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到山西省定襄縣季莊公社橫山大隊第三小隊插隊的。那時候我們曾認真的探討過為什麼叫插隊？不叫排隊？插誰的隊？ “插隊”用北京話說叫“加塞兒”，“加塞兒”那是件特缺德的事。我們終於鬧明白了，人家農民本來排著好好的隊，我們千里迢迢跑來不論前後硬擠到隊伍中加塞兒，故名曰“插隊”。
插到生產隊來了，隊上分糧你分糧，隊上分菜你分菜，隊上記工你幹活，隊上分紅給你記賬，就是記白條，因為隊上沒錢。當時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叫祁黑小，一個典型的晉西北漢子。揹著手對我和許偉說：“走，看看給你們分的自留地去。”猛得一聽，我的腦子一陣發懵，祁隊長不是在說夢話、酒話、昏話、逗我們玩的話吧？許偉是八里莊中學的，因為個矮，在學校就有“日本”的綽號，一直帶到農村來。“日本”問：“什麼自留地？”祁隊長咧著嘴，笑著說：“連自留地都不懂？難怪毛主席把你們送來接受再教育！”
我們大惑不解地問：我們在北京天天批的就是劉少奇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批的就是資本主義路線，割的就是資本主義尾巴。“祁隊長咱們怎麼敢明目張膽地分自留地呢？那不是自己把自己送到槍口上了嗎？”祁隊長笑容未褪，黑燦燦的臉膛上泛著朝霞般的紅光。他一指乾打壘牆上用白石灰水刷寫的大標語說：“咱那不是在批著嘛，但你還得活命啊。去年咱隊上滿打滿算，一個人分了二百二十五斤毛糧，去糠去殼吃到嘴裡也就一百七八十斤，沒有自留地早就餓死狗日的們了！”我和“日本”小聲嘀咕，這些孫子真敢幹，北京大批判火力那麼猛，到了農村竟化為春風細雨了。祁隊長似乎聽見了我們發表的不同政見了，他回過頭來對我們說：“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對的，要先割自己的尾巴。”我們又大惑不解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確實很有必要，為什麼割資本主義尾巴要先割自己的尾巴？祁隊長又咧開大嘴爽朗地笑了，他說：“脫下褲子，割下你狗日的二斤半！”
這地就是你的了，想咋弄咋弄吧
祁隊長領著我們把地界走了一遍說，想種啥你們自己定，收多少都是自己的。祁隊長得意地說，這是全隊最好最肥的一塊地，插根筷子也能長成棵樹。這塊地就是你們的了，想咋弄就咋弄吧！他哼著小曲走了，我們一屁股坐在地頭上，馬上就要春耕春種了，我們種什麼？會種什麼？我和“日本”發自內心地開展了一場革命大批判，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難道真得照不到我們隊這一畝三分地啦？
自留地就像壓在我們心頭的“三座大山”。除了用北京話罵丫挺的，簡直找不出什麼合適的發洩詞了。房東大爺大娘聽說以後，瞪大眼反覆打量我們。
大爺說，那不是自留地，是救命地、保命地。大爺又說了兩句順口溜，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因為裡面也包含著挺深的道理。大爺說：生產隊胡日粗（說大話的意思），打一石報石五；自留地自己收，打一石報三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確實很有必要。
