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位於宋都御街北端，位於宋都御街北端，又名礬樓，是1988年重建的一組庭院式樓閣，也是開封目前最大的仿宋娛樂中心。
是根據史書記載，於1988年復建的一組庭院式樓閣。相傳樊樓為北宋東京七十二家酒樓之首，風流皇帝宋徽宗與京都名妓李師師常在此相會，小說《水滸傳》對此樓也多有描寫。宋代詩人劉子翠曾留下過"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的讚美詩句。樊樓由東、西、南、北、中五座樓宇組成。灰瓦青磚，雕樑畫棟，陳設富麗堂皇，古樸典雅。
位於宋都御街北端，又名礬樓，是1988年重建的一組庭院式樓閣， 也是開封目前最大的仿宋娛樂中心。相傳樊樓曾是北宋東京最繁華的一家酒樓，就連當時的皇帝宋徽宗也親臨此樓，並留下一段與李師師相會的佳話。樊樓由東、西、南、北、中五座樓宇組成，每座樓皆高三層。其中西樓是樊樓的主要建築，也是五樓中最大的一座，樓上設有宋徽宗御座，陳設富麗堂皇。中樓上有李師師琴房、書齋等，佈置得淡雅幽靜。
樊樓，北宋東京汴梁72家正店之首的名樓，又名白礬樓。有人誤以白、樊為姓氏，《水滸傳》即把礬樓寫作樊樓。其實非也，最初它專門經銷白礬，故名白礬樓。始建於何時？史無記載。但最遲在宋真宗祥符年間（1008—1016）它已經是一處很大的造酒作坊和大酒樓了。每年出售的酒麴高達2.5萬公斤。天聖五年（1027）宋仁宗下詔三司“白礬樓酒店如情顧買撲，出辦課利，令在京腳店酒戶內撥定3000戶，每日於本店取酒沽賣”，成為酒類批發商。
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礬樓進行大修，《東京夢華錄》描寫大修後的礬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當時的“礬樓燈火”是東京一大盛景。正如劉子翬詩中所說的那樣：“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礬樓。”從這首回憶東京往事的詩中我們也不難想象：“夜深燈火上礬樓”的人決不僅僅是為了一頓夜宵、飯菜，而是為了歌舞。宋代時的官員、文人、墨客，狎妓是常有的事，不但政策允許，而且被認為是儒雅的事情，官員只要不嫖妓，就不會受到譴責。所以礬樓儘管只是個酒樓，但它的興旺發達,主要依靠的不是飯菜,而是陪侍飲宴歌舞的人。同時宋時要想出版一本詩詞集,並不像今日這麼方便，文人寫了詩、填了詞,還要靠這些藝伎傳唱揚名，雙方互惠互利，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為？
北宋時的樊樓建在哪裡？說法不一。1985年建在宋都御街上的樊樓，有材料說是在原來的位置上重建的。對於這個說法，很多開封人都不贊同。宋人吳曾考證說樊樓在東華門外景明坊。經查這景明坊系北宋時左軍第二廂16坊中之一坊。根據這一說法，有人認為它可能在今棚板街西首某個地方，並因此把棚板街的地道與宋徽宗通過地道與李師師幽會的傳說相聯繫，是否符合事實雖不能確定，但大致方向是可以肯定的。
另據《如夢錄》記載：“大梁驛，原是宋時小御巷，徽宗幸師師處，下有地道，直通宮院”。言外之意，樊樓可能就在大梁驛——小御巷之內。其實這又是一個誤會，樊樓是營業場所，大梁驛——小御巷，則是李師師的家。李師師原姓王，她的父親王寅原是汴京永慶坊染局的一名工匠。師師母親死得早，王寅憐惜女兒，抱她到寶光寺“捨身”，以求長命百歲，故取名“師師”。想不到的是師師命苦，父親因承染宮廷布匹誤了工期被拘，死在了監獄裡，師師被當時的“慈幼局q”收養。稍大被鴇母李姥領養，故王師師就變成了李師師。在李姥的調教下，加上師師的聰慧和天姿國色，李師師在東京街頭的“瓦舍”、“勾欄”唱出名後，才有資格進入了東京72家正店之首的樊樓入夥。所以把樊樓和小御巷，也就是營業場所和住家混為一談是沒有必要的。據查這大梁驛——小御巷就是今天的館驛街。宋宣和六年（1124）宋徽宗冊封李師師為瀛國夫人，樊樓內專門設置御座，事實上徽宗和李師師的關係已經公開。