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桑梓
甘肃举院兴教图强
西关什字，兰州最为繁华的闹市，每天人流如织，车如长龙，展现着这个现代都市的勃勃生机。然而，就在西关什字的兰大二院内，却有两座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古建筑，安静地观望着人生过往和世事沧桑，它们雕梁画栋的身姿，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
它们就是兰大二院院内的甘肃举院至公堂和观成堂。甘肃举院，严格意义上应该叫甘肃贡院。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建立的一座贡院，是中国最西部的一座贡院，也是全国唯一一座与黄河为邻的贡院。
甘肃举院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大体平定西北战乱后，为恢复经济、凝聚西北人心、重振西北文脉而修建的。就甘肃举院的应试考生而言，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甘肃一地，而且涵盖了今天新疆东部、宁夏、青海。可以说，甘肃举院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最高学问殿堂。
不过，甘肃举院修建可不容易。当时，西北各地经历长期战乱。左宗棠发现甘肃出的武将很多，而文人却不多。究其原因，就是西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说：“甘肃府、州、县，距陕(西)近者平(凉)、庆(阳)、泾(川)、巩(昌)、秦(州)、阶(州)两道约八九百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迤西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西宁遍北宁夏远或两千余里。至肃州(酒泉)、安西一道，则三千或四千余里，镇(西)迪(化)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当时，甘肃各地考生要到陕西三原参加考试，路途遥远，许多学生要提前半年出发，即便这样，由于路途遥远，花费甚巨，仍有大批学生不能参加陕西三原的陕甘乡试。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陕甘分省已有两百年，但甘肃考生一直在陕西赴考。甘肃举院修建之前，有3000人参加陕甘乡试，而甘肃学子(大甘肃，即上述四地)仅仅600人。甘肃举院建成后的首次甘肃乡试，有2700人参加。
为解决这些问题，左宗棠向朝廷上书要求陕甘分闱。同时，甘肃士绅也联名上书，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台曹炯、吴可读等人更是多方奔走，筹集资金50万两白银建立贡院，解决了甘肃学子参加考试的难题。
甘肃举院建成后，纵140丈，横90丈，筑城垣，内建棘围。举院西南角开贡院门，进门北行为大门，大门左右两侧设点名厅和搜检厅，进大门，自西朝东，沿中轴线分布有龙门、明远楼、至公堂、观成堂、衡鉴堂、雍门、录榜所。明远楼两侧建南北号房，一次可容纳4000名考生参加考试。
可以这样说，甘肃举院的建成，是继明初大移民后，甘肃(即上述四地)本土文化兴盛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为甘肃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废除科举制度后，这里依旧是甘肃接受近现代教育的大本营。
实业救国
甘肃近代工科教育从这里起步
作为甘肃近现代教育的发轫地，这里先后设农业试验场、甘肃劝工厂、甘肃农矿学堂、甘肃官报局、甘肃督垦总局、甘肃高等巡警学堂。民国初期，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移设贡院，逐渐发展成立兰州中山大学、甘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等新式学堂。同时移入甘肃制造局，甘肃省立工艺学校（甘肃工业大学前身，2003年更名为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等机关学校。
这其中，甘肃省立工艺学校由甘肃临洮名士牛载坤（1886－1934年）创立，开创了甘肃近代工科教育的先河。他自幼勤奋好学，考取清朝狄道（临洮）廪生，后考人甘肃文高等学堂，1909年新疆巡抚保送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测绘等专业。回甘肃后，牛载坤以顽强的毅力、开拓者的创业精神，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实践中。
牛载坤
1917年，牛载坤在甘肃筹办手工传习所（所在地原名万寿宫街，后改名中山街，随后又改为励志路，今称通渭路），设毛编、制革、地毯三科，由外地聘请教师、技师，招收本省学生培养。一开始用手工制作，后购得日本织袜机、织衣横机，逐渐向机械化过度。1919年5月，甘肃省署创办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后改名为甘肃省立工业学校，牛载坤为首任校长。
西北贫穷落后，牛载坤和一些有志之士主动向先进地区学习，广开眼界，开展实业建设和教育事业。1913年，牛载坤在兰州集资创办“正本书社”（原址在今张掖路），让 “民主”与“科学”开始在闭塞落后的甘肃传播。时任《大公报》记者、《西北丛编》作者林竞，在与牛载坤作采访交谈后，赞其为“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家”。1916年，他担任首任甘肃教育会长，在主要县份共办起八所师范学校，培养年轻教师，先后创办“树风学校”、“陇右公学”（现兰州第八中学），著有《五十年来中国之毛业》《水利之研究》等。
左宗棠在甘肃首创“甘肃织呢总局”，牛载坤任坐办（即副经理），与兰州的能共巧匠一同研制了脚踏纺线车，当时织出的黄色呢子和驼毛毯风行一时。由他兴办的济贫工厂，实行以工代赈，组织贫民特别是妇女开展纺毛线、织毛衣毛袜，后扩大到织毛巾、栽地毯、褥子、做肥皂，救济难民两千余人。
1933年，牛载坤任民勤县县长期间，积极开办学校，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沙固田，放粮赈灾，发展生产，倡导妇女放足，学习纺织。因其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深受当地民众爱戴。牛载坤为人刚正不阿，同情民众，1934年6月被军阀马步青杀害。
筚路蓝缕
甘肃近代工科教育艰难前行
