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為北宋王希孟所做的青綠山水長卷《千里江山圖》在故宮開展後， 八方客來，觀者如堵。有媒體報道稱，人數多時，需要排隊3個小時。然而，《千里江山圖》很可能是晚明或者清初的一幅偽託宋人之作，通俗地說可能是一幅假畫。
《千里江山圖》的作者，傳為北宋時青年畫家王希孟。從史料上看，圍繞王希孟的敘述，疑點重重。
疑點1：畫家王希孟:沒有任何資料傳世
人們對王希孟的瞭解，只能依靠《千里江山圖》上蔡京的題跋：“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載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圖》有如神龍，一直隱藏在雲霧裡。直到清代，學者、鑑古家宋牧仲才在一首論畫的詩中提到了王希孟：“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
在蔡京的題跋上，並未指出“希孟”姓王，史料也沒有此公的任何記載，宋牧仲從哪裡考證出此“希孟”姓王的，他自己並未明言，我們也無從猜測。也許他知道人們會對他的詩產生若干疑問，因此自注雲：“希孟天資高妙，得徽宗秘傳，經年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餘。”顯而易見，這條“注”，也大體基於蔡京的題跋，並沒有表明他的推斷出處何在。
宋牧仲，即宋犖（1634年～1714年），字牧仲。康乾朝重臣，官至吏部尚書。宋犖以能鑑古畫為傲，自己說：我能在黑夜裡通過摩挲書畫，通過聞紙和墨的味道，就能知道畫的真假。正是因為他的這首詩，《千里江山圖》才得以說服清人，進入皇家秘藏。
疑點2：《千里江山圖》的傳承譜系十分脆弱
畫卷後只有宋代蔡京、元代溥光和尚二跋，鈐南宋內府的一方“緝熙殿寶”印，然後就一直杳無蹤跡，直到被宋牧仲鑑識，進入皇家，善於在各種古畫上題字蓋印的乾隆，在此畫上鈐蓋“乾隆御覽之寶”，後被《石渠寶笈初編》著錄，才完成了此畫的整個流傳過程。
除了這卷《千里江山圖》，還有其他名畫的流傳譜系也是如此撲朔迷離嗎？
從宋到明，沒有任何關於畫家王希孟的評論以及描述，更沒有畫譜以及名畫收藏鑑識的書中提到此畫。就像畫家和他的作品從不存在一樣。這個流傳譜系，是否經得起推敲？
疑點3："青綠山水"的《千里江山圖》與崇尚水墨的北宋山水畫格格不入
南北朝時期中國畫才產生了明確的繪畫色彩理論。南朝畫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最早提出：“以形寫形，以色貌色。”隨後，另一個重要的藝術理論家謝赫，整理出了“繪畫六法”，給畫作塗抹顏色即“隨類賦彩”，成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
當時的色彩，並不像今天這樣千變萬化，主要是與五行理論相匹配的五種色彩。隋唐之際，隨著佛教的世俗化，佛教繪畫也漸漸流行，佛教繪畫以青綠為主的色彩樣式，影響了當時的畫家，中國繪畫的色彩從漢初的黑、紅，變為青、綠。
但在唐宋畫史上，均沒有“青綠山水”這樣的稱呼。張彥遠在其著名的《歷代名畫錄》裡，對唐朝的畫家作了逐一品評，談到李思訓時，說他“一家五人，並善丹青。”在論及李思訓的繪畫風格時，也只說“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青綠山水的流行，除了佛畫的影響之外，也大體展現了唐代中期人們的審美趣味。
青綠山水是典型的工筆重彩，用呈色穩固、經久不變的礦物質石青、石綠為主色，畫面青綠相映、富麗堂皇。其主要畫法是“勾線填色”。
傳為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用精細勻稱的鐵線勾畫出山石樹木之形態，線條硬朗且疏密有別。畫面設色濃厚，以石青、石綠為主，再用金粉提色，在技法上，把山石罩染數次，呈現出繁茂厚重、金碧輝煌的景象，極具裝飾效果。
