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拉斯的PDNB畫廊裡，一組黑白照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組首次面世的照片詳細地記錄了大蕭條時期，臭名昭著的雌雄大盜，邦妮和克萊德，他們犯下的13起劫殺案，以及他們在1934年春天迎來的審判日。
而弔詭的是，江洋大盜的伏法並未讓大眾拍案叫好，反而令人唏噓嘆息。不久後，他們更從"劫匪"一躍成為了"打劫銀行的平民英雄"，直至今天，仍然活躍在美國的國民意識裡。
在美國FBI的官網上，"邦妮和克萊德"一案被訪問了無數次。案情簡介是這樣開頭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裡夫波特。克萊德·巴羅(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殺人犯，以及他那個愛抽雪茄的快槍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騎警的伏擊中遭到射殺——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戲劇化、最跌宕的伏擊行動之一。
圖為吉布斯蘭154號高速公路附近的伏擊地點當天早些時候，由德州前遊騎兵隊長Frank Hamer率領的隊伍，在一條小路上埋伏，屏息靜待那輛從遠處開來的福特V8。9點15分，目標從遠方駛來，以每小時85英里的時速衝進了這個精心羅織的死亡陷阱。
Hamer認出了那輛車，司機正是通緝犯克萊德。六枝自動步槍一起向車廂掃射，槍聲之大，Hamer說他的耳朵在幾個小時之後還是聾的。
車身上佈滿彈孔。
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裡，六名騎兵一共發出了167枚子彈。幾乎未經抵抗，這對"危險的美國情人"當場死於亂槍之下。
克萊德的夾克同樣佈滿彈孔。據法醫統計，約莫107發子彈射入了兩人的身體。即使邦妮從未被判死罪，她的身體還是被50餘發子彈打成了篩子。
總指揮官Hamer事後對媒體說："我討厭對一個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著的時候。但在那種情況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Hamer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後，他會以一個復仇的、萎縮的警察形象出現在大眾銀幕上，也沒想到，伏法在自己手下的邦尼和克萊德，倒是成了美國人的偶像。
邦妮和克萊德的遺體
從平民到劫匪時間倒回至1930年代初。彼時，"美利堅的精神大廈"轟然倒塌，翻開中西部的地方誌，大量的筆墨用在了記錄這場空前的大饑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萬美國人成了流民，還不上錢的農民成了銀行的佃農。俄克拉荷馬大批農民破產逃荒，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貧富間卻有著非常壯觀的差距，衣著體面的富人依舊開著漂亮的轎車。"
和其他達拉斯貧民窟的孩子一樣，克萊德也共享著那個時期差不多的貧困。在加入海軍的申請被拒之後，他便和哥哥一起，幹起了搶劫、偷車的勾當。
17歲那年，克萊德因未返還租車而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1930年一月，克萊德在朋友的家庭聚會中遇到了正在製作熱巧克力的邦尼。
當時邦尼19歲，父親去世後，一家人迫於貧窮，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後院"之稱的西達拉斯貧民窟，而輟學後的生活就是一份沒有出路的端盤子工作。
幾乎是在一瞬間，邦尼就愛上了克萊德的孩子氣。"他穿著西服和開車的樣子讓我著迷，儘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來的。"
很快，她就適應了克萊德的"生活方式"。
不久後，儘管家人極力阻止，但邦尼還是加入了巴羅邦的犯罪狂歡。圖為1933年，邦妮和克萊德擁吻的照片。
1932年出獄後，克萊德和邦尼招募了幾名同夥，開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蘭奇。
這一年4月，克萊德與同夥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間小店時鬧出了人命。
不過，這並非他第一次殺人。在Eastham 監獄服刑期間，他不僅要忍受獄警的虐待，還要忍受一個犯人的雞姦，一氣之下，克萊德用鉛管敲碎了他的頭骨。
兩年後，刑滿釋放的克萊德因前科累累，經常受到警察的盤查。克萊德對母親說："他們不會讓我自由的。我要和他們一起下地獄。"
而面對巴羅邦的成員，他則強調："犯罪的最終目的不是發財，而是要為自己待過的 Eastham 監獄帶來變革。
事實證明，克萊德確實履行了"諾言"，1934年1月，他走上了劫獄的道路，釋放了四名犯人並說服他們加入了巴羅邦。圖為巴羅邦男性成員合照。
從通緝犯到美國偶像
從1932年起，巴羅幫就開始頻繁地進入公眾的視野。