李師師在小御巷的家，老百姓稱之為“師師府”，挖有地道也不是不可能的。 靖康二年（1127）3月金軍攻陷汴京，金人一把火把樊樓燒了，但樊樓的盛景和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風流佳話卻一直沒有被開封人忘記。清代在北書店街路西、徐府坑街東口北面，曾建有一座“樊樓茶園”，上懸“樊樓古蹟”匾額。其實不論從地址或者規模，它都遠遠不能和宋代樊樓相比；民國年間曾任河南博物館館長的開封學者關百益先生曾彩繪一幅《樊樓燈火圖》，刊載於1935年影印的《河南書畫展覽會書畫譜》上，1936年後懸掛於南書店街味蓴樓飯莊的客堂內；1983年御街未建成之前，蔡衚衕東口建起一座兩層仿古樓房，曰豐樂樓（樊樓曾名豐樂樓）。不過它距人心目中的樊樓形象太遠。雖不足與外人道，但人們思念樊樓，欲借樊樓之名發展創業的心情，卻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的。
20世紀80年代初，興建一條仿宋商業街，也就是“宋都御街”的建議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1984年6月“六大古都會議”在我市召開，市城建局設計製作了《宋都御街》沙盤。同年11月中央領導人來我市視察，他觀看這個沙盤模型後非常高興，指出這個項目可以納入《七五計劃》。而重建一座宋代的樊樓是整個御街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工程，僅有的依據只有《東京夢華錄》上“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16個字。怎麼辦？於是發動規劃設計人員，各自設計方案，以無記名方式，召開“礬樓方案審定會”進行公開評選。經過國家旅遊局、省外辦以及與會專家學者的認真評選，在梅花式、燕尾式等十多份設計方案中選中了由市建設局規劃辦高華賓提出的由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樓房的方案。河南省建築設計院總工邱全誇獎這個方案“獨具匠心”。高華賓長期從事造型藝術的設計和製作工作，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我市城市建設、園林和旅遊事業的規劃設計和沙盤模型做了大量工作。對於他這個“礬樓造型設計”，開封宋史研究所周寶珠教授也說“這個方案切題、好！” 現宋都御街北首的這座礬樓就是根據高華賓先生的造型設計，經過建築工程師的改進，（改西樓為主樓）按宋式營造法建築起來的。
重建的新礬樓於1989年4月30日竣工，它是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樓閣組成的庭院式仿宋建築群體。在佈局上採取東——西縱樓為主，向縱深延伸的形式，東樓臨街，屋頂由4個九脊殿（歇山式）30個翼角、12條屋脊組成的整體樓面，顯得比較錯綜複雜。進入東樓後，穿過庭院即可進入中心樓。中心樓屋頂為歇山式十字脊。在貫通中心樓的橫軸線上以對稱方式建南樓和北樓。通過兩道飛橋和連廊，使東、南、中、北四樓明暗相通。構成一個景觀區。縱軸線的盡端是礬樓的主體建築——西樓。它是五座樓中最大最高的一座。
整個礬樓共有98個翼角，遠遠望去，“如鳥斯革，如翼斯飛”，給人以輕快舒展之感，富有詩情畫意，應該說是很成功的。
新礬樓建成之後，按原來的設想，以樊樓京都第一，72家正店之首的名氣經營飯店，生意一定很興旺發達，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投入運行初始，生意還算興旺，但紅火一陣之後，生意就清淡下來，幾經改組，始終無大的起色，一直處於尷尬之中。這一切又都是因為什麼？很值得人們探討和深思。
首先應該探尋一下宋代樊樓興旺的原因，樊樓開張之始是經銷白礬的。北宋時期弘文抑武，文化事業十分繁榮，紙張的需求大量增加，據說當時開封的造紙作坊有一二百家之多，而白礬是造紙的必須之物，經營白礬的樊樓，生意興旺自在情理之中。後來礬樓改營釀酒業，宋仁宗為了增加稅收，撥定京都3000戶在礬樓取酒沽賣。這時的礬樓不僅只是一個大型的釀酒作坊，更是一座類似今天酒類專賣的欽定批發商了。