“青綠為質，金碧為紋”，是對李思訓父子一派畫作的理論描述。但到了唐未五代和宋初，“青綠趣味”已經被士大夫畫家所鄙夷，稱之為“匠俗之作”。
《新京報》在報道人們爭相奔赴故宮觀覽《千里江山圖》時說：“青綠山水在唐代李思訓父子那裡達到高峰後，其主流地位便逐漸被以水墨為主的畫風所取代，而其發展也趨於停滯。青綠山水畫自唐代李昭道以後，處於絕跡的邊緣，不僅作品罕見，就連文字記載也只是星星點點，這個先前曾一統天下的山水畫形式，竟悄無聲息地退出了它的主流地位。
因此在未見多少脈絡的情況下，重彩青綠的《千里江山圖》出現在飽浸著水墨情調的北宋山水畫壇上也算是一個特例。可惜，《新京報》和其記者沒有進一步追問：《千里江山圖》為什麼會逆時代潮流而出現？在崇尚水墨的藝術世界裡，突然出現復古的青綠，這樣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嗎？
宋代的畫評家和收藏家重新定義了畫作的標準，“筆跡”“氣韻”成了衡量畫作優劣的尺子，而顏色花哨、金碧輝煌的的青綠山水，成了劣等畫作。張彥遠毫不客氣地指出：如果一幅畫作沒有氣韻，只有形似，一點兒也看不出畫家的筆蹤和筆力，只會往畫上面塗抹顏色，這真不是什麼佳品啊。
或許是有意針對青綠山水，張彥遠對有色彩的畫作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光有色彩，而沒有筆法，這還叫畫嗎？
宋代的審美趣味，已經從外在“賦彩”，回到大自然的原有旨趣上來。
張彥遠說：一草一木，自有其本身動人的綠色，不需要丹青這些外在的色彩強加上來； 雲雪飄揚，那種寒冽和潔白，也不是鉛粉所能描畫出來的； 山不需要施以人工的色彩自然蒼翠，鳳凰不需要添加人為的描畫，天然具有動人的色彩斑斕。因此，只要用墨來表現物象就可以了。如果過於強調顏色，那麼物象就背離了它的本真。
至於該收藏哪些畫家的畫作才是正確的，張彥遠也給出了參考名單：一定要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的畫，才好意思說自己家裡有名畫收藏。
宋代的畫評家和藝術家認為，畫作如果僅僅以形似為標準，工於謹細而失於自然、神妙，那實在不能算是優秀的畫作。
與歐陽修等倡導的古文運動相呼應，宋初的畫壇，也掀起了“畫以載道”的浪潮：繪畫已經不只是寄託情志的小事，而要與家庭倫理、社會道德、自我操守聯繫在一起。古文運動反對雕琢華美的駢文，畫壇新風反對追求奇巧眩目的藝術觀。
因此，強調“用筆”，強調用筆墨來表現物象，“山水既以探求天地之道為旨歸，將其形式力求超乎賦彩的巧飾與干擾”，把青綠山水目為不入流的“術畫”，是有宋一代的藝術主流。
在這樣一種整體的藝術潮流之中，宋徽宗指導一個“畫學生”畫青綠山水，完成後又贈送給他最倚重的權臣，而後者奉之若珍寶，以溢美之言題跋其上，這樣的故事，確實缺乏合理的邏輯性。
猶如一家素菜館的老闆，指導年輕廚師做了一道油膩的紅燒肉，端給了一個同樣喜歡素菜的食客。這類故事發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少呢？
明代書畫造假水平極高
明代中期，江南富戶競相建造園林，然後購求名家書畫充斥其間，這種搜求“長物”的雅好，於嘉萬年間達到極致。因為需求太多，名畫供不應求，造假之風也一時興盛。造假者手法高明，即便是知名收藏家，也常常被欺騙。從以下兩個故事可見一斑：
- 著名書畫家文徵明，非常喜歡沈啟南的畫，曾花800文買了一幅，十分珍愛。顧汝和看到以後，也非常喜歡，懇求文徵明出讓給他。但文徵明說什麼也不肯割捨，顧汝和到了售賣書畫的專諸巷，發現有人在兜售同樣的畫作，只要700文。於是欣然買了一幅，細打聽，原來文徵明所買的那幅，也是他賣出去的。
