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2歲的弗雷迪·安佐斯（Freddy Anzures）是菲律賓裔美國人，在喬布斯執掌蘋果期間，他參與設計了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設備iPhone。
安佐斯設計的一些用戶界面功能徹底改變了我們使用技術的方式，這當中包括iMessage信息特效、Visual Voicemail、原版YouTube應用程序以及iPhone計算器。安佐斯還和他人一起設計了iPhone的“滑動來解鎖”功能。他的名字出現在數十項與iPhone有關的專利文件中。
弗雷迪·安佐斯在匹茲堡的沃霍爾博物館。
換句話說，蘋果之所以能憑直覺設計成為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安佐斯功不可沒。
但自從喬布斯2011年去世以後，iPhone用戶體驗設計團隊（正式名稱是“人機交互界面團隊”）最初的七名成員中，已有五人離開了蘋果，其中也包括安佐斯。
在他的後蘋果身份中，安佐斯努力彌合著文化與技術之間的鴻溝：不僅要實現人力資源多元化——在硅谷，亞裔仍然是最不可能被提拔到管理崗位的群體，而且要改變現狀——也就是，主要靠富有白人設計和發明產品供全世界使用的現狀。
“這其中存在殖民主義的因素。”安佐斯說，“但我喜歡用技術去打破權力，我喜歡這種想法。”
再見，蘋果
在母校的演講中，安佐斯沒有談到蘋果。他著重談到了自己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開啟的人生旅程——90年代末，他曾在這裡學習工業設計。
他談到了大學時的第一個重要設計項目：一款充滿無印良品風格的加溼器。對，就是那家極簡風格的日本商店。他還談到了在匡威公司總部為期一年的實習經歷，在那裡，他悄然推動該公司重新聚焦於經典鞋款，而不是推出新款運動鞋與耐克和阿迪達斯競爭；接著，他談到了自己曾在青蛙設計公司（Frog Design）設計過一款棋盤遊戲——該公司曾為蘋果設計電腦產品——這也是他在加入蘋果前的最後一份工作。
安佐斯說，他的優勢是“把意想不到的東西連接在一起”。
安佐斯在大學期間設計的家用加溼器。
那天，伊姆蘭·肖德里（Imran Chaudhri）從加州來到卡內基·梅隆大學所在的匹茲堡給安佐斯捧場。肖德里和巴斯·奧爾丁（Bas Ording）曾是蘋果人機交互界面團隊的聯合負責人，安佐斯就是由他招募進來的。
“如果你看看弗雷迪跟我一起設計的東西，你就會明白，我們的方法源自彼此的友情，那是一種兄弟情誼。”肖德里說，“我認為人們在使用這些東西的時候，可以感受到它。這當中有一些是經久不衰的，它們仍然存在於產品中。”
演講的那一天是4月1日，正好是蘋果在1976年成立的日期。這一天，標誌著安佐斯復出之旅的開端。他在蘋果14年的經歷畫上了句號，一段新的人生需要啟程。
“我想，這是跟母校重續前緣的一種好方式。”他說，“也是一種和蘋果道別的方式。”
“那個時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
不過，即便安佐斯在演講和未來計劃中都沒有提到蘋果，他仍然會想到自己在蘋果的遺產。
安佐斯至今還記得被分派到iPhone項目的那一天。
在謠言流傳了幾個月後，經理找到他說，公司正在研發一款手機。當時，他和肖德里一直在設計MacOS標誌性的儀表盤和小部件，但他們都被調到了手機項目團隊。
“當猜測和現實融合在一起，而你又成為其中一份子時，你就會起雞皮疙瘩。”安佐斯說，“我當時想，‘我現在就像法師，而且是跟喬布斯一起工作。天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這支由肖德里和奧爾丁（他參與設計了iOS的文本選擇功能）負責的團隊時常與喬布斯碰頭，對喬布斯的不同想法進行試驗，並觀察哪些東西是可以保留下來的。他們對自己享有的創作自由記憶猶新，而那並不總是一個特別複雜的過程。他們會用膠帶把寶麗來鏡頭和銅電極粘到玻璃上，以此來模擬相機，諸如此類。
“那個時候，有想法是最重要的。”安佐斯說，“先有想法，然後再去實施。”
安佐斯說，他會密切觀察人類行為，從中尋找iPhone的設計靈感，也就是可以被引入設計的自然動作和傾向。
例如，他和肖德里共同設計的“滑動解鎖”功能是為了解決誤撥電話的問題。他的靈感來自於飛機上的洗手間門鎖：那種門鎖需要手動從綠色（無人）滑動到紅色（有人）；而他高中時為密碼鎖錄下的一份舊錄音，則被用作iPhone的通用解鎖聲。
但事情並不總是完美的。
人機交互界面團隊的規模很小，成員主要是蘋果的老員工，而他們大多是白人男性，肖德里和安佐斯是其中僅有的兩名有色人種。以反覆無常著稱的喬布斯，也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領導者。
“我退休有很多原因，壓力是其中之一。”在iPhone發佈期間參與蘋果研發和工程項目的佈雷特·比爾布里（Brett Bilbrey）說，“那是一段混亂、政治失控和爭奪地盤的時期。”
