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話曾說：大兵過後，必有荒年，指的是戰爭過後，一定會爆發饑荒。事實上，戰爭不僅導致饑荒，還會導致房荒。這是一個有趣的經濟學現象。大戰結束，戰區往往一片狼藉，很多戰前的房屋都成了瓦礫，倖存的人們只能求租那些沒有被毀的房屋，但是房屋的供應量根本無法滿足巨量需求，於是房荒就出現了。與戰爭導致的應激性房荒相比，世界上最常見的房荒還是由經濟原因導致的，歷史上大規模的房荒出現過三次，而第三次眼下正在上演。
用西方經濟學視角觀察，第一次房荒發生於19世紀中葉，原因是工業化大生產需要大量勞動力，於是農民紛紛離開土地，快速地集中於幾個大城市，人流湧入城市，導致法、德、美等老牌工業國立刻出現了住房短缺的問題。由於當時的管理者並不具備相應的知識，所以對城市土地的開發缺乏經驗，雖然密集開發了大量質低價高的房屋，但仍供不應求，城市中的工人根本無力購買房屋，只能租住，截止一戰爆發的1914年，英國城市中的租房者竟然佔了人口的90%。
第二次房荒發生在二戰後，造成其房荒的原因就是戰爭。1958年，我國女作家謝婉瑩（冰心）赴歐洲訪問考察，她發現倫敦的東區一片蕭條衰敗的氣氛，到處是荒涼的街道，破敗不堪的民居，以及閉門不開的商店。雖然不遠的地方矗立著蓋好的新大樓，但那些房屋售價和租金都不菲，不是一般勞動人民能消費的項目。儘管當局也修建了平價住宅，但數量太少，只具有象徵意義，而且要搬入政策性平價房屋，必須要有內線，否則根本沒有可能入住。當時二戰已經結束了十多年，可是戰爭的影響仍舊沒有結束。
謝婉瑩認為，歐洲城市的住房問題深深啟發了她，讓她覺得外國的制度正在加速腐爛，到處製造不公平，由此她對資本家的厭惡不斷加深，同時又對那些國家的人民產生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不過，謝婉瑩女士這次可怪錯了人，造成第二次房荒的原因並不是外國的制度，而是因為戰爭造成的資源短缺，她怒斥的對象要改到戰爭身上，而不是制度。與第二次房荒相比，第三次房荒就有點不倫不類了。
第三次房荒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以眾多發展中國家為主，原因顯而易見，這裡有人口的爆發式增長，以及人為干預過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和印度就是其中的典型，印度因為產權的私有化，雖然普通群眾住在貧民窟，但因為擁有土地產權，他們接受了惡劣的居住環境。但是即便存在著貧民窟，仍然還有一大批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百姓。他們是印度社會的棄兒。與印度相比，中國又有些另類。
就在不遠的三十年前，中國除了極少家庭，大多數城市居民還只能擠在職員宿舍和筒子樓裡，為了分得一間不帶廁所的小公寓，必須出賣尊嚴和金錢，伺候好房屋分配者。但轉眼之間，分配製度取消，人們湧入了商品化的房屋市場，但所有人發現，自己手無寸鐵地來到了一個嶄新的森林，在熟悉森林法則的過程中，不僅要填飽肚子，還要小心意外的陷阱。最終，如果足夠幸運，能夠搶到一處棲身之地。很多外國學者看不懂中國的情況：在信息不對等的環境中，中國人要迅速應對急速變化的情況，但中國人除了抱怨，沒有任何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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