經營白礬和釀酒使樊樓的主人發了財，於宣和年間重建了新礬樓。新礬樓不僅建築華麗、壯觀，每到夜晚，燈燭齊明，光華燦爛，更使“礬樓燈火”成為汴梁一大盛景。更重要的是這個酒樓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一座純粹的酒樓——飲宴的場所，她擁有京都第一流的藝伎。按宋代的規定，官（歌）伎陪酒、陪宴、陪遊、陪歌舞、彈唱是被允許的，妓亦作伎，本來就是具有某種技藝專長，尤善歌舞，兼對男人提供服務的女子。唐宋時代的許多文人、官僚大都狎妓，概不能免。宋代的礬樓很有點類似今天“夜總會”“歌舞廳”的味道。正因為有許多“豔幟”作幌子，才招來那麼多人到礬樓來飲宴、歌舞；才“飲徒常千餘人”；才“夜深燈火上礬樓”。這一切並非自李師師起，早在宋真宗年代就有太學生沈偕攜名妓蔡元奴在礬樓徹夜飲酒並將當晚全部酒客耗費包下來的記載。只不過李師師人長得漂亮，且擅歌舞、書畫，為人仗義有俠風，被人稱為花魁，後來居上，成為歌伎之首。特別是她和宋徽宗結交之後，更是身價百倍、為人樂道。對於宋徽宗、李師師這兩個人物，不能只簡單地視作“皇帝與妓女“，他們一個是書壇聖手——瘦金體的創始者，一個是歌壇名人，技壓群芳。正是他二人的結合，為宋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絕響，為礬樓留下了千年不衰的盛名。尤其是當金兵進犯汴京時，李師師把皇帝所賜金銀珠寶及一生積蓄，上書開封府尹、全部捐獻，資助河北義軍軍餉。這可不是一般妓女，甚至不是一些官僚、士紳所能辦得到的。 對於今日礬樓的開發和利用，似乎仍應以宋詞、宋樂、宋歌以及舞蹈等高品位的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為主。合理使用樓內空間，開展各類定期或不定期與文化有關的展覽和表演活動。當然，酒樓、飯店、旅社不是不可以開，但不能作為礬樓經營的主體，留出空間讓大眾參與進來，則人氣自旺矣。
開發“樓院旅遊”是條新路子，借礬樓之名把內容豐富、充實起來，“夜深燈火上礬樓”的盛景一定會重現。
正打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聒耳，鼓樂喧天，燈火凝眸，遊人如蟻。宋江、柴進也上樊樓，尋個閣子坐下，取些酒食餚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吃不到數杯，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宋江聽得，慌忙過來看時，卻是九紋龍史進、沒遮攔穆弘，在閣子內吃的大醉，口吐狂言。
樓，是北宋最豪華的酒樓。位於東京宮城東華門外景明坊。大約北宋後期，當時人已不太明瞭其得名來由，想當然以為是酒樓老闆的尊姓。實際上，樊樓所在地，本是商賈販鬻白礬的集散點。可能原先是礬行的酒樓，也可能後來在這裡蓋起了酒樓，就稱為礬樓，也叫白礬樓。日久天長，才訛傳為樊樓，後改稱豐樂樓，但總比不上樊樓叫得響亮。樊樓算得上是東京百年老字號。至少在宋真宗時就名聞遐邇了。據《湘山野錄》，大中祥符中(1008－1016)，真宗為日本國一佛寺題額。朝辭日，日本使者臨時要求再賜一篇寺記，張君房是最合適的作者。但當天他不當值，“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樊樓有自釀好酒，名叫“眉壽”、“和旨”。據宋代檔案《會要》的記載，當時，樊樓每天上繳官府酒稅就達二千錢，每年銷售官酒竟至五萬斤。後來老闆轉手，酒樓新主“大虧本錢，繼日積欠，以至蕩破家產”。因為不是國營資產，國家儘可以不聞不問，但國庫缺了一大筆酒稅，宋仁宗還是十分在意。天聖五年(1027)，他有一道詔令，大意說，誰願意承包樊樓年銷五萬斤的酒稅額，就可以給他劃撥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作為酒類專賣的連鎖銷售店。從皇帝親自過問，既可見那時就有稅收優惠政策，也可見樊樓在東京酒樓業中龍頭老大的地位。
