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館大門，當為韜園朝半邊街的北門，對面為今公園路體育場
盧殿虎（1876-1936）
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開館合影
民國南京民眾教育館的養蜂園
隨著近代中國門戶逐漸對外開放，西風東漸中的社會大眾教育活動開始逐漸地在華夏大地興起。民國初期，江蘇省政府委派同盟會會員、省府第三科科長盧殿虎（後來曾任安徽、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等職），著手組織籌建江蘇省通俗教育館。1915年，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在南京城東南的半邊街（今公園路）韜園舊址正式創建，首任館長為濮祁。這是現代中國設立最早、影響頗大的通俗教育機構。在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的積極推動下，各地隨後紛紛競相效仿，開辦起類似的民眾教育館機構。
1915年公園路建館為“開通民智”
與學校教育職能有所不同的是，民眾通俗教育館主要以“開通民智，改良風俗”為宗旨，進行綜合性的公共大眾教育，傳播科學文化知識，開展社會實踐，藉以喚起廣大國民的意識，不斷提高其整體素質，逐步改善民生狀況，力圖改變當時中國封建社會的愚昧落後面貌。
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的故址，原為清末上海道蔡和甫侍郎的私園——韜園，該園後因主人虧欠公款而被官方沒收。1915年8月，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在此正式設立。該館最初佔地面積20餘畝，所處地帶後來成為南京秀山公園，1927年以後又更名為南京第一公園。有關當局除了對韜園原有建築進行改造外，還分階段地增建了一些新的設施，包括辦公室、電影院、講演廳、茶社及動物園等。另於1930年在館舍北側購得民有基地十餘畝，用於闢建網球場和菜圃等，1937年增建健身房。
該館初創時期，內部設有博物、圖書、音樂、體育、講演諸部，包括通俗講演所、公共圖書館和體育場等設施，組建有江蘇省講演團，開展全省巡迴普及教育。圖書部所藏古籍原先均來自江南圖書局，新的書籍報刊則是後來逐漸添加的。據江蘇第四師範小學1918年編印的《南京遊覽指南》記載，當時人們入館參觀，只需花費“銅圓乙枚”購票即可。而近代文人徐壽卿在1922年出版的《金陵雜誌續編》中亦述：該館西臨金陵城東的楊吳城壕（史上亦名“青溪”），“樹木亭臺，頗為雅緻”；館內陳列物品琳琅滿目，“足以感發人心之思”。其中包括一些動植物標本的解剖展示，諸如“楊梅結毒形狀，惟妙惟肖”；館旁還設有音樂部，定期進行演出，“笙歌管笛，無一不備”。由此不斷提高民眾的科學文化素質。
不過由於民國初期社會動盪不穩、政府財政撥款極其有限等緣故，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的日常工作開展曾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1927年後“南京民眾教育館”影響深遠
隨著北伐軍興的影響，1927年前後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一度在南京地區與軍閥孫傳芳的部隊發生戰事。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館舍隨即淪為兵營。此後不久，民國政府再度遷回南京。江蘇省教育廳在1927年7月遂聘請著名教育家劉季洪為新任館長，“整理修葺，漸復原狀”。
1927年7月，該館先是改名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今東南大學前身）通俗教育館。在館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編訂各項規程，出版發行民眾教育刊物，努力承擔自身使命。
1928年2月，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因為變更為江蘇大學，該館遂改名為江蘇大學通俗教育館。然而剛到5月份，江蘇大學又改稱國立中央大學，該館也隨之改名為中央大學區立通俗教育館。1929年年10月，該館更名為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1930年8月改稱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在此期間，國民政府相繼頒佈了不少相關法規制度，整合調動各種力量和資源，積極實施社會教育活動，通過由教育改造來達到社會改造的基本目的。南京民眾教育館的內部已經設有編輯委員會、總務部、藝術部、圖書部、科學部、教學部、實驗區辦事處等組織機構，包括舉辦民眾學校或訓練班、成立相關的社團組織等。如1929年就成立有民眾劇社，1933年又重新成立了大眾劇社。通過靈活多樣的方法途徑，開展公民文化普及工作，實施衛生、健康、休閒、家事教育以及生計技能培訓、社會調查研究等活動，先後編輯出版了《民眾教育季刊》《民眾教育週刊》以及相關叢書；通過設立大中橋教育實驗區，不斷推廣已有經驗，開展識字掃盲、宣傳培訓，因此產生了比較積極的社會效果。