- 嚴嵩得勢之時，江南知名書畫，過半被搜求入嚴府，有人知道他和其子都喜歡古畫，就仿造《清明上河圖》進獻。嚴嵩父子自己也是鑑賞家，同時聘請了當時重要的鑑賞家湯裱褙為其鑑定，仍然上了當。後來造假者內訌，說出此事，嚴嵩才知道手裡的畫是假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製假水平之高，已經讓專業畫家都無從辨識。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畫是不能假造的。為了讓假畫的流傳譜系逼真，沒有瑕疵，造假者什麼故事都編造得出來，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假設：《千里江山圖》的流傳故事和王希孟，也是被虛構出來的。
一個聰明的造假者，如果想製造一幅假畫，通常會選擇一個成名畫家，依照其成名畫作的風格來仿寫，有時，還會創造出這位畫家從沒畫過的畫作。由於中國畫家一生中畫了多少畫，在什麼時間畫的，都缺乏檔案文書，因此，託古人之名造假畫很容易。造假者為了讓假畫看上去更像真的，有時還偽造流傳譜系，甚至找尋當代收藏家題跋。比如張大千，用多張假造古畫矇騙了同行，還讓這些同行在假畫上面題跋，以增加畫作的可信性。根據《千里江山圖》的種種疑點，我們是否可以假設：《千里江山圖》很可能是明朝作偽者偽造出來的宋畫，甚至更晚些，是清初偽造者們的傑作。
製造這幅假畫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
- 首先編造了一個離奇的故事，讓畫家在史料上無從查找，而存世畫作也僅此一幅，更無從比對。
- 第一個收藏者選擇了蔡京，這樣，題跋上的故事才會有相對合理性，儘管疑點多多，也能使這幅畫的生產時間確定為宋代。哪怕生產者是一個年輕而無名的畫家，也無關緊要。對於後世的造假者來說，只要確定為宋畫，就價值千金，目的就達到了。
而蔡京的題跋、李溥光的題跋和南宋內府的藏印，對於偽造者來說，簡直是輕而易舉。但造假者太聰明瞭，這個生產、流傳的故事模本太具傳奇性，反而暴露出其荒誕不經。
從生產出來到終於被曬在陽光下，《千里江山圖》在幾百年裡，沒有讓任何知名畫家和鑑賞家鑑識過，從沒出現在任何書畫名錄裡，沒有出現在任何畫家或者鑑賞家的筆記裡。這樣的流傳譜系，在中國畫史上，幾乎是惟一的。
明代儘管古畫生意非常好，喜歡古畫的文人雅士、富商巨賈非常多，此畫也沒有從密室走到陽光下。整個明代，是誰收藏了這幅畫，根本無從考證，既無題識，更無卷跋，直到清代才橫空出世。沒有一幅偉大作品，是在問世幾百年後才顯露真容的。此前幾百年，一直寂然無聲，恍若不存，這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不想評價這幅畫的優劣，只是從畫作的流傳與故事的合理性層面來分析，《千里江山圖》極有可能並不是一幅宋畫。至於希孟，可能並沒有這個人，而是造假者隨口杜撰。更不姓王。
為了證明《千里江山圖》極有可能是明代的偽託之作，特附上幾張宋代李成的畫與明代幾個代表性畫家的畫作，相互比較，立刻可以得出《千里江山圖》並非宋畫的結論。
第一張為《千里江山圖》，請注意其陡坡的畫法，光潔、陡峭，與傳統畫法大不相同。
第二張傳為李思訓之子李昭道的青綠山水。
第三張傳為李成的畫作。李成的畫，樹冠是典型的龍爪形，虯曲誇張，樹幹也多扭曲，以配合樹冠的變形。而《千里江山圖》的樹冠雖有類李成處，但樹幹則直立挺拔；
第四張為董其昌的著名畫作《秋興八景》，《千里江山圖》坡面的畫法，與之十分近似，而與唐宋畫法相差甚遠。
第五張為晚明時張宏的《止園全景》。
《千里江山圖》與晚明繪畫相比 ，則此畫更類明畫而非宋畫。晚明畫的逼真，是受歐洲銅版畫的影響。大約明代中期始，大量的歐洲銅版畫流入中國，畫家們廣受其薰染。《千里江山圖》就有銅版畫影響的痕跡。比如，李成的畫，其坡面畫法，只是傳統的皴法，坡面沒有直峭的光潔，而《千里江山圖》的坡面畫法，已經基本上是銅版畫的畫法，坡面乾淨陡斜，不拖泥帶水，懂些素描基礎的讀者，一看就會明白兩者間的淵源。從畫法的對照來看，《千里江山圖》更像晚明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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