祁隊長給我們當的家做的主，種紅薯。他教我們起壟，作窩。紅薯苗是由隊裡支援我們的，說是支援也是先記賬，收了紅薯再還上。這些活我們都能幹，讓我們徹底“繳械投降”的是擔水，種紅薯要在每個新栽的紅薯窩裡澆上一窩水，而這水要從村裡挑到地頭上，我們那時幹活有的是力氣，但肩膀還是嫩豆腐，一擔水從井口上挑到地裡壓得我們齜牙咧嘴，僅夠澆十幾窩，前十來擔水挑起來還能咬咬牙堅持，越往後，水桶越沉，到後來真是連一擔水也挑不動了。我和“日本”坐在地頭上又大罵了一陣資本主義道路，用我們剛學會的定襄話罵這挨千刀的自留地。最後還是祁隊長動員隊上的幾個壯勞動力幫我們栽種上了紅薯。我們想也不能“義務”了農民同志，跑到供銷社裡買了兩盒一毛七分錢一盒的“白皮”香菸（用白色的紙簡易包裝沒有任何商標）發給大家，他們都高興得像撿了個大便宜，捨不得抽，一邊耳朵上夾一支，說說笑笑地走了。“日本”摸著紅腫的肩頭說，現在才知道，種丫挺的自留地真比打日本還他媽的難！
我們很快就把自留地忘了。誰知道有一天祁隊長黑著臉指著鼻子把我們臭罵了一氣。我們漸漸地把“狗日的們”後面的話聽明白了，原來是因為我們荒了自留地。不就是那塊讓人受苦受累的破自留地嗎？幹什麼跟讓人挖了祖墳踩著尾巴似的？
誰知道房東大爺也像著魔似的，拿他的大煙袋鍋子把我們的炕沿子都敲出一排不淺不深的小坑坑，也罵我們不該荒了自留地。大爺的話說得慢，聽得明白，那自留地是活命的地，那麼好的地，荒了要遭報應的，對不起祖宗。
輿論壓力是夠大的，隊上的社員都戳戳點點地議論我們，彷彿我們犯了欺天大罪。“日本”和我嘀咕，不就是沒和你們一起真心實意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我們很不情願地走到自留地，一看，用現在的流行語說叫大跌眼鏡，我們自留地裡鬱鬱蔥蔥，生機盎然，紅薯剛剛翻過秧子，壟上一根雜草都沒有，地邊上還種著好幾排黃豆、玉米，都長得極水靈，不知道是哪位貧下中農學雷鋒。我想起房東大小子叫張範林唱的那首篡改歌：天大地大不如自留地大，爹親孃親不如自留地親，千好萬好不如自留地好。下面也記不清了，反正是真心誠意地歌頌自留地的。
農民熱愛自留地，勝過老鼠愛大米
有一天，我們突然想起我們的自留地來了，因為哥兒幾個想起吃紅薯來了。胃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脾氣的，於是我們直奔自留地。雖說快一年了我們沒管過自留地，但那地真肥，勁真足，我們自留地的紅薯長得都像玩具娃娃的大腿。大家趕快拔掉秧子挖了幾窩紅薯，粉紅色的皮長得嫩嫩的，擦乾淨上面的土以後，放在嘴裡一咬，嘎巴脆！真叫甜！城裡人永遠吃不上這個時令的鮮紅薯。沒過幾天，房東大爺極其嚴肅又極其神秘地對我說，這兩天隊上正在追查，看是誰偷了北京知識青年的自留地？我們聽他細說“偷案”，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一開始大爺還不相信，後來他終於相信了，眼前就是偷紅薯的賊，監守自盜。房東老大爺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提起大煙袋憤憤地走了。不一會兒，就聽是祁隊長罵罵咧咧地進了院門，撞開房門劈頭蓋臉就是一連串的罵，後來我們才知道，偷自留地裡的莊稼就等於掐人家脖子要人家的命，罪等同於當漢奸。
這句話是祁隊長說的，原來經過1961年這一大災荒年，村裡的老百姓形成了一種觀念，偷公家的，偷生產隊裡的東西不算偷，因為那裡就有你一份，讓人捉住你偷，算你倒黴！但沒人用“偷”字說話，大家都同情你，因為“莊戶人不偷，五穀不收”。你就是運氣差了點。但窮死餓死不能偷老百姓家裡的、院裡的東西，那就叫賊。祁隊長說：“如果真有賊敢偷咱自留地裡的莊稼，我就敢給狗日的掛牌子游街！”
