點——貨幣政策是一很生硬（Blunt）的工具，尤其是當利率已經降到零後就更加被動，“但在華盛頓，只有美聯儲一家在孤軍奮戰，雖然我們的工具不盡完美，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他當年稱。
但頗為令人費解的是，如今在美國經濟全面擴張之際，美國的財政刺激卻開始大行其道，儘管目前企業資本支出、盈利大超預期，但這一過度順週期的政策令眾多機構擔憂未來美國財政或不堪重負。
歐元區的財政窘境
比起美國，歐元區面臨的貨幣、財政之間的矛盾更為嚴重。歐元區只有一個央行——歐洲央行，卻沒有統一的財政，這就讓央行更加力不從心。從經濟數據也可以看出，如今歐元區的復甦遠不及美國，核心通脹率徘徊在1%，遠遠不及2%的目標。
於2014年初正式宣佈實施QE的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幾度表示，進一步釋放流動性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大縮減，如果沒有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配合，經濟復甦可能也只是“紙上談兵”。
回顧應對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的過程，歐洲央行是絕對主力，這主要是因為歐元區實行著一套財政紀律，即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債務水平不得超過GDP的60%。
隨著希臘引發的歐債危機的爆發，為救助主要買單的德國開出的條件就是要財政緊縮，削減不必要的開支，嚴格遵守3%和60%的紀律，否則就無法拿到“救命”貸款。隨後，希臘、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等國債承壓的國家，都紛紛採取了財政緊縮措施。
此外，歐洲央行的QE甚至在推出前很長時間遭遇了極強的政治阻力，尤其是來自德國，因為德國認為央行的QE政策承擔了財富再分配的作用，而這是財政政策的範疇，因此也有政客質疑歐元區QE的合法性，這也導致歐元區的復甦遠遠慢於美國。
直到2014年3月QE正式啟動後，德拉吉開始不斷意識到緊縮的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不斷呼籲經濟復甦需要財政擴張政策的配合，否則無異於被困在了“流動性陷阱”中。不過至今為止，德國等仍然是財政擴張的政治阻力。
此外，結構性改革也是德拉吉始終呼籲的。諾亞財富首席研究官夏春此前也對記者表示，“歐元區需要進行改革，建立高效的銀行體系，形成歐元區財政聯盟，但這要求歐洲的政客們解決許多政治上的衝突。如果改革成功，就能在區域內形成一個真正的風險共擔體系。一個合理的區域範圍的財政政策，結合歐央行的貨幣政策，才能夠刺激經濟增長。”
貨幣、財政能否協調？
眼下，關鍵問題就在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否協調？
美聯儲來是全球最為獨立的央行，任何外部的壓力都無法改變其實現法定的終極目標，即維持價格穩定、充分就業。
例如，上世紀80年代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為了實現抗擊高通脹的法定使命，大幅加息導致美國經濟一度在衰退裡掙扎、破產企業翻倍，失業率創1940年以來最高，這也導致任命沃爾克的卡特總統在1980年的大選中因穩增長不力被裡根擊敗。不過最後事實證明，沃爾克的正直和堅持是正確的，“你的目標足夠明確、力量足夠強大，之後你會經歷多年的增長。”沃爾克稱。這一例子似乎說明了，貨幣政策不能遷就或迎合財政或政治任務。
不過，伯南克此前也就協調給出了另一個見解。在他看來，第一，協調的目標應該與央行的法定使命相契合，即價格穩定、充分就業，而這如果必須通過協調來實現，那就應該選擇協調，而不是一味地拒絕協調從而導致央行無法實現使命。
他還補充道，“相反，如果協調的結果會與央行的法定使命不一致，那麼就不應該協調。尤其是，以提高通脹為目的的財政、貨幣協調，除非是萬不得已，最好不要考慮，除非央行已經認為靠一己之力無法實現通脹目標。”
其次，伯南克認為，央行必須要持續評估上述第一個條件是否能得到滿足，並保持在任何時候都能停止協調的權力。“短期的貨幣、財政協調固然對實現政策目標十分重要，但也只有有原則的協調才能在長期有利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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