1920年，同样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甘肃榆中县人水枏（1892—1958）继任甘肃省立工艺学校校长。水枏1914年毕业于甘肃省立高等学堂，1915年被报送进入北平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化学工程。五四运动中，他曾担任学生代表，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五四运动后，为避免迫害，水枏被甘肃省署派往东南各省及日本考察实业。
水枏治理这所学校长达23年（1920—1943），为甘肃近代工业职业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先后编写了《日本实业考察记》《理论实验肥皂学》等专著，创办了陇右化学实验社，从事制皂、制革、造纸、火柴制造等，所产“新新条皂”、“新新药皂”深受兰州人民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水枏主动交出榆中老家的土地，踊跃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曾当选为兰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兰州市工商联委员、兰州市社团财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后担任兰州市房产局副局长。
因当时的教育管理混乱，从1919年至1944年的25年间，学校曾更名7次，1944年确立为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兰州工校）。从创建起，校址即采取借用和租赁的方式，1919年借甘肃教育会原址首办第一个班——编毛科，1927年租用兴文社房屋一院，直到1936年，属于学校自己的校舍在萃英门甘肃举院终于落成，占地17.6亩，各类校舍253间。
当时甘肃中等专业系统仍然是“多随部令”，因国内时局而动。兰州工校的学制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初级三年制，招收小学毕业生或从事相应职业而具有相当程度者；另一种是五年制，招收小学毕业生，毕业时相当于高中毕业生；再一种是高级三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前一种传以较简易的生产知识技能，后两种授以较高深的生产知识技能，培养管理工厂的中级技术人才。这个“新学制”基本沿用到新中国成立时。
学校专业从简易实用逐步走向规范成熟，先后设立各级各类编毛科、化工科、肥皂科、纺织科、制革科、机械科、土木科、电讯科等，主要侧重于轻工业，并随产业需求而变。由于战乱不断，阻碍了学科的稳定发展。课程方面，普通课程基本上是“通才教育”，大体上是党义、数学、国文、英文、博物、物理、化学、乐歌、军训、童训等；专业课程则分科设置，教材由授课教师自编，学校刻印为讲义，供学习使用。为了达到实操的教学目标，学校设有机械、纺织、化工3个工厂。各厂均配备基本的手动、电动机械，后又成立营业部、织褐部等。
当时的教育资金严重短缺，教学仪器设备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有土木仪器41种，理化仪器数箱及部分体育器材、军训步枪和简单医用器械。工厂设备包括车床、钻床、炼铁炉、木样翻砂、提花机、纺织车、铜轮机、切片机、出条机、皮革压光机等100余台（件），有各类图书资料等500余册。
学校规模与师资队伍经历了有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班级从1919年的1个教学班发展到1949年的19个，每班20—40人不等。教职员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达54人，其中专任教师38人。兼任教员中，比较有名的有城市规划与建筑大师任振英，时任甘肃教育厅厅长的赵元贞等。值得一提的是国文教员王耕山。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王耕山代表甘肃去京参选，曹锟的爪牙用银元3000—5000元的巨款购其选票而不为所动，时人称赞曰“王铁汉”。
爱国，从古到今，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学校中共地下党员阎伯玉、吴濂担任机械课程的教学，张学孝教授国文课。他们以教员身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均属单线联系。学校教员与学生在爱国进步的思想引领下，曾多次参加示威游行。1923年5月9日，参与要求北洋政府废除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活动；1932年11月15日，参加甘肃学院等7校发起的罢教索薪运动；1949年6月，学校师生积极配合解放兰州战役，在地下党员的组织和策划下，展开护校斗争，从而保护了校产。
抗战爆发后，随着工厂内迁，资金转移，兰州地区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之一，这为甘肃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兰州工校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与扩展，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实业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为各生产部门提供了具有技术专长的新型劳动力，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工读结合的教学模式，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者，实业教育的兴起与新思潮相融合，对于瓦解传统观念与封建生产方式，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实业救国，教育兴国，始终是兰州工校的不懈追求与优良传统。从1919年至1948年的30年中，学校累计编班54个，毕业学生1500余人，其中进入工厂开发农工等业及从事小手工业者约占三分之一。在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熏陶下，学校教员和学生秉承公心，历经风雨，始终弦歌不辍，在甘肃近代工科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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