該館因為地處南京第一公園，內部曾設有植物園、養蜂園，並且飼養兔子等，以供人們觀察瞭解、培育養育技能，同時還開展理化研究、蔬菜種植試驗等；該館的閱覽室、遊藝室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民眾讀書、看報、弈棋，學習國術及演奏技藝，藉以豐富自身素質，改善不良習慣，陶冶個人情操。
該館將藝術教育完全作為休閒教育來抓，經常開展新興音樂、戲劇、話劇表演，定期播放電影、舉行遊藝活動和民眾賽事等，“寓娛樂以感化”；甚至還進行傳統武術（時稱“國術”）表演等；因此平日館內時常人頭攢動、人滿為患。當時人們稱讚該館：“實乃啟民眾新智育之一新寶庫也”，“而屋宇建築之宏敞，花木點綴之清幽，前迎鍾阜，後枕青溪，修竹千竿，亦風景中之最佳勝者”……
另據1930年代出版的《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概述》《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等文獻記載：當時該館佔地面積已達30餘畝，計有大小房屋54間。館舍不僅包括辦公室、劇場（講演廳）、教室、科學陳列室、藝術陳列室、書刊閱覽室、藏書庫，甚至還有民眾茶社、攝影社、消費社和診病所等。僅館內圖書部典藏的圖書就達5116種23690冊、中文雜誌382種5447冊、報紙128種、縣誌57種，並且配置了兩輛流動汽車圖書室，方便街頭巷尾的市民閱讀。該館另外還保存有藝術陳列品1200餘件、工藝織錦及雜品250種、科學標本421件、農副產品43件、實物模型147件、儀器143件、器械（具）1349件、樂器202件、兒童玩具160件等。由此可見，南京民眾教育館在當時就已具備了一定的規模。
該館內的工作人員包括教員、編輯、書記、相關門類指導員、圖書管理員、會計及其領導共計30餘人。像當時享譽金陵的戲曲名流甘貢三、周麟甫，還曾分別擔任該館的崑曲指導和京曲指導，而國立藝專的教授王子云，則被聘為駐歐洲法國的通訊員。
九一八後宣傳抗日反響頗大
1932年3月朱堅白正式接任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館長一職（後續繼任者分別為趙季俞、唐道海），他與該館同仁在金陵南郊西善橋一帶，設立村民教育實驗區，致力於將公眾教育由都市城區推廣到整個鄉村，進行鄉村文化和農民生活方式的改造，著手改善廣大農村教育落後和人員素質低下的面貌。1933年，南京民眾教育館再將金陵城東南一帶設定為基本施教區。1934年又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倡導開展的“新生活運動”，在社會民眾教育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為了促進少年兒童一代的健康成長等，南京民眾教育館除了開展相關的普及教育、掃盲識字、婦女看護與縫紉訓練、防疫注射、農事展覽、指導植樹等外，還舉辦過兒童健康比賽。1936年5月10日，就有一個名叫夏寧成的當地兒童，經過層層評比遴選最終榮膺“南京小孩”的稱號。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我國東北大片土地相繼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廣大民眾深受專制奴役壓迫。東北義勇軍因此憤然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軀與強敵展開了殊死拼搏。為此，南京民眾教育館適時組織相關的文藝演出等活動，積極聲援東北同胞抗日，不斷喚起廣大民眾的思想覺醒。1933年4月下旬，該館通過發動社會各界，徵集到戴季陶、徐悲鴻、陳樹人、張書旂、胡小石、潘玉良等社會名流的字畫作品200餘幅，通過公開展覽售券抽籤的方式，將募集到的資金接濟這些將士忠勇抗日。此外還舉行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次國恥展覽等，這些在社會上反響頗大。
為了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當時社會還積極倡導使用國貨運動。1936年1月24日，國貨樣品展覽會就在南京民眾教育館舉行，吸引了許多民眾與客商前來參觀、洽談業務，這在社會上的反響同樣不俗。可惜到了1937年底，侵華日軍瘋狂進攻民國首都南京。金陵城內慘遭戰火襲擾，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的館舍基本被毀，“碎瓦斷磚，觸目皆是”，藏物品蕩然無存。這一現代中國最早的民眾通俗教育機構，終於不復存在，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如今，這座中國現代第一座民眾教育館誕生已有百年。儘管自其創辦以來也曾出現過諸如經驗不足、內部管理欠缺等問題失誤，十分值得後人深思與反省，然而經歷滄桑變遷之後，在幾代國人的不懈努力下，華夏民眾的科學文化素養早已有了較大提高，“科教立國”“百年樹人”的思想觀念，更是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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