東京酒樓的格局，據《東京夢華錄》記載，面朝大街都扎“綵樓歡門”，也就是大門樓。進門則是院落或主廊，底層是散座，樓上天井兩廊都是當時稱為“小閣子”的包廂。一到晚上，“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簷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不過，據《都城紀勝》說:“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歡，則多往其居”，說的雖是南宋臨安的行規，北宋東京當也如此。東京一般酒樓僅上下兩層，唯獨樊樓，在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改建為東西南北中五座三層的主樓，《水滸》中宋江喝酒時應該還是改建前的老樓。新樊樓各樓之間用飛橋欄杆，明暗相通。改建完工重新開張的頭幾天裡，最先光顧者賞以金旗，以招徠賓客。每到元宵燈節，樊樓頂上每一道瓦楞間各放蓮燈一盞，把樊樓點綴得分外靚麗嫵媚。其中西樓，後來禁止酒客登臨眺望，這是出於對皇帝安全保衛的考慮，因為從西樓俯瞰下去就是大內。據《水滸傳》的藍本《宣和遺事》說:樊樓“上有御座，徽宗時與李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西樓可能就因此謝絕了外來客。
樊樓西樓借景於大內，北樓則可以憑眺艮嶽，再加上相去不遠的州橋夜市與汴河遊女，市口十分優越。樊樓因原就是京城頭號酒樓，“飲徒常千餘人”，改造後，不僅本身生意興隆，也帶動了周圍的人氣。連樊樓旁的小茶肆也“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賣出了好價錢。而那位以善煮魚羹而知名的宋五嫂，也“是汴京樊樓下住的”。許多宋代話本就以樊樓作為敷衍故事的主要場景，描寫倒也不是毫無根據的。《趙伯升茶肆遇仁宗》引一首《鷓鴣天》詞為證: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絃。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簷。
由於聲名遠播，京城第一，樊樓成為達官貴族和富商闊佬擺譜的地方。《齊東野語》有一則故事，說一個叫沈偕的吳興闊少，狎遊京師，追求一個聲價“甲于都下”的名妓。有一天，帶她上樊樓，對樓上千餘酒客說:你們都“極量盡歡”，最後由我來買單。“至夜，盡為還所值而去”。沈偕的豪奢之名傳遍京師，那些擺足身價的名妓也“唯恐其不來”。詩人劉子翬南渡之初有《汴京紀事詩》雲: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成為宋代酒樓業的樣板，各地酒樓在經營風格、佈置格局上，都紛紛仿效。南渡以後，宋室君臣“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西湖邊又造起了名為豐樂樓的大酒樓，其瑰麗宏偉，“上延風月，下隔囂埃，遂為西湖之壯”，而豐樂樓正是樊樓在北宋末年的正式名稱。大概到南宋後期，樊樓就成了一般酒樓的代名詞。
樊樓展現出宋代東京的奢華，但開封城還有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竟也與“樊樓”有關。據《老學庵筆記》說，京師溝渠極為深廣，構成了一個地下世界，“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這種現象在北宋時有發生，即便再精明強幹的開封知府，也不能使其完全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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