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雷闖稱與舉報者曾是戀人 誰在說謊？
公益圈，這個往往被寄予更多道德期待的圈子，最近陷入道德危機。
近日，關於公益圈“大佬”性侵女志願者的事件已經沸沸揚揚。它的起點是7月23日凌晨開始在朋友圈刷屏的一則網絡爆料，當事人直指創始人“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曾在“益行去北京”徒步活動過程中性侵犯了她。
雷闖 圖片來自網絡
事情發酵後，這位女生接受了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的採訪，透露了更多性侵的細節——
雷闖哄騙她和自己睡一張大床，否則就是不信任他；
雷闖在女生不情願的情況下對她在床上有摟抱、親吻動作；
女生半夜醒來發現自己正在被雷闖摸胸；
女生兩次試圖以自己沒有性經驗、沒有安全套為由拒絕發生關係，結果發現雷闖連安全套都帶了，最終放棄抵抗。
採訪原文↓（文中趙欣為化名）
事件引爆朋友圈後，雷闖曾兩次發表聲明。
第一次聲明中，他承認了網絡爆料中對他性侵的指控，稱儘管有前因後果“但是任何因素都不是我可以推脫責任的理由”，表示“在考慮向警方自首”。
但第二次面對媒體的聲明，他的說法變成了：發生性關係後成為了戀人，但對方可能沒認可這個“男朋友”，兩人後來還一起旅遊過。
與第一次聲明的“前因後果”聯繫起來，這似乎在暗示，發生性關係是基於二人有感情的基礎上，是成為戀人的前奏。
但當事人在接受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採訪時全部否定了雷闖的說法。
不存在作為情侶一起旅遊的事情——趙欣：我們一共只見了三次面，不存在戀人關係。去重慶那次，我事先跟他說了，我想和他斷開聯繫。他說想跟我見面，就給我買了票，去了重慶。第二次我在杭州，他去杭州工作，這算是旅遊嗎？
且她從事前對雷闖本人的尊敬，到事後為了不讓這份尊敬和她對其事業的認同崩塌，做出了極大的努力，為了讓自己經受的一切正常化，假裝兩人的關係是正常的。
她這樣描述自己事後對待雷闖的心理：
“我心裡知道那不是談戀愛，戀愛不會因為看到車是他的號就不敢上，不會因為吼我我就害怕”；“我明明知道這個關係不是正常的，但我希望這個是正常的”。
（閱讀完整採訪，請點擊今日推送第三條）
將有違女性意志的性行為美化成戀人關係，這很像已故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描寫的情節：
房思琪被老師李國華迷惑、侵犯之後，強迫自己愛上了這個強姦犯，因為只有假裝成戀人關係，她才能接受自己的遭遇，麻痺痛苦。
經過後續其他爆料和爆料人之間的溝通，自稱曾在參與雷闖旗下公益活動時遭他性騷擾的女性，不止一位。
在這些秘而不發的醜聞中，一旦有受害者站出來發聲，往往會“拔出蘿蔔帶出泥”。只要有一個人從中獲得勇氣，就有可能揭露更多的齟齬。
很快，另一位公益圈知名人士也“晚節不保”。
23號晚，江蘇南通的環保行動者劉斌在微信朋友圈發文，指控馮永鋒對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女實習生和女員工有性騷擾行為，包括襲胸、暴打和強姦等。
馮永鋒其人，是環保圈的知名人士，早年從事新聞行業，2006提出了“自然大學”的概念，並逐步創辦了十餘家環保組織，在業內被稱為“馮校長”。
24日，南都公益基金會發聲明澄清事實——“2017年10月底，南都基金會一位女性員工在因公出差參加活動的過程中，遭遇馮永鋒性騷擾，有摟抱拉扯行為，受害人反抗，胳膊受輕傷，受害人走出房間要求馮永鋒離開，馮永鋒離開。”
聲明中，他反省了自己嗜酒的放縱，以及會借喝醉發洩內心慾望的舉動。
為自己的衝動進行了辯解：機構籌款壓力太大，喝醉了，但在和這位受害者女性聊天時“突然生起想抱她一下的衝動”。
據澎湃新聞的採訪，對於其他受害者指控的對女員工暴力事件，馮永鋒則回應“不記得了，當時喝醉了”。
目前事情的進展停止在這份致歉聲明，馮永鋒稱願意承擔此前所有騷擾行為的後果，承諾不再發生任何騷擾女性的事情。
南都公益基金會的聲明中也宣佈，該機構做出“停止對他的任何資助，不得邀請他參加南都基金會任何活動的決定”。
