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原來的名字叫做張貽謀，藝謀是後來改的名字。他的父親和兩個伯父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大伯父到了臺灣，二伯父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他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在當時，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在社會上是比較受歧視的。家庭的困境，外界的歧視讓張藝謀過早失去了兒童的天真活潑，養成了沉穩、內向的性格。
現在北倪村裡有人家紅白喜事時放電影，還是很喜歡放張藝謀導演的。老老少少都知道這裡也曾經呆過一個“鄉紳”。當年村裡的老人有不少過世了。
張藝謀曾說：我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扭曲，即使現在，家庭問題平了反，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但仍舊活得很累。有時也想試著鬆弛一下，但舒展之態幾十年久違，怕是一時半會兒找不回來。因此，我由衷地欣賞和讚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輝煌，並渴望將這一感情在藝術中加以抒發。
能夠入八廠，是我人生中一個帶有“決定性”的轉機。
咸陽國棉八廠是一個軍工老廠，這裡的人，安靜、閒適。但經歷了從風光到衰落，再到重新開始，多了些滄桑。
1971年，結束了陝西乾縣農村插隊的知青生活，張藝謀被招工進入咸陽國棉八廠，而他對攝影的愛好及痴迷也是進入八廠以後的事情。
這段時間裡張藝謀迷上了攝影。當時張藝謀的工資是每月30.2元，他省吃儉用積攢了不少錢，不買衣服，不買自行車，唯獨買了一架海鷗牌4A照相機。美麗的自然風光令他沉醉，工餘時間常一個人跑到郊外去拍照片。雖然那時他只能拍一些黑白照片，但通過他的精心構思，每張照片都是那麼漂亮。他的攝影作品常常被工人們爭相傳看，名氣漸漸大了起來，廠裡的宣傳科也經常借他去搞搞宣傳。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正式宣佈恢復大學本科各專業的招生，當時認為“只有考大學才能改變自己命運”的張藝謀準備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儘管報名時，他提交的攝影作品老師們很欣賞，卻因為超齡而不得不失去考試的機會。
不死心的張藝謀在別人的提醒下，把自己拍的30多張照片裝訂成冊連帶一封渴望讀書的信寄到了文化部長黃鎮處，後來，黃鎮給學校下達指示，希望破格錄取張藝謀。回憶起這個特別的的入學經歷，張藝謀回憶說，“當時電影學院很惱火，我們一進校，就有人貼大字報，揭露1978年高考裡邊的黑幕和長官意志干擾正常招生工作。顯然我是那次‘違規事件’的受益者，別人都以為我跟黃鎮沾親帶故的，其實一點兒都沒有。”
1983年3月31日，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張藝謀和同學張軍釗、肖風、何群成立了青年攝製組，準備籌拍後來很著名的影片《一個和八個》，張藝謀和肖風為攝影，導演張軍釗，美工何群。同一天，張藝謀的女兒出生。為了表示新的事業從此開始，也為了表示3月31日是他們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在導演張軍釗的建議下，張藝謀給女兒起名“張末”。果然，張藝謀的事業就此開始步步上升，連連獲得成功，當然這是後話。
電影《一個和八個》著名劇照。張藝謀的攝影天分在這張圖片中充分的體現。
接著，張藝謀和陳凱歌於1984年一起合作拍攝影片《黃土地》，導演陳凱歌，攝影張藝謀。該片延續了《一個和八個》的風格，充分調動攝影手段，以獨特的造型表現出黃土高原的拙樸渾厚。1985年該片獲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法國第七屆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隨著這兩部影片的問世和迅速獲得肯定，一種新電影在中國出現了，中國電影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電影《黃土地》
1986年，莫言創作的《紅高粱》將魔幻現實主義引入中國文學小說的創作之中，曾在國內文壇掀起一片轟動。一年以後，張藝謀將其拍成了電影。影片以抗日戰爭為背景，充斥全篇的內容卻極為複雜：既有與日寇的廝殺，又有國、共、匪之間的拼鬥；既表達了蔑視傳統禮教的對自由人格的追求，又表現了神態各異的民俗風情。在莫言筆下“高密東北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也是最齷齪、最英雄好漢也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張藝謀就用鏡頭去表現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地裡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
作品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頌揚中華民族激揚昂奮的民族精神，融敘事與抒情、寫實與寫意於一爐，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
在之後的十幾年裡，張藝謀貢獻了數十步優秀的電影作品。《菊豆》是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中國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是張藝謀形式和內容結合得最好的電影之一，其美學形式和寓言象徵遠勝他後來拍攝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部電影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嘲諷入骨三分，它是張藝謀一次大膽嘗試的實驗之作，這樣的實驗電影在中國電影裡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而之後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關於現實農村生活的影片。張藝謀一反往常的拍攝手法，運用紀實的方式圍繞農婦秋菊想要討一個說法而展開，著重刻畫了她不斷的奔波的過程，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係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
1994年導演影片《活著》，影片以中國內戰和新中國成立後歷次政治運動為經，男主人公富貴的一生為緯，反映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被部分觀眾和影評人推崇為張藝謀最優秀的作品。影片透過一個人的一生遭遇，涵蓋著人在歷史中的命運無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對死亡的苦笑。在福貴的一生當中，最初的紙醉金迷，到五顆槍子的恐懼，到兒子夭亡時的悲憤控訴，到女兒意外去世時的無奈接受，影片結尾時吃飯時的辛酸苦樂，個人命運隨波逐流，被歷史牽引。
1998年導演影片《一個都不能少》，影片反映了中國農村教育的現狀，採用紀錄片式的拍攝風格，是張藝謀唯一一部完全採用非職業演員的作品。
張藝謀的影片帶來的反思
中國改革開放浪潮迭起，在時代的洪流下，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在這個時代中迷失一會。張藝謀的電影始終處於被關注的旋渦之中，其根源就是他的電影始終處於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對話之中，在執著與困惑之間思索著人、民族與藝術的命運。
畫面中對紅顏色的運用。任何一個熟悉張藝謀電影的觀眾都強烈感受到紅顏色在他電影中的顯著地位。紅顏色可以說在張藝謀電影中隨處可見：紅高粱、紅燈籠、紅棉襖、紅辣椒，《菊豆》中的紅染布，《英雄》中在金色樹葉中飛舞的兩位俠女的紅衣，《我的父親母親》中母親為空教室所貼的紅剪紙，紅髮卡，上樑時所用的紅布。紅色的物體成為畫面中的亮點，不僅使整個畫面顯得生動活躍，更重要的是紅色所產生的崇高感顯示了張藝謀對生命價值的理解。
紅顏色為血和火的顏色，它代表了對幸福和理想的嚮往。與國慶、生日、婚宴等各種喜慶中出現的紅色所代表的穩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張藝謀電影中的紅色大多具有民間文化所特有的跳躍、奔放、熱烈、動盪的特點。正如康德認為紅色能使人的內心情調趨於崇高一樣，張藝謀電影紅色的運用，正代表了他對生命價值的與眾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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