iPhone OS（2007年）設計師，從左至右：弗雷迪·安佐斯、伊姆蘭·肖德里、巴斯·奧爾丁、馬塞爾·範奧斯、史蒂夫·勒梅、麥克·馬塔斯。
不過，該團隊仍然認為，蘋果是業內最具革命性的科技公司，或許也是當時舊金山灣區最令人嚮往的工作場所。“蘋果很幸運，能夠讓彼此友愛的員工共同為一個項目工作，而這個項目對它的未來又是如此重要。”肖德里說，“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像這樣的合作。”
然後，iPhone發佈了。事情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變化。“iPhone的成功讓公司與世界有了一種不同的關係。”安佐斯說。
蘋果從一家大公司變成了一家超大公司。《iPhone秘史》（The One Devic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iPhone）一書的作者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說，蘋果開始滋生官僚主義，iPhone設計團隊也從一間會議室就能容下的寥寥數人，擴張到為手機不同部件忙碌的數百人。而且，根據麥錢特的說法，與大多數突然間主宰一個新市場的公司一樣，蘋果失去了設計過程的流動性。“如果你不再需要冒險。”他說，“你就會變得膽小。”
麥錢特說，老員工們開始感到，創意增長的空間變小了，公司更加強調創造利潤。“你會感覺到，他們對這種文化的停滯很不滿。”麥錢特說。
“我們現在成了‘老大哥’。”
於是，這些工程師和設計師，像安佐斯這樣參與推出了第一代iPhone的人，開始從蘋果出走。奧爾丁在2013年離開蘋果，跳槽到特斯拉——據《iPhone秘史》記載，他厭倦了在法庭上為專利進行辯護，他認為那是在浪費時間。2017年初，肖德里從蘋果離職。
“觀察人們現在對公司的看法跟以往有何不同，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這非常有趣。”人機交互界面團隊的一位成員在麥錢特的書中說道，“公司再也不是那種‘義軍同盟’的氛圍，我們現在成了‘老大哥’。”
註定要走上設計這條路
1976年，安佐斯的父母從菲律賓來到馬里蘭州，當時他還在母親的肚子裡，只有六個月大。安佐斯很小的時候就對藝術產生了興趣，“他小時候，大概四歲的樣子，就在設計東西。”安佐斯的母親說，“他在畫超人，而且喜歡玩拼圖遊戲。”
安佐斯念高中時，母親幫他在印刷廠找了一份工作。在那裡，他開始用圖形做各種試驗，並製作幻燈片用於演示——他最早接觸設計，就是那個時候。
安佐斯的父母是菲律賓移民，他在美國馬里蘭州長大。
安佐斯會從音樂和電影中尋找靈感。他喜歡李小龍，不僅因為自己長得有點像這位動作明星，而且李小龍打破了亞洲男性給人的刻板印象。“李小龍不是那種屈從的人。”安佐斯說，“他有著自己的人生願景，他能夠把武術和哲學融合在一起。”他聽“探索一族”樂隊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歌，還會對現代音樂人制作的音樂刨根問底。之後，他又學做DJ，在舊金山表演，併為朋友和弟弟的婚禮制作混音作品。
90年代末，安佐斯被卡內基·梅隆大學錄取時，他知道，自己要走上設計這條路了。他說，他大多數時候很用功。他的朋友並不多，但加入了一個以創造性著稱的兄弟會。卡內基·梅隆大學，以及匹茲堡市（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故鄉）為安佐斯的藝術追求提供了一幅不同的畫布。
後來，當安佐斯開始在硅谷工作時，那裡沒有太多設計師擁有他這樣的背景。他的移民成長經歷，他對運動鞋和音樂的興趣，以及他在進入蘋果前從未擁有過一臺電腦，這些都讓他顯得與眾不同。
“發明家這個詞，並不總是跟我們這樣的人聯繫在一起。”安佐斯說。
我問他，如果一家公司在設計中不重視這種文化屬性，會怎樣？安佐斯提到了如今的蘋果。“只要看一看產品就知道了。”他說，“產品就是反映創造者的一面鏡子。”
iPhone早期的安佐斯。
安佐斯指出，如果Siri這種語音控制產品是為多元化人群設計的，那它肯定會不一樣——而不是在事後針對口音和語言進行各種調整。語音識別技術仍然沒有饋入足夠多的數據，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它都無法理解其全部口音。這種文化滯後不僅僅與敏感性有關，技術本身往往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由於遲遲未能推出具有突破性的新設備，蘋果已經受到一些科技人士愈加嚴格的審視。雖然iPhone和iPad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蘋果的創新速度大幅減緩，而且常常落後於其他公司。例如，蘋果已經售出數百萬只Apple Watch，但與iPod、iPhone和iPad相比，這款智能手錶並不讓人覺得它是一種能改變社會的技術。而蘋果最近對iPhone設計所做的調整，比如移除耳機插孔，要麼讓人感到失望，要麼讓人覺得無所謂。