對業界大佬性騷擾行為的公開指控，也蔓延到了其他的領域。
今早，一篇名為《章文，停止你的侵害！！！》的自述爆料文章再次引發關注，內容直指知名媒體人章文曾對爆料人進行性侵。
在文章的描述中，章文通過當事人的導師與其在微信上認識，之後共同出席了一次飯局。而章文在當事人喝醉的情況下主動邀請她一起打車、去茶室坐坐醒酒，並在茶室裡對當事人進行了性侵犯。
被強迫發生性行為的第二天，章文提出與當事人見面，並在見面時對她說了令人不適的話。
根據爆料者提供的短信截圖，對方曾威脅她“如果因為你而導致我兒子不能出國讀書，我會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稱當事人敗壞了他的名譽。
還曾有聊天記錄顯示，他有示好意圖，勸當事人“放下”。
顯然，當事人沒有將事情放下，並選擇把它公之於眾。
比較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這次曝光得到了更有話語權的聲援。青年作家蔣方舟在朋友圈轉發這篇文章，稱自己也被章文以摸大腿、試圖尾隨、在微信上發騷擾的話等方式騷擾。
另一位媒體人也轉發稱自己和章文做同事時，曾被藉機摸過大腿。
就在剛剛，另一公眾人物王嫣芸也發聲講述自己和章文的“恩怨”：多次拒絕了章文私下的邀請後，王嫣芸發現自己被約到了咖啡館的包間，對方叫了十幾瓶啤酒並已喝了大半。
隨後，章文突然間試圖威脅王，被王情急中打中喉結、潑了開水才得以脫身。
面對這些指控，章文的最新聲明稱他和當事女生的性關係是“雙方情願，未強迫他人做網文中的事情”。
女方稱和他只見過兩次面，從未有什麼兩情相悅，但章文的說辭是，“你可以理解為一夜情或者一個女孩子對一個媒體人的傾慕”。
在他的聲明中，更是流露出了強烈的暗示：舉報他的蔣方舟、易小荷，不是“交了眾多男朋友”，就是“離過婚，經常出現在酒局上”。
在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他也表示“如果一群人在一個場合喝酒之後，摟一下腰或者是合個影，這也算是性騷擾的話，那我也搞不清楚了”，也否認了蔣方舟和易小荷均提到的摸大腿。
在後續發出的聲明中，章文要求受害人走法律程序。根據新京報25日下午的採訪，當事人稱手中還持有事發時的物證內褲。
這可能是三起舉報中最有可能接近法律裁定的一起了。後續發展將如何，我們還會持續關注。
不僅是這三起涉及公益、媒體、知識分子等領域的性騷擾舉報掀起波瀾，還有很多與之相關的暗流湧動，尚未發酵出來。被掀開的黑暗一角，一定不會只屬於這些圈子，也不會止步於此。
但這股反性騷擾的潮流中，也有令人擔憂的問題——此時此刻它的土壤真的足夠成熟嗎？答案或許比較消極，從很多旁觀者的態度中就能看出端倪。
這一連串爆料後，除了事件本身，另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焦點是同僚們的態度。
雷闖“出事”後，他的公益圈同伴在微信群眾的討論被傳播後，引起了旁觀者更強烈的反感。
他們的態度被指責為輕描淡寫、袒護雷闖，好像他知錯能改倒成了該被鼓勵的正面榜樣。
對話中的鄧飛也是公益圈一位知名人士，事後因為被輿論痛批，已經致歉兩次。
當然，當一個熟識的、並且你對他有好印象的人犯錯了，立刻與之嚴格劃清界限本來就不符合人性的本能。公益圈的同僚們有權對犯了錯誤的雷闖們表示出惋惜、遺憾等等情緒。
但這其中讓人難以信任的是，他們對雷闖的寬容有多少是出自那種根深蒂固的護短觀念——“大家都是自己人嘛，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中國的圈子文化使然，使得人們對“自己人”的過錯太容易因為交情一筆勾銷，在公益圈更是有天然優勢——習慣於用他在公益上所做的貢獻去填補不相干的道德漏洞，用他在公益上積累的道德資本去原諒另一件事情。
男人的圈子文化更是喜歡強調對“浪子回頭”的寬容大度：你發生了這麼大事，就是要挺你、重新向你張開懷抱，才是屬於真爺們兒的胸襟氣度。在這些觀念影響下，他們輕易就將雷闖擺在了勇於面對自己錯誤的高尚位置上。
可是，真正該褒獎的勇氣來自哪裡？是敢揭開傷口去暴露這些事情的受害者。如果她們繼續沉默，犯錯之人是否還會繼續在自己的圈子裡享受權利、作威作福呢？
