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型建築和水平型建築，這一美學分野支配了人類建築的全部歷史。從埃及金字塔到雅典衛城，幾乎所有的著名石質建築都擁戴以下三項基本原則：1、必須以垂直線為軸心；2、必須盡其可能地尋求垂直軸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話，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擴張來推升高度。這就是垂直型建築的信念，它製造了歷史上最著名的“巴別塔計劃”。《聖經舊約》宣稱，在古巴比倫時代，幾乎所有的文明都捲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築的狂飆。耶和華用變亂語言的方式，阻止了這場建築學叛亂，但“巴別塔計劃”並未消失，而是成為文明深處的隱痛，並要歷史的縫隙中繼續生長。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鮮明的例證，它重現了“巴別塔計劃”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鐵拱，並就此創造了建築奇蹟。德國的科隆大教堂中廳高達48米，而德國烏爾姆市教堂鐘塔甚至高達161米，企及了當時建築工藝的極限。教會要藉此表達離棄塵土和親近上帝的神學意圖。那些高聳的尖頂猶如探針，查驗著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輕微的疼痛。它們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迴旋在上帝的領地，從那裡聽取天堂裡的回聲。不僅如此，哥特式建築的所有構件都是尖聳的，加上那些彩繪玻璃和各種瘦長的雕塑，環繞垂直軸心運轉，由此構成火焰燃燒的態勢。它是豎起來的靈魂戰車，向著上帝的領地飛躍。
哥特式教堂是顫慄、狂熱、病態和神經質的教會表達。這是中古神啟時代終結前的最後一次照耀，它要從一個極端的立場，重申對神的最後敬意。就在中世紀動身離去之後，尼采姍姍來臨了。這個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語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夢囈。上帝沒有對此做出回應。上帝掉過頭去，藏起了他無所不在的臉。
資本主義精神吸納了有關高度的語法，把現代化樓廈變成拜物教的聖殿。它們高聳在曼哈頓街區，彷彿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們沒有戲劇性的尖刺，也沒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陽和星辰的光芒。它們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續寫的“巴別塔計劃”，儼然是尼采精神的回聲，挑戰神的古老威權。遍及歐美的貨幣教義，全力支持這種高度的挑釁。它罔顧911事件的擊打，不斷刷新建築工程學極限，向1000米的高度奮力衝刺。
關於高度，我們已經看到了兩種對立的語法。敬神的和瀆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卻在垂直高度上結成了同盟。毫無疑問，高度自身就是一種偉大的話語，人因這種話語而發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頭顱的姿態，強烈要求人的仰視，並藉此自證著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為人之造物而表達人的偉大性。這自我矛盾的“巴別塔計劃”，喊出了人與神的雙重偉大。
正是從這種垂直關懷裡誕生了三維的民族，它要竭力從二維的平面中掙扎而出，向天空無限昇華。這是傳統基督教國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別塔計劃”表達了向上超越的傳統。在大地和天空之間，信念的天梯在堅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構築天堂-煉獄-地獄的三界二十七層體系，環繞垂直的神學軸心，形成哥特式的話語模型。軸心的最底端是地獄的黑暗，而在軸心的最高端，則是天堂的無限光明。渴望終極關懷的靈魂，在維吉爾引領下展開垂直向度的長征。這是深淵裡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卻照亮了文藝復興時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話語建築，就是三維民族的詩意隱喻。
但在遠東地區，幾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恪守著大地的法則，堅持以二維的方式在世。整個東亞細亞遍佈著這類二維民族，它們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勢，並且把這種姿勢延展到建築物。在那些跪式建築和臥式建築的現場，至高無上的皇帝笑納了這種禮儀。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三維結構，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壟斷。奇怪的是，這種被壟斷的標高曾經達到驚人的程度。僅以公元前600年前後的吳國姑蘇臺為例，根據《越絕書》記載，這座離宮的高達二百里，約在一萬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瑪峰更高，儘管這個數據被嚴重誇大，卻足以表達史官對政治建築的熱烈訴求。
然而，華夏帝國對宮廷高度的夢想，卻面臨木質結構的致命性限定。中國宮殿不能形成自我疊加的多層結構，而單層建築則完全依賴屋頂、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沒有自然山體的加入和墊高，空間的第三維突破將無法實現。宮式建築便只能轉向二維平面，尋求面積的廣度，像一張被不斷攤薄的大餅，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宮。
目前遺存的故宮太和殿, 建在高約8米的3層臺基上,自身高約35米，樑架由72根大木柱(稱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構建築。唐代長安九成宮主殿的殘存夯土基址，高出現代地面7米左右，顯示當時建築整體的高度，至少應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宮殿的格局基本相似。從唐代到明代，宮殿的高度保持了內在的統一。但到了帝國晚期，建築的制高點已經不是宮殿本身，而是圍繞宮殿的院牆（如紫禁城午門城樓）。高度指涉了軍事防衛的需要，卻跟宗教信仰毫無干係。
為了跟無法高大的宮殿相匹配，對民居高度的限定變得緊迫起來。這是專制帝國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狀態，而任何超越皇宮的行為都被視為叛逆。人民接受了這種二維化的律令，並在這種美學指導下成長為二維民族。水平方向的擴展，是建築自我生長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種物理延伸，向四個方向作矩形擴散，猶如時間的波紋。經過數千年的經營，這種二維的建築苔蘚，便覆蓋了整個遠東地區。
中國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單層或雙層的建築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於清代的福州四樂軒，佔地達24500平方米，大小廳堂有42座，住房則多達793間，它們在一個有限的平面上分佈，具有驚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維繫著原初的對稱結構，但以後擴展的側院，便陷入隨機和自由佈局的混亂狀態。
