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期｛成都故事｝，相信大家对成都的米市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当时，成都市区米店交易有两大内容，一种是大宗生意，这是大头；一种是供应“升升米，把把柴”的城市贫民，这是其次，作为应付门面而已。
大宗生意之一是借米行的招牌在大市上去搞投机，比如买空卖空、赌输赢、赌盘子，这种行为成则巨富，败则破产，风险很大。二是常用的较稳妥地经营方式，即向大宗用户卖空仓、卖期米或代囤米。这就是面向大用户讨便宜的经营方式。具体方法又分几种：一种是有些富户趁新米上市，米价相因（便宜）时，就买进一年之需，但是家里堆放不下，又怕放久了陈米不好吃，或者难于对付鼠盗虫伤，便交给米店代存，用多少取多少；再一种是干脆向米店趸买零出，即买方以成交时的价格为准，米店略打折扣以示优惠，一次付清款项，由米店出具一个存米折子，用户凭折子随时取米都可以，直到取完为止。这种方法，用户方便，而米店也可以用存米和趸款去周转得利。
贫苦人家的“升升米”大多都来自米市。因为米店是挂牌标出，价格当然比米市高。来店买米的这类小宗主顾大多属于“升升米、把把柴”的市民，多则买一“小斗”——买更多的一般都上米市去了；次则买两三升；更少的连升升米也买不起，米店就用碗、筒来计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普通劳动者对买筒筒米倒也习以为常，因收入所限，理当如此，并不以为耻。不过有些破落之家，本来不善营生，靠典当维持生活的人，明明已经落到了“升升米、把把柴”的境地，却还要绷面子遮掩宭态，为买米煞费苦心，弄出些自欺欺人的笑话来。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这样的人：“肆外衣裳亦美哉，携他一个大壶来；分明贮米归家去，却道街前打酒回。”
其实，旧社会岂止“升升米、把把柴”的人家不在少数，而缺粮断炊的悲剧也屡见不鲜。这并不奇怪，是当时社会的痼疾之一。天灾人祸自不必说，就是常年的农历二、三月份，由于“青黄不接”，总不免要演出闹米荒，“吃大户”（合伙到富豪家吃饭或抢夺粮食）的风潮来。那年头，米价昂贵不说，奸商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常常米市无米，米店关门，制造紧张气氛。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只有铤而走险，轻则划（割）口袋；重则打粮店，破仓抢米！
听人说过，当年成都某日，一伙人在街上呼啸而过，前面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拿着各种家什装着米在仓皇奔逃；后面是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追赶。跑得快的逃散了，可怜两个老弱者落在了后面，被拖翻在地，连人带米被拉进了警察局。其中一个老人仅穿一条短裤，原来是长裤已临时脱下来，拴上裤脚当成装米口袋搭在肩上了。事后听说是一伙抢劫南大街米店的饥民队伍。目睹这一事件的人当时还小，看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上学，他把所见的事情告诉了他尊敬的级任赵老师。
赵老师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拿粉笔在办公桌上写了个“飯”字，对他说：“你看，‘飯’字——”然后用手擦去食字旁，“去掉‘食’就是‘反’。‘无食则反’，民以食为天啊！懂吗？”
他听了赵老师的话，联想起近半月家里的生存状况，似乎悟出了老师的深意。
也不止是普通老百姓受灾受苦，当时的公务员们，他们的生活也得不到多少保障。很多的公务员们，其实就是在等米下锅，自然也经常光顾米市。据说有段时间，当局为了“体恤”公务人员的艰辛，发给他们一部分大米，可却不是实物，而是一张张“米纸条”，得凭借这些米纸条，到指定地点去兑换大米。
比较坑的是，兑换粮食的地点一般都在成都以外的地区仓库，其中还有远在两三百里的县区。在当时的交通、治安条件下，一般公务员根本没有能力去兑换。于是，有些人打得滑，向发米纸条的人“塞包袱”（行贿），把粮兑换地点换成近处。而那些钱财没有塞到位的，加上关系背景也不够强劲的人，只好把米纸条拿到米市上去卖，视兑粮地点的远近给买主折扣兑换，七折、六折乃至对折不等。卖了现钱后，这些穷公务员才急急忙忙到“小市”买米回家备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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