兩年間，他們沿著美國中西部的洲際公路，撕出了一條血路。當他們最終在Bienville教區附近被捕時，已有13名被害者遇難，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無辜平民。這足以讓巴羅邦與同時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敵"約翰·迪林格和"娃娃臉"納爾遜齊名，在美國"犯罪名人堂"裡爭得一席。
1934年，克萊德的犯罪記錄，包括謀殺、搶劫等數項指控。底下是一則警告："此人極其危險，逮捕他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
彼時，美國警察並無權跨州執法，巴羅邦游擊戰式的跨州作案，讓各州警方都很頭疼。
而美國大眾卻似乎被他們羅賓漢式的冒險深深迷住。新聞出版社喜歡稱他們為"亡命路上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面容姣好的無名之輩，在銀行不為人所喜之時，對其進行了搶劫。"
在一篇專欄文章裡，作者認為"他們年輕，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邦尼作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讓他們'成為不可替代的個體'之願望顯得無比真摯。"
1933年，邦尼開玩笑地用槍指著克萊德。後來，這張照片在報章中多次出現，成了二人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934年的復活節，克萊德一行又在德州一個小鎮槍殺了兩名公路警察，這時，民意才開始轉向，認為他們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後，60歲的警察坎貝爾成了巴羅邦的最後一件犧牲品。此時，德州及聯邦警察發動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論，務必要將他們全都問罪。
在1933年的一次圍捕中，受了重傷的巴克和布蘭琪被警方逮捕，克萊德、邦妮則再次逃脫。
1934年的春天，巴羅邦的好運氣用盡了。
幾周後，為了爭取兒子能夠從寬處理，梅斯文（巴羅邦成員）的父親配合警方，將邦妮和克萊德引到了那條僻靜的小路上。
每隔一段時間，一夥人會回到其中一人的家鄉探望親人，這一點正成了警方設置埋伏的啟發性線索。
其餘幾名巴羅邦成員分別在各州逃竄，後來悉數落網並接受審判。
在邦妮和克萊德被射殺以後，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驗屍官的到來。前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瘋狂地湧入車中收集"紀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萊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帶走了邦妮滿是血跡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頭髮。
當驗屍官韋德來到現場時，幾乎每個人手裡都拿著搜刮來的"紀念品"，從金屬子彈外殼，到車窗抖落的銀色玻璃碎片。
邦尼的屍體被人群圍
堵人群圍著車子搜索紀念品，馬路被堵得水洩不通。
二人的死訊傳開後的12個小時內，小鎮的人口從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們紛紛從不同的州、市趕來，想要一睹一代大盜的遺容，當地酒吧的啤酒價格因此而漲了一倍。
邦尼的母親也前來認屍，之後，她坐在一張椅子上流淚。
幾天後舉行的葬禮也是熱鬧空前。
粗略估計，約莫有兩萬人前來參加邦妮的葬禮。許多人送來了鮮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會公敵"約翰·迪林傑。其中最大的一束來自達拉斯的報童，因為死訊使得報紙的銷量飆升。
很快，邦尼的墳墓成了一個香噴噴的化妝盒，彷彿裡面裝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邦妮的葬禮，送行隊伍規模巨大。因為人太多，葬禮附近甚至支起了賣爆米花和糖果的小攤。
克萊德的葬禮同樣引來近萬人圍觀，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從克萊德的父親那裡購買他的遺體。
就連開槍射殺他們的騎警，事後也想要一點"紀念品"。Hamer和他的同事們收藏了福特車上找到的槍支，以及克萊德用來迷惑警方的5個假牌照，另外，還帶走了邦妮放在車裡的衣服，以及克萊德的薩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歸還這些物件時遭到了拒絕。
後來，這些東西都被當作紀念品高價拍賣掉。
4名德州騎警和車上搜到的物件合影，包括三支衝鋒槍、六支自動手槍、一支左輪手槍、兩支彈射獵槍和充足的彈藥，以及一些假牌照、地圖、雜誌和一件大衣。
劫匪死了，留下一地自由的錯覺
在幾個月內，亡命之徒約翰·迪林格和"娃娃臉"尼爾森也迎來了相似的結局。
