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櫪再论“定州红瓷器”之红

“定州红瓷器”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疑团,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宋代邵伯温(1057-1134)的《闻见录》,苏东坡(1036-1101)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及宋人周辉(1127-?)的《清波杂志》,蒋祈的《陶记略》(作于1214-1234)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在这之后就不再有人提及了,当时所说的 “定州红瓷器”及“定州花瓷琢红玉”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瓷器呢?历来争论不休,至今还是个迷。有人说:“就是今天所说的柿红釉器” ;也有人说:“是釉上梵红彩釉,依据是定窑白瓷上有用梵红写,‘长寿酒”三字的, 故定州红瓷很可能是用同样方法制作的”;也有人说“定州花瓷琢红玉”讲的不是定州红瓷,等等、等等众说分云,虽然1957年,故宫博物院曾在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两千多件瓷片,主要以白瓷为大宗,但同时采集到的还有黑釉,酱色釉,绿釉瓷片,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偏红色,1985年、2009年又先后两次挖掘,也没有采集到“定州红瓷器”的残片,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1075)一只酱(偏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斑,是铁的呈色,见《中国陶瓷史》,由于窑址及辽墓出土的酱红色釉标本及碗都不足以证明“定州红瓷器”的颜色与史书记载相符,因此,至今尚无定论,究其原因,窑址的瓷片和辽墓出土的酱红色釉碗都还只是停留在“酱红”色的范围内而已,也就是说还在棕红色的范围之内,而能够脱离酱红或称柿红的依据还没有找到,换句话说,要想印证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提到的定州红瓷器[“... 大观年间,有窑变,色红如硃砂...”]还远感不足,但一直尚未发现纯正的色红如硃砂的红色釉,令世人深感困惑。

1: 唐代定州高温窑变铁红硃砂釉局部

沙家櫪再论“定州红瓷器”之红

红色釉的呈色剂无非两种原料,其一是氧化铜,用还原焔烧成,呈色为紫红色,这在晚唐定窑紫色釉器物上及钧窑器物上已经广泛应用,以及元代的釉里红都是氧化铜的作用。另一种就是用氧化铁作呈色剂,中国传统古瓷的呈色剂是用铁粉配制的釉药著色剂,一般我们常见的是三氧化二铁,呈褐红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铁绣红色,另一种叫氧化亚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铁青色,呈青绿色。中国的铁红釉器到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是唐代定窑产品,这种铁红釉的烧造温度较高,烧造的温度和时间可能都有严格的局制性,在古代要想提高烧造温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呦,难度极大,成品率也很低,

2: 唐代定窑高温窑变铁红硃砂釉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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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84-85页,这件唐代的高温窑变铁红硃砂釉执壶,雄浑饱满,短流,双泥条曲柄,平底实足,仔细观察能够看到不起眼的所谓“竹丝刷痕”,底施满釉,用细砂粒垫烧

3:唐代定窑高温窑变铁红硃砂釉执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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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艺、造型都具十分典型的唐代定窑的特有工艺特征,胎土也具备唐代定窑高温釉的胎土特征,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上册第三章第四节1:‘含杂质的胎骨’185页,定窑之胎土为了承受高温,有一部分使用含细小杂质的坚硬的胎骨(图4)与定窑常使用的窑具一样,只是窑具使用的胎土更加粗一些,高档的高温‘定州红瓷器’胎土既要能够承受高温,又要保持胎骨的精细性,不变形,

4:定窑遗址出土窑具与唐代定窑高温窑变铁红硃砂釉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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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烧造工艺的难度很大,又加上非人工所能控制的,故传世品极为罕见。按理高温铁红窑变朱砂釉的生成需要釉层薄,易于气泡释放,温度高(估计在1350度左右或以上),是便于氧化亚铁和三氧化二铁生成四氧化三铁,并释放出氧气泡,气泡周围便聚集了更多的铁份,呈朱砂色,如果高温持续一定的时间,硃砂色点的细小丝条状聚集成不规则的点块状,便形成了高温窑变反应,出现浓艳的硃砂红色,大面积的硃砂红点或块状形成了高温铁红窑变釉,这就正好印证了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提到的[“... 大观年间,有窑变,色红如硃砂...”]。自唐、宋代以来也有用铁红色作装饰的低温红彩器,包括定窑在内的大部分北方窑口都有烧造,有的还加緑彩、黄彩及黑彩(釉),如瓷州窑的红緑彩器。以往出土的器物,在酱红釉中呈现的红色斑点正是红釉没有发出来,估计是温度尚且差一点?但是要想承受高温的胎骨也不是一般的胎骨,有可能烧爆、烧裂、烧变形等等诸多不稳定因素,所以不是单单高温那么简单哟。