這種平面延展的二維格局，就是迷宮誕生的原因。後期擴張的住宅，超出了預謀的規劃，儼然是畸形生長的腫瘤，製造著劇烈的迷宮效應，把居者變成迷失價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沒有任何向第三維突圍的企圖。狹窄的巷子、錯亂的走廊、光線黯淡的門道、雜亂無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間行走，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劇增的年代，他們也毫無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擠著，為皇帝的秩序護航。
導致這種大地情結的原因，不僅在於帝國的嚴酷律法，更在於儒家倫理的整合體系。國家禮教籲請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與草根齊眉的地位，以執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項基本原則。閩東及其周圍地帶是儒家的據點，唐宋以來，它一直是重要的科舉基地，向帝國輸送了大批優秀的文官。儒學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國最忠實的衛士，堅定地看守著建築的二維特性，以維繫帝國的倫理信條。這是政治秩序在建築學上的精密轉換。我們可以看見，在那些密集的居室裡，到處分佈著勵志的匾額和楹聯，以及講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強了道德管束的力度。從建築物和話語這兩個層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複雜的迷宮。
二維民族形成的第三個原因在於，先秦時代的狂熱消退之後，帝國的建築師日益趨於理性，他們逐漸意識到，建築高度並非是確立國家威權的唯一途徑。臣民的跪拜儀式，業已解決了尊卑與高低的問題。正是中國人率先發現了身體建築的非凡意義——它可以代替物體建築的功能，完成等級秩序的設定，以實現皇帝至上的威權倫理。長期以來，下跪成為普遍運用的規則，它首先要求膝蓋彎曲著地，繼而要求頭顱磕向大地，身軀被兩度摺疊之後，高度急劇下降，與大地合二為一。
這其實就是身體矮化的修辭，也是身體建築的全部意義。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膝蓋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下跪，以此表達謙卑、順從和乞求的語義。這種“膝蓋政治”甚至引發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話，例如，當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宮廷並拒絕向皇帝下跪時，包括林則徐和徐桐在內的中國官員，都發出了輕蔑的竊笑，以為他們是一些可憐的沒有膝蓋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將其輕易擊倒。
正是由於中國人的卓越發現，政治等級的劃分變得輕而易舉。帝國藉助身體建築的這一功能，以最低的財政成本，繞過了宮室建築的技術困境。在我看來，這是被李約瑟先生所嚴重忽略的“第N發明”，它超越木質文明的範疇，把華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歷史的沉重書頁上。
在實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時，帝國的被壓抑的垂直政治，奮然轉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盡其可能地掠奪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國的領土面積。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團的主要嗜好。在廣義的範疇裡，國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築，被用來收藏人民、土地、糧食和賦稅。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廣闊性而變得高大起來。所有受到熱烈稱頌的君主，如秦始皇、漢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國土的偉大征服者，相反，那些喪地者則成為民族的可恥罪人。正是基於這種農業政治學理想，二維民族超越建築本體的限定，把邊界外推到遙遠的蠻荒之地。常識告訴我們，從大禹治水開始到滿清帝國晚期，在近萬年的漫長曆史中，土地的二維廣闊性，始終是帝國的最高信念。
回到狹義建築的議題上來，我們不難發現，在嚴密管制的縫隙裡，也就是在帝國權力難以企及的地帶，建築違制的事件層出不窮。閩粵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區，圓形土樓一般高達三、四層（永定土樓），最高可到五層（漳州和南靖土樓），在沒有基座的情況下達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為了防範盜匪，它們被築成一些堅固的城堡，擁有護城河與吊橋，以及碉堡式的槍眼，被大片菸葉田所環繞。越過無盡重疊的山巒，皇帝的威權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視。
與客家人遙相呼應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堅持對高度的訴求，卻獲得了中國皇帝的特許。儘管跪拜早已是身體在寺廟裡的主要姿態，僧人們還是堅持修造更為高大的建築，以完成對陽具和金剛杵的摹寫，這就是寶塔現身的原因。它要傳遞印度次大陸的信念，併成為墳墓和轉世的隱喻。寶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間，如大理唐代千尋塔,為密簷式方形空心磚塔,高達69.13米,可能是現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寶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報恩寺塔和山西應縣木塔等，都在這個標段之內，早已逾越了宮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沒有自我燃燒的動向。與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們不過是被天神蓄意拉長的墳塋，佇立於寺院的角隅，看守著眾高僧的骨殖（又稱“佛骨”或“舍利子”）。而從宏觀敘事的角度看，它們更像是一些堅硬的陽具，刺破皇帝的龍袍，去改造二維世界的單調風景。在帝國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築學”似乎從未放棄飛躍的企圖。但這是極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獲得自由和尊嚴之前，它不能改變建築扁平化的命運，也無力超越二維民族的歷史本性。
本文題圖為德國科隆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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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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