對於大多數犯罪分子來說，死亡就是故事的結尾。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萊德身上的107發子彈，卻持續地發揮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逃亡之車"福特V8後來多次出現在大銀幕上，成為"俠盜獵車"的重要元素。
關於邦尼和克萊德的案件研究、生平報道此起彼伏，兩人的"傳奇事蹟"逐漸成了歌曲、書籍和百老匯音樂劇的主題。
這種狂熱一路高歌猛進，並在60年代達到高潮。
1967年，電影《雌雄大盜》橫空出世，旋即成了新舊好萊塢的分水嶺，不僅收穫了可觀的票房，還斬獲了兩座奧斯卡小金人。而作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萊德，也從惡棍、逃犯，一躍成為了熒幕偶像。
《雌雄大盜》劇照。片中的經典臺詞"我們是搶銀行的"，長久以來為影迷津津樂道。
在電影中，邦妮與克萊德來到一個農戶家中，農戶面有戚色說："銀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車中，沉思了一會兒，面帶興奮，做出了搶劫銀行的決定。
嬰兒潮一代馬上被這種"反政府的英雄"俘獲，在"依然失敗的經濟體系"面前，年輕人不約而同地嚮往起"邦妮與克萊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這種叛亂精神，與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謀而合。
1932年，邦妮叼著雪茄，手持M1918勃朗寧手槍，站在偷來的福特汽車前，嫵媚又頗具殺傷力。這張在巴羅邦藏身處發現的照片，因為邦尼"頗有個性"的人設而在當時廣為流傳。
"人們正合力設計一種情感的新的出口。"達拉斯的歷史學家John Neal Phillips這樣解釋近乎氾濫的"邦妮和克萊德現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樣，"自由"被誤用的後果很快便初見端倪。人們聲稱"人是自己的主宰"，購買槍支是為了"給人民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購買毒品是因為"人民有權決定什麼東西可以進入身體和血液"。
一時間，到處都是自由錯覺的碎片。
濾鏡之外，最真實的犯罪與逃亡
"在公眾慣用的濾鏡下，他們的故事似乎比泰坦尼克更觸動人心。但我不認為那是解釋事情的最好方式。"PDNB畫廊的館長Burt Finger認為。
事實上，濾鏡和現實之間的差別，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樣，相去甚遠。
1968年11月，瓊斯W.D.（巴羅邦成員之一）在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否定了媒體對其團伙在30年代的作案描述，也不承認銀行大盜的身份。
"我與克萊德和邦妮一起的時候，他喜歡打劫菜市場，加油站或飼料商店。我們為何要搶劫銀行呢？那時西南部的銀行裡的錢寥寥無幾。"
事實上，大多數時候，他們進行的都是極小數額的搶劫，有時是五美元，有時是十美元。從便利店到加油站，一次次打劫著在大幹旱中苦苦掙扎的勞動者。同時期的劫匪，約翰·迪林格甚至不屑地認為，巴羅邦"只會偷孩子們的牛奶錢"。
1933年4月，克萊德手持一把機關槍，坐在搶來的福特車前。隨著更多"持槍照"的曝光，人們對"銀行大盜"的形象深信不疑，而克萊德自始至終都是個眼高手低、顧此失彼的小鎮男孩，作案手法被認為是拙劣的。
至於公眾塑造的"劫富濟貧的銀行大盜"，他們的確試圖將1500美元從波提奧的中央國民銀行中搶出來，然而，有目擊者稱，他們冒了險，最後只帶走了1.75美元。
而美國記者Guinn更斷言，大多數大蕭條時期的銀行搶劫案，都是在受賄職員或當地警察的協助下進行的。事實上，無論是邦妮和克萊德，還是約翰·迪林格，都很少能在其中獲益。
另外，他們的生活也不如傳聞中那般榮光四射。
一夥人的日子，幾乎是一天喝掉一箱啤酒，在麻醉中徹夜地玩紙牌，沒錢了就去打劫。在最後的日子裡，他們甚至不敢到任何餐館去吃飯，每日只能吃罐頭裡冰冷的豬肉和豆子，在偷來的車子後座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漆黑的夜晚。
遭到過巴羅邦綁架的警官博伊德，曾經和兩人度過了真實的一天。當他們越過肯薩斯州界時，博伊德被釋放。他問邦妮是否有什麼話想帶給公眾和媒體。
"是的。"邦尼回答："告訴他們我從來不抽雪茄。"
的新書中所說的那樣，人們對於邦妮和克萊德的狂熱，以及他們的故事被不斷傳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滿足了經濟大蕭條下，人們反抗政府、反抗富人的幻想，以及對某種驚心動魄的愛情的嚮往。
就像《雌雄大盜》的宣傳語："他們年輕，相愛，也是殺人兇手。"
"只要夢魘一般的經濟危機仍然上演，來自達拉斯的銀行劫匪，邦尼和克萊德就會繼續存在。"
邦妮和克萊德
在他們被射殺的小鎮吉布斯蘭，這種"存在"似乎更為具體。直至今天，這裡的人們仍定期舉行著"伏擊週年紀念"，並有專人經營著一家"伏擊博物館"。
更重要的是，他們是這個小鎮的經濟來源。鎮長帕特·瓦特說："對我們來說，生存來源就是木材，石油以及邦妮和克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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