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果斯空蕩蕩的大街兩旁，新的建築正在一個個工地上生長，叮叮噹噹的敲打聲，像是生長中的骨節摩擦發出的聲響。（南方週末記者 王宇/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9日《南方週末》）
時代變了，如今有人憑藉一家“註冊型企業”即可在霍爾果斯淘金，而過去的“淘金客”，則把青春和全副身家押在蒼茫的戈壁上“拼殺”。
“老貿易”高建剛還記得1992年的那個夏天。8月，他高中畢業，一心想混社會，提著幾箱賒來的方便麵，隨人潮一路向西，湧入霍爾果斯。
1992年7月22日，國務院批准在霍爾果斯開啟邊民互市。
邊民互市，指在陸路邊境二十公里以內，經政府批准的開放點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過規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
毒辣的太陽把戈壁灘烤得焦燙，只有土路，罕有建築。先是新疆人，後有內地人，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嘯聚於此。好奇，懵懂，無知，潮水裹挾人群向西。
“一杯杯賣炒瓜子，一天也能賺幾百塊”
資料記載，當年有4.85平方公里土地被劃為邊境互市貿易區。1992年8月15日貿易區運營時，開業的4000㎡工程裡有27套房子，共計200個攤位。但商人們回憶，當年的互市貿易就是圈一塊地，搭一頂帳篷，沒有建築物。哈方什麼都缺，他們搬來化肥、廢銅、廢鋁，換取中國人的食品、紡織品等輕工產品。中國人只需在邊檢站交兩塊錢辦個證，隨便拿點兒什麼去霍爾果斯，都能易貨或者換錢。通關時，沒有儀器檢驗，肉眼看一下就行。
18歲的高建剛用方便麵換了一個望遠鏡和一塊手錶，這是他第一次體驗當“倒爺”的滋味。揣回家倒賣，扣除成本，賺了幾十塊錢，比一個月20塊錢的生活費還要多上許多。
“太有錢，也太容易了。”高建剛說。
從62團坐“排排車”（新疆的一種馬車）到霍爾果斯，每人每次1塊錢，“排排車”主每天能賺幾百塊錢。這不稀奇，有人靠一杯杯地賣炒瓜子，一天也能賺幾百塊。
新疆作家李傳珠當時在霍爾果斯口岸管委會任職，在報告文學《霍爾果斯的早晨》中，他記錄：“28號攤位新疆鞏留縣一家國有企業，一天銷售運動衣13萬元人民幣，獲純利4.6萬元。一日純利潤一兩萬、兩三萬元的比比皆是。當然也有賺不到錢的時候，關鍵的問題是貨源對不對路。貨源對路了，不管你10萬、8萬元的貨，哈方商人只要看上，就全部拿走。”
作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62團的“墾二代”，高建剛佔盡天時地利。即便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也在邊民互市大潮中掙了些錢。在62團，像他一樣的年輕小販還有許多。
1994年，家人給高建剛湊齊12000元，在霍爾果斯蓋起兩間磚木房，開起了餐廳。
與此同時，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秩序和誠信開始瓦解，情勢急轉直下是1994年4月11日。根據李傳珠的記載，從互市貿易市場出去了一些質次價低的商品，予人口實。霍爾果斯口岸中哈邊民互市貿易市場被暫時關閉整頓。
當時中亞五國經濟開始復甦，政局穩定，人們有強烈的改善生活的需求，急需大量日常生活用品。閉市後，哈薩克斯坦雅爾肯特市副市長阿扎提·阿不都克里莫夫和該國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巴格達·撒依特諾夫先後到中國，爭取互市貿易市場重新開放。