收不收，吃一秋。秋天是農民的季節，也是我們北京知青的好日子。收芝麻，吃得順著嘴兩邊往下流白芝麻汁；收玉米，就在地頭上挖個灶燒嫩玉米吃，啃得每個人都是一嘴烏黑；收豆子，也是找來乾枝條一燒，火一滅，脫了褂子使勁一扇，灰扇飛了，盡剩下焦黃焦黃嘎嘣脆的烤黃豆。
但一想到那塊倒黴的自留地哥兒幾個又發愁了。自留地真是塊神地，那一窩一窩的紅薯拱出地皮老高，老百姓說收個幾千斤紅薯是沒什麼問題了，這著實把我們嚇了一跳。我們真心盼著它少收，最好絕收。一想起要把那一擔一擔的紅薯都挑回家裡，就讓我們後脊樑冒涼氣。那年紅薯長得格外好，一窩紅薯幾十個，比提起一桶水來還重。一擔兩筐紅薯足有一百幾十斤，壓在肩上一步步挪回家裡真是受苦受罪。我們直挺挺地躺在地裡，翻著白眼望著秋日的藍天。“日本”說：“乾脆我們把紅薯賣了吧，可賣給誰呢？”一哥們兒說那就捐了吧，捐給隊上，誰愛要誰要。哥兒幾個的話倒啟發了我，我提議，咱自留地挨著祁隊長家，乾脆“割地賠款”，讓出一半紅薯地讓隊長家收，我們也不能白讓】，另一半紅薯地的紅薯由祁隊長和他兒子幫咱們擔回去。哥兒幾個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這回讓貧下中農接受接受咱們的再教育！
沒想到我剛和祁隊長一說，他連連擺手說那可不行，自留地是半年的糧，我可不能幹那種圖財害命的事。我說我們心甘情願，這僅僅是一種交換，等價交換，懂嗎？況且也餓不死我們，餓了我們就跑回北京了。祁隊長還是連連擺手，連連後退，他說如果那樣的話，他非讓隊裡的人戳斷後脊樑。在我再三請求下，祁隊長突然眼前一亮說，我叫我那狗日的娃把你們自留地的紅薯刨好擔回去，你們留著紅薯秧子也沒用，就給了我們家吧。我們家養著兩頭老母豬，狗日的特別能吃，吃飽了好讓它們下豬娃子。祁隊長還怕我們不同意，特別不好意思地說，那可就叫他佔了大便宜了。我真沒想到，那些在我們眼裡是一點用都沒有的紅薯秧子竟能換來我們肩膀的徹底解放。不喊毛主席萬歲你說喊什麼呢？就這樣，祁隊長心裡總像欠下我們情似的，到最後還是請我們到他家吃了一頓紅薯粉條，吃得我們都連聲說香，以後幾十年總想再吃上一頓純紅薯粉的燉粉條，可從沒吃過那麼噴香的。
一年以後，大隊又有新精神了，把自留地統一收回來，不同的是還按一人二分七釐地的產量分糧，不計算在每個人的口糧裡。誰還關心那些細節？反正我們不再受自留地的苦了，從此以後真的再也沒種過自留地了。四十多年後，想起來還說今後有機會回村裡的時候，一定要到從前的那塊自留地去看看，那也是中國農村的一張老照片，也蘊藏過我們的酸甜苦辣啊！
白頭翁新作《醉裡挑燈談酒》，是一本散文集，共收錄崔濟哲先生二十餘篇以“酒”為主題的散文隨筆。作者借一個“酒”字，實則聊的是歷史和社會。全書是一部文人墨客、帝王百姓的飲酒話史，作者在書中大談酒的源頭、發展、趣聞、傳說，實際上是在回味歷史，剖析社會，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感懷，也是對當下世象的感概，既展現出我國文化的深遠流長，也道出了世界人民對美的追求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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