5:五代定窑柿红釉局部与晚唐定窑高温铁红朱砂窑变釉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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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柿红釉的基础上再提高炉温,使氧化铁充分升浮,持续的高温,将柿红釉中的铁斑点进一步升华成硃砂色,而形成高温窑变反应,便得出了高温铁红窑变的硃砂釉,那才是‘定州红瓷器’的颜色真正答案,而唐、宋时期的高温铁红窑变釉由于难度极高,成品极少,故而鲜未人知,成功的‘定州红瓷器’釉表有一层细小的银色油滴结晶,密密麻麻遍布器身。

6: 唐代定窑高温铁红朱砂窑变釉表银色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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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高温铁红朱砂窑变釉梅瓶,磨菇形小口,圆肩下收,型体修长,底部微撇,浅玉壁底施满釉,用细砂粒垫烧,釉薄而透过釉层旋削纹依悉可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竹丝刷痕’,玉壁底器物流行于晚唐、五代时期,也是件极具时代特征的典型定窑器物,有人会说‘蘑菇口’北宋才有的,是的,‘蘑菇口’流行于北宋中晚期不错,但是它的起源于何时?谁有足够的证据呢?一个工艺风格从初创到流行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不可能一出现就马上流行起来,所以这件‘蘑菇口’很可能是最早的‘蘑菇口’器物之一,也许哪天又发现更早的?玉璧底流行的年代是八世纪中期,到九世纪中期,这一点在文博界已经有了共识,当然这只能说是个大概范畴,个别有例外的也不是不可能,但也不会到北宋吧,定窑琢器类玉璧底器物也有不少范例佐证,而北宋这种玉璧底就几乎不见,胎土与前面高温要变釉执壶一样,工艺、胎釉都非常吻合。

7: 晚唐定窑高温铁红窑变硃砂釉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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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唐定窑高温铁红窑变硃砂釉梅瓶玉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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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两件釉色才能称的上真正的‘定州红瓷器’。这是一种高温铁红色的窑变釉,釉面薄而均匀,釉下‘竹刷痕’依悉可见,表面布满浅银白色的星点,比常见的油滴要小,说明它的釉面薄而烧造温度相当高,且在高温后迅速遇冷,由于釉层较薄,故釉表面的银色星点较小。这种釉在持续高温下,使大量的硃砂红色浮于釉表,其间还加杂有极少部份呈深褐,粽黄等的混合色。

苏东坡的“定洲花瓷琢红玉”或许给了我们一种提示, 琢红玉可以理解为,被雕琢过的天然红玉,红玉在古代应该指的是红色玛脑,上好的红玛脑颜色在硃砂与鸡血之间,见图 (红玛脑),其间还常夹杂有不同程度的其它色。所谓琢红玉或许指的应该是犹如雕刻过的红玛瑙,也就是说应该接近硃砂与鸡血红的颜色范畴,即天然鲜艳的红色玛脑颜色,苏东坡的“定洲花瓷琢红玉”可说是比喻的十分恰当,但是他说的不是‘定州红瓷器’哟。联系《东坡志林》这段记载:“..真玉须定州磁不能伤者乃是...”,我们就很明白了,东坡是在说用定州磁能雕琢‘红玉’,也就是说用定州磁刻红玛瑙,古代玛瑙通归入玉。

9: 红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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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也明确描述到, [景德镇瓷器窑变,“色如硃砂”,“... 比之定洲红瓷,色尤鲜明”,“... 大观年间,有窑变,色红如硃砂” ...],以上这些记载都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红釉器的确切颜色,正好与上述两件高温铁红窑变釉器相互印证。朝鲜学者Ikutaro Itoh在他的《朝鲜瓷中的高丽青瓷》一文中描述了高丽窑工们在大量的试验失败以后,他们也许明白了使用氧化铜釉失败的原因,并再尝试使用氧化铁,却在氧化铁釉中得到了成功,在十二世纪已经成功地生产出一种极为近似定窑红瓷的高温铁红釉产品(著者称是仿定窑或耀州窑),见图(10)收藏于汉城国家博物馆的十二世纪高温铁红釉粉盒。