1994年的這次閉市，中國將97770包假冒偽劣商品清理出市場和口岸，多為服裝、鞋類、提包、小百貨、電器，數量佔到市場內商品總量的82%。這一年，互市貿易市場開市天數僅為150天，接納哈方購物團2450個、18750人，成交額6420萬元人民幣，收兌外匯570萬美元，收取工商、稅務、管理費87.8萬元。1995年後，哈方平均每天入市130人，日成交額上升到百萬元，有時達到一百二三十萬元。消費也悄然升級，從過去購買服裝變成酒類、錄音機、糖類、鞋類——這幾類商品佔購物總量的95%。
但市場監管趨嚴，利潤變薄，不少商人開始離去。
“第一批到霍爾果斯口岸的人，80%都是先掙到錢，又把錢賠在口岸，然後離開。這麼多年，一批一批，來了，走了，前赴後繼。”高建剛的餐館只維持到1996年，此後，他到南疆賣糧食篷布去了。
“土房子，泥巴地， 牆角堆的全是錢”
高建剛離開後的第二年夏天，湖北仙桃人吳宇愷乘著臥鋪客車進疆。
車到烏魯木齊，要上廁所，駕駛員大手一揮“以車為界，男左女右”，這構成吳宇愷對“異域風情”最初的認知。而除了車廂裡的腳臭和汗臭，坑坑窪窪的公路讓一路顛簸的他印象深刻。
湖北邁亞股份有限公司派這位業務員與同鄉商人李俊鋒會合，監督貨物質量並回收貨款。邁亞的前身是湖北仙桃毛毯集團，生產的毛毯獲得“全國最暢銷國產商品金橋獎”而聲名鵲起，俄羅斯、烏克蘭等歐亞國家通過上海的外貿企業找到他們。精明的邁亞避開中間商，選擇與個體戶李俊鋒合作，將毛毯直銷到霍爾果斯口岸。
回想起那個夏天，千里之外的仙桃商人何以嗅到西北飄來的財富氣息，吳宇愷認為，霍爾果斯的機會格外搶眼。那時候商人中流傳著“錯過深圳、錯過浦東，不要再錯過霍爾果斯”的說法。
20年後，這句話仍被霍爾果斯政府寫為宣傳標語。
發貨，等客戶當面結算，再把美元換成人民幣，因為忙碌，吳宇愷和李俊鋒每天上午10時之前進入中哈貿易合作區，在裡面待上一整天，下午6時出來。合作區裡的食物只有茶葉蛋，兩個人只能用茶葉蛋蘸辣椒充飢，等出了合作區再去小餐館吃點兒好的，通常是大盤雞、一整條魚或者新疆拉條子。
低谷時，李俊鋒每天只能賣幾十條毛毯，但他卻沒隨大批商人撤出霍爾果斯。吳宇愷回憶兩個人當時的幻想，“什麼時候能賣到每天一千條，咱們就喝啤酒。”
霍爾果斯沒有辜負年輕的業務員和剛邁入中年的個體戶。“老毛子”用卡瑪斯汽車將幾千條毛毯整車運走，1997年，一條毛毯從1992年的100元左右漲到三百多元。
成包美元被李俊鋒用最普通的書包背去換成人民幣。“土房子，泥巴地，牆角堆的全是錢”，吳宇愷被眼前的場景鎮住。
外貿的回報豐厚直觀。1998年的霍爾果斯，私家車還屈指可數，李俊鋒就買了一輛富康988。“高興得不得了！”吳宇愷說。
那些年，吳宇愷和李俊鋒住在免費的地下室裡——仙桃市招商局在口岸投資了仙桃賓館，出於同鄉情誼把地下室借給他們。
這為李俊鋒日後的生意埋下伏筆。低谷時，政府將仙桃賓館當做不良資產處理，“多年受照顧”住在地下室的李俊鋒接了盤，出於湧泉相報的江湖義氣，也基於商人毒辣的眼光——他看準了仙桃賓館周圍的那塊地。
2006年前後，霍爾果斯的房地產市場開始發展起來，李俊鋒將仙桃賓館周圍的地塊全部開發，轉型成了地產開發商。“光這一塊的收入就幾千萬。”吳宇愷感嘆。
外貿還做，但已經賺不到錢。隨著國內環保意識增強，化纖制的毛毯已被舒適的全棉毛毯替代，李俊鋒將貿易從口岸移到烏魯木齊的邊境賓館，仍然艱難經營。這“一小塊業務”之所以沒有關掉，純粹是出於“情結”。
吳宇愷在2003年前後因升職離開霍爾果斯。再回來已是2015年，他徹底離開了國企，跟隨李俊鋒在距霍爾果斯國門200米的地方，做起了建新國際的商業綜合體項目，試圖在兼顧口岸旅遊消費的基礎上，填補這座城市在日常消費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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