“當你發現一支樂隊出了一張糟糕的專輯，你會知道，是樂隊成員出了問題。”安佐斯說。他對比了披頭士樂隊的兩張專輯，《順其自然》和《左輪手槍》，前者是樂隊發生內訌期間製作的，而後者被認為是披頭士最好的專輯之一。“創意過程的每個組成部分，都反映了參與其中的人。”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這樣的人”
即使在蘋果的工作很辛苦，安佐斯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業餘愛好。為了擠出時間，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他說這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時候。他繼續從事DJ演出，並擔任音樂季刊《蠟之詩》（Wax Poetics）的編輯。此外，他還會設計專輯封面和活動海報。現在，他的時間完全由自己支配，他也有了更多的試驗空間。
離開蘋果後，安佐斯感到自己一下子變得無處不在：他往來於紐約和舊金山；他開辦了一家名為Family Affair的藝術畫廊；他是互動音樂流媒體平臺Caffeine的駐場設計師；此外，他還是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下屬廠牌Urban Legends的創意總監。
安佐斯設計的音樂專輯封面。
安佐斯現在從事的每個項目，都跟他過往的某些經歷存在關聯。Caffeine的聯合創始人，本·凱蘭（Ben Keighran）和薩姆·羅伯茨（Sam Roberts），之前同樣是蘋果的員工。Family Affair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蠟之詩》的一種延伸，而正是它的主編安德烈·託雷斯（Andre Torres）邀請安佐斯到Urban Legends工作的。就像重返匹茲堡一樣，這也是安佐斯的計劃之一：回顧人生的不同方面，並用一種全新的方式與其維持聯繫。
這一切都是圍繞他所希望扮演的角色進行的，即作為科技和文化之間的聯絡人。“現如今，文化真的是通過技術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安佐斯說。他還說，有的方式顯而易見，比如Spotify、Instagram和音樂流媒體服務；有的則沒有那麼明顯，比如應用程序中呈現語言和聲音的方式。“當人們缺乏文化敏感性，或者不知道文化上的東西如何融入技術，這代人就無法通過各種設備，來感受或者看到這些東西。”他說。
這種責任感超越了文化。對於當下人們對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痴迷，安佐斯持謹慎態度，他希望在設計日常設備的過程中，能重新引入“人”的因素。他不想設計那種更注重新穎性和象徵意義的產品，他看重的是實用性。為此，他打算跟前谷歌員工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合作，後者創立了人類技術中心（Center for Human Technology），這家機構專門研究技術產生的心理和社會影響。我們知道，科技產品的設計初衷，通常就是讓人上癮，而且，這種癮，越強烈越好。
“這些設備是為社交媒體服務的，它們需要得到驗證。”安佐斯說。
今年4月，安佐斯和家人在沃霍爾博物館。
他說，自己受到了新一代用戶的鼓舞，這些用戶幾乎天生就會在屏幕上進行滑動和縮放操作。對於設備給生活帶來的價值，現在的青少年似乎比老一輩更加敏感。安佐斯提出了一種假設，他認為，發起槍支改革遊行和逃離Facebook的這一代人，將是決定哪些產品有意義的一代人。他們不僅是為社交媒體和即時新聞添加噪音的一代人。而且，這代人需要那些經歷過轉型的人與他們合作。
“科技公司不需要像我這樣的人。”安佐斯說，“現在是時候向前邁進了，找到合適的人，跟他們合作。”
“就像有人點擊了瀏覽器上的‘清除歷史記錄’按鈕”。
不過安佐斯說，他擔心自己的成果會消失不見，“就像有人點擊了瀏覽器上的‘清除歷史記錄’按鈕”。畢竟，蘋果的保密文化是出了名的。
“沒有人看得見我，那一直很酷，因為這給了我自由。”安佐斯說，“但現在，我必須摘掉‘傻朋克’樂隊那樣的頭盔了。”（注：該樂隊成員演出時通常戴著頭盔。）
翻譯：何無魚
校對：李莉
造就：劇院式的線下演講平臺，發現最有創造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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