更不要說這種盲目抱團所衍生出的那些令人心寒的聲音——蕩婦羞辱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這些與億友公益相關的微信群聊中，暴露出了對受害人的冷漠和惡意揣測，指責她是抱有目的想敲詐的賤人。
馮永鋒被指控性騷擾之後，某公益群中的人也在指責別人搬弄是非，為犯錯的馮永鋒辯護：誰能保證自己沒有作風問題？“就喜歡他的接地氣”。
所謂的接地氣，就是不尊重女性、對她們實施性騷擾嗎？
不難理解，公益圈的大佬在事業上的作為的確有口碑，這些圈內人平時對他們信任有加。當行業偶像的形象瀕臨崩塌，他們可以漠視受害者受到的傷害，漠視最基本的價值觀，肆意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蔣方舟也受到了一樣的指責——她實名指控章文的性騷擾行為後，作家鄢烈山在微博罵她被騷擾是因為自己沒有認真拒絕，現在卻出來毀人清譽。
截圖來自@鄢烈山 微博
這其中荒唐之處正如蔣方舟反駁所言：騷擾女性的人顧臉面，被騷擾的反而成了邪惡的。
這些或無心之語、或有的放矢，其中充滿著對性騷擾受害者的冷漠，和對性侵這一行為最基本的認知。這到底是被屁股坐在哪兒決定的，還是因為這些觀念在整個社會都仍然十分缺乏，這些中年人的嘴臉只是一個縮影？
或許二者都有。
所以，如果把近半年來屢屢曝光的各種醜聞看作中國女性反性騷擾、反性侵潮流的開端，那麼這個起步其實很基礎——
它階段最大的意義，是幫助一些共識被傳播，慢慢深入人心。
比如性侵犯的受害者，經過了林奕含自殺背後的故事，和這次雷闖性侵事件的始末，是時候拋棄自身那些由於性教育缺失帶來的恥感，瞭解到哪些行為是應該被抵抗的了。
“房思琪”的悲劇和雷闖事件當事人的糾結都在於，她們不僅缺乏反抗侵害的力量，更在事後也難以獲得足夠的勇氣支持，把自己陷入了不得不和侵犯者進入親密關係的境地。
不管是受害者還是旁觀者，關於性侵的觀念都應該更新了——性侵是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偽裝自己的，可那樣的關係是不健康的。受害者不應該再因為恐懼與無知受到更多的傷害。
更需要被滲透的，是那種根深蒂固的“擁有權力=擁有支配兩性關係的權力”認知。
這些被曝光的齷齪，和之前那些類似的事件，往往都起源於作惡者擁有一定權力與聲望，掌握著圈內的資源與話語權，這成了他們震懾受害者、並使他們在事後也自覺地恐懼、噤聲的原因。
劉斌稱……自己曾以各種方式暗示新進機構的女同事，要小心馮永鋒，但收效甚微。在劉斌看來，在“自然大學”內部，馮永鋒像是不可挑戰的權威，沒有人敢表達與之相反的意見。（來源：澎湃新聞）
而在今天，父權社會留下的骯髒認知仍然在逆現代價值觀而行——有些擁有一定地位和權力的中年男人，習慣於藉此滿足自己的性需求，習慣了無視女性的尊嚴和權利。
這也是為什麼每當類似的事情發生，會讓人覺得講理有種無力感，因為從根兒上，有些觀念就是缺失的。
所以，輿論正在做的是傳播平等與尊重的觀念和關於性侵犯的是非對錯，讓它敲碎父權社會頑疾堅硬的殼子，迫使殼子裡的人直面那些骯髒的現實。
事實證明，就連這一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然，反對性騷擾的聲音想要扭轉這畸形的觀念，需要依靠的並不是網絡審判——網絡審判本就不是這些訴求的根本目的，它充滿了偶然性和滯後性，並不是正義最終的模樣。
這個社會需要的，一方面正如我們長久呼籲的，在立法和執法層面對於性騷擾事件建立更快速的反應機制。
一方面，也應當推進從機構層面建立完善的反性騷擾自我監督機制，建立行業自律規範和體系，不要讓身處底層的普通員工想反抗“大佬”們的性騷擾時，連求助的門都摸不到，讓某些有話語權的人永遠能仗著自己的勢力在圈子內作惡——大佬們被曝不止一次對實習生、下層員工騷擾，一部分也是基於此。
如今社交網絡大大加強了弱勢方的話語權，但這遠遠不夠。更何況，有一個道理細思恐極：能被公之於眾的醜聞，或許只能說明這個行業是容易被輿論攻破的。
那些連齷齪被曝光都難以做到的行業，又該如何？對於潛在的受害者來說，在憤怒掀起關注後，將共識落實為制度的支持和行業的自淨規範的需求，更加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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