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汶川地震，造成超过68712人死亡，17921人失踪【1】，是唐山地震之后伤亡最惨重的地震。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这场灾难的记忆。在当时开放、透明与禁令并存的复杂的媒体环境中，报道如何接近灾区的真实情况？当年进入灾区一线的记者喻尘回忆了他所观察到的那场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喻尘
十年前的5月12日下午，我在从广州飞往北京的飞机上。
飞机落地，打开那个已经记不清名字的首代智能手机，马上接收到了中国移动推送的“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
对于我来说，这是这场地震记忆的开始，之后多次抵达震区，走遍了汶川、北川、青川的城镇村落，于今天来说，十年前的记忆已是碎片，即便我想把它们串起来，可是我却难以找到一条线。
因为我是对既往工作最不愿意“让自己走进去的人“。做了十多年的记者，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故事，在我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过往，南疆喀什的乡村是这样，苏北沿海受污染之害的农民如此，汶川灾区的每一个灾民图谱也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忆，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
因为每一个采访过往都是这样，每一个故事的开始或结束，我从始至终只是一个局外人。这样一种“在野“或”在边上“的态度，我要重新审视的，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潜在的问题。
我相信我这样说会冒犯很多曾经的同行，我也相信在那场大地震现场，我的同行是真的为场景所动而掉下眼泪，我也是，不管再怎样超然度外。
所以，这正是我要反思自己的：究竟“眼泪“对我的报道影响的分量有多重？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时的哪些报道是不客观的？哪些是被过度描述的？而哪些又是被疏漏的？
我相信十年后的那些曾经在现场的同行，今天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当时如何如何“，可是在放下谈资之后，我们又留下了什么？翻看十年前的报纸，有哪些是可以穿透历史，真正地被留下来？
我也相信，很多我的同行，在十年前踏上那天灾难的土地时，是抱着一个“游客”的心态而去的，原谅我这么直接。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在职业履历上“刷”下那么一道，而去了灾区现场。
所以，我对这场灾难除了撕心裂肺的场面，而能够深记的是：没有秩序的、乱了套的媒体采访，过度宣泄的悲情，被放大的不真实的人物……原谅我的刻薄，因为我也是这样批评自己。
我记得在地震9天后，绵阳九州体育馆，我和同事为了写震后第一个儿童节的故事，采访了在体育馆被收留的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其时，他们在志愿老师的带领下，做着简单的游戏，有着简单的快乐，我和摄影师站在场外，看着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与地震无关的事情。场外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雨密布，那一天清清爽爽，灾难似乎与此无关。
而我和摄影师为了故事，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简单，这种平静。
又有多少同行像我这样呢？两个月后，在一个大学举办的“地震报道讨论会”上，一位同行向我提起这篇报道表示赞许，而我真的不知该如何作答。
地震的那个下午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读着美国著名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的书《熟骨头》，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是“火如何灼痛自己”。荣格尔是天生的对“边缘人”、“极端情境”着迷的人，他报道过美国西部的山林大火、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穿越过争端中的塞浦路斯。
荣格尔对灾难的刻画冷静，对细节的描述既像他在现场，但又有距离感，他在“火灼痛自己”的过程中，却时刻保持着清醒，这在他和同事分为两端，穿越两个“不同世界”的塞浦路斯时，尤为保持得到位，这也帮助他能够顺利完成工作。
我认为，我和荣格尔的距离，隔着一个太平洋。
后来，我把这本书推荐给震后写“灾难报道手册”的同事，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从后来的手册中看到荣格尔的影子。东西方报道者对故事的写作，隔着的不仅是太平洋，还有价值观和文化，这是从“诗经”到“圣经”的距离。
我在的那家媒体，在十年前的这场灾难中，投入的报道人力、物力、财力应该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是最多的。我们包下了成都军区望江宾馆副楼的一层楼，调集了多辆越野车进入灾区，60名左右的一线记者分批次进入灾区、回成都轮换。这成为当时许多同行羡慕的事情。
我们在事后做了总结和反思，但停留在物资、装备、器材之上。 之后，我参与并调度了玉树地震、利比亚战争、海地地震、泰国红衫军骚乱等多场灾难事件现场的采访，物质条件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反应更加敏捷，讯息传递再也不用“人肉”了（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可是，对于在报道中遇到的社会伦理、文化、宗教等的准备，至少在我当时服务的媒体里，接受此类采访任务的记者，没有被培训过，我也相信中国的其他媒体更不会有此意识。而对报道者自身知识素养的积累要求，更没有认真做过。
512之后的很多讨论会上，我的国内同行都提到了“专业性”的问题，可是，大家的讨论却永远“不落实际”，此“专业性”不是指报道手段，而是报道者是否有相关故事内容的阅读能力。地理、历史、人文、宗教、民族学等等相关知识储备的匮乏，致使我们的报道显得那么浅薄。
在四川现场，我给一些同事推荐了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数年前的一个长篇描述“文化断裂地带和地理断裂”相关性的故事，但浅显的阅读，并不能马上帮到我们。
十年后，我啰啰嗦嗦地要说的是，地震灾区现场那些我曾经见过的人，我记不住了，他们的面孔模糊了；那些我可能还记得住的人，我也不愿意回忆了，我不想做一个沉浸在自己写过的故事里的人，所以我也不像其他同行那样会再去看他们。十年后，我和我曾经报道中的人，活在两个轨道上，他有他们的轨道，我有我的，这就是生活。
因为，我不想为了自己的回忆而惊扰别人的痛苦，这是12年前，在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医生，在给我解释“PTSD”(编注：创伤后遗症，是指人在经历过性侵犯、战争、交通等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时讲到的。
我停留在对已经于己不相干的职业的反思中，并以此怀念曾经的职业、工作、和同人，也许若干年后，我还会去故事的现场，那时，我希望和荣格尔隔着的，只是太平洋。
【1】四川在成都召开“5·12”汶川大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http://www.gov.cn/jrzg/2009-05/07/content_1306695.htm
喻尘，曾为记者18年，现为某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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