10: 汉城博物馆藏高丽十二世纪仿‘定州红瓷器‘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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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等文献记载,北宋期间,高丽王朝曾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多达30多次,两国间的朝贡贸易往来规模很大,宋朝也有使团多次出使高丽,在宋宣和五年,1124年出版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徐兢(1091-1153)也多处记录了定窑铁红釉产品曾经在高丽时期墓里发现的重要事实,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当时出土的‘定州红瓷器’是啥样子,也无法知道当时所描述的确切颜色,但是通过高丽仿制的定窑红釉产品,见图(11)收藏于汉城国家博物馆的十二世纪铁红釉盏托及碗,我们可以了解到它那细腻而薄的釉层,高温窑变铁红釉的颜色,虽然高丽仿品的颜色略为深沉,却可以非常明确的肯定,‘定州红瓷器’的颜色就是这种高温铁红窑变硃砂色釉,与史书所记载的“有窑变,色红如硃砂”相吻合。

11:汉城博物馆藏高丽十二世纪仿‘定州红瓷器‘盏、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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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里描述的有两个窑口生产硃砂色红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于窑址和正规考古挖掘中,可以肯定它不是钧窑的铜红呈色效果,而是一种铁红的效果,至少我们今天可以印证,唐宋时期曾经有过一种高温窑变铁红釉的产品,也正是古籍上提到的‘定州红瓷器’。如按周辉的记载,当时烧造这种高温铁红釉的一是定窑,另一个就是景德镇窑,而后者的颜色要比前者艳,但而今一千多年来,竟然不见传世品及出土瓷片,却能在朝鲜的高丽时期的墓中发现,而又不见后人著录,可以想象它的稀有程度。

据宋代邵伯温《闻见录》记载:“仁宗(1023—1056)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由于这种铁红釉是经过高温一次性烧造成功的,其难度之大,应该远远超过钧窑的铜红窑变釉,钧窑的烧造温度在1250度上下,而定窑这种铁红釉需要1350度左右的高温,由于这种高难度的釉可能还需要更复杂的工艺技术?不得而知,成功率超低,传世品极为罕见,甚称匡世奇珍。以前面介绍的两件为例,其胎骨均为浅浅带灰的白胎,而它们又都是满釉细砂粒垫烧,有细小的粘砂,竹丝刷痕(即细腻的镟削痕)明显,釉薄而均匀,平底或玉壁底,其制造工艺均符合定窑生产工艺,其制作之精巧,造型之准确,技术之先进,非一般窑口所能做到的,由于在强高温下的作用,可能需要更为坚实的胎骨来承受强高温反映,而在强高温下胎骨也很有可能发生颜色的变异,器物的底部磨损处,呈现胎骨的真实颜色,执壶为较浅淡的灰色,梅瓶为带灰的白胎,从以上这些特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这就是所谓的“定州红瓷器”,因为定窑的胎土呈色十分广泛,尤其是色釉器更多呈铁灰色、浅灰、灰白等较深的胎色,并经常夹杂一些杂质,早期器物应用浅灰色胎土的十分普遍,包括白釉器在内,黑釉器、绿釉器、红釉器、三彩器等。

学术界对定州红瓷器尚众说纷纭,人们对‘定州红瓷器’还停留在原始记录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官方的考古发掘又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因此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来验证‘定州红瓷器’的存在,但是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发现了这一问题,经过多年的反复考证,高丽仿‘定州红瓷器’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更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前面两件细腻浅灰白色胎骨高温铁红窑变釉器物,就有更充足的理由定为定窑产品了,依据有五:

1:按史书记载“...大观年间,有窑变,色红如硃砂”明确说明了釉色为硃砂红色;

2:在宋宣和五年,1124年出版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徐兢也多处记录了定窑铁红釉产品曾经在高丽时期墓里发现的重要事实。

3:十二世纪高丽窑工用氧化铁釉仿定窑红瓷器,说明十二世纪之前中国的定窑红瓷器已经传入朝鲜,而且是一种高温铁红釉。

4:这两件高温窑变硃砂红釉釉面薄而均匀,略带少许杂质的浅灰色胎土,都具有定窑早期胎骨的特征,釉下‘竹丝刷痕’、细砂粒垫烧法等也都具备定窑产品的工艺特征,而其它窑口都不具备这些特点。

然而,景德镇窑在晚唐至五代时可能还没有这种技术,有可能是定窑窑工南迁后,将这一技术传到了景德镇,但至今尚无实物和残片出土。

据此,将实物与历史文件相互印证,从而解决了‘定州红瓷器’有历史记载,而查无实物的历史悬案,同时也改写了历史,把高温铁红窑变釉的历史提前了九个世纪(清代雍正、乾隆时有烧造仿古高温铁红釉,但其效果多近似古铜器的紫褐棕色,被称之为‘铁锈花釉’)。

下期猛料 再论述中国最早官窑器‘定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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