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農曆九月十六，宜歸家。
在翻看一本老黃曆後，唐永柏決定這一天回家。過去15年，他一直待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背一根棒棒謀生。他早已熟悉這裡的生活，但又明顯感覺到力不從心了，畢竟，再過兩天，就是他76歲的生日。
一個多月前，一段“重慶最老棒棒”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唐永柏在視頻裡說，當棒棒“自由，但掙不了多少錢”，他磕著菸袋，眼神裡有倔強和無奈。紀錄片《最後的棒棒》講述了重慶棒棒從業者逐漸消失的故事，導演何苦告訴成都商報記者，時代變遷，他們的背影無法挽留。
11月4日中午，唐永柏回到了自己在遂寧市蓬溪縣常樂鎮的老家。唐永柏不願去養老院，他還是想住在村子裡，住在家裡。
最後一天
跑了兩單掙了25元，把棒棒交給老闆
11月3日，唐永柏見到熟人就打招呼，“明天就回去了”，他說過兩三年再來重慶看看。他的熟人不多，都集中在菜園壩火車站附近，同樣扛著棒棒的幾個上了年紀的人，以前的僱主吳老闆，託運門市的彭老闆。有兩筆賬必須要還，他找朋友“周伯通”借了150元，是大半年前自己看病時借下的，“周伯通”再三沒要，他又顫抖著手把錢揣回口袋。前兩天他吃了一碗米粉，4元錢，當時身上沒錢，他把錢交給託運門市的彭老闆，請對方代為轉交。
在重慶的最後一天，他沒有閒下來，上午幫人搬了兩趟箱子，從火車站出站口搬到兩百米外的汽車站裡，掙了20元錢，下午幫人扛了一個口袋，掙了5元錢。他把5元錢攥在手裡很久，在廣場上又轉了一圈，他的棒棒生涯就此結束。
他去藥店買了一瓶止咳糖漿，他有些擔憂，“這要回去了，又有點感冒”。他是個講究的人，去車站對面的小商品批發市場買了一雙布鞋，15元，他說老闆沒賣他貴的，“我經常在這裡買”。在重慶的最後一個晚上，唐永柏沒睡踏實，但早上起來，還是穿得乾乾淨淨。他用多年來給別人挑東西的棒棒，挑著自己的兩床棉被、一包衣服，慢慢地走過菜園壩火車站廣場，他停下來喝了一杯豆漿，5角錢，他說回去就喝不成這個了。
車上，唐永柏一直看著窗外，他要再看看熟悉的重慶，當年毫無準備地來到重慶，然後一待就是15年。他跟朋友說過兩三年還要來重慶看看，但又私下跟成都商報記者說，以後再也不來了。他把自己的棒棒放在了彭老闆那裡，說有人要就送給人家，他說“這個我就不帶回去了”。
棒棒生涯
曾是生產隊長，欠下債務外出當棒棒
唐永柏已經無法準確記得自己離開常郭村的日子了，他說15年了，幾個村民也說“是有差不多15年了”。聽說唐永柏回來了，左鄰右舍的幾個老人都來看看，“老了，背都彎了”。也有人調侃，“這麼多年，混得怎麼樣嘛？”唐永柏聲音低緩，又揚起臉說，“混得不好，但這麼多年也沒去要過飯，靠的都是力氣掙錢。”他告訴成都商報記者，這些年過來，他的確沒有攢下錢，“年紀大了，幾個錢都拿來吃飯吃藥了”。他說外面的錢哪那麼好掙，當棒棒靠的是力氣，自己力氣又已經不行了。
11月4日中午，回到常樂鎮，他決定買點香燭紙錢給父母上個墳。
鎮安辦主任、常郭村支部書記趙榮兵陪同唐永柏回到村裡，幫唐永柏搬行李。在唐永柏表示不願去養老院後，趙榮兵安排他先跟其兄弟住幾天，房子鎮上、村上會想辦法，特事特辦，儘快進行修繕。
關於15年前為什麼離開村子去當棒棒，唐永柏一度不願提及。從他和村民口中，記者得知，10多年前，農村還要收農稅等款項，因為按期收不上來，生產隊長唐永柏以自己的名義向信用社貸款，找村民借的方式，把款交了上去。最後這些農村減負，這些款項都不需要在收取後，這些錢就更加收不上來了，而自己卻背上了債務。11月4日，常郭村村主任溫勉立也來迎接唐永柏。對於唐永柏欠款一事，他沒有否定村民的說法。
練就火眼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旅客需要棒棒
這麼多年來，村裡人少有唐永柏的音訊，只零碎聽在重慶打工的村民回來說，唐永柏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幫人扛地毯。2004年，吳善耐夫婦在菜園壩小商品批發市場做地毯生意，門市臨街，對面就是菜園壩汽車站、火車站，地毯銷往周邊各地，需要從門市搬到車站發貨。吳善耐的門市剛開張的時候，唐永柏就在他的門市幹活，沒事的時候在這裡歇腳，主要候著吳善耐和旁邊門市的貨物搬運工作。
唐永柏在這裡幹到2012年左右，地毯就搬不動了。一捆貨就是一百斤左右，70歲的唐永柏力氣大不如從前。搬不了地毯的唐永柏，就只有扛著棒棒到車站轉悠，撿輕的幫人挑一下行李，從此成為了一個“野棒棒”。按行話，有固定僱主的棒棒，叫“家棒棒”，四處攬活的叫“野棒棒”。
當了棒棒15年，生意都是看運氣。運氣好的時候，一天有五六十元，運氣不好的時候，就二三十元。他一眼就能看出來車站旅客哪些需要棒棒，也很清楚從北京、哈爾濱開過來的車，旅客的行李往往更多。
累了的時候，唐永柏常常在火車站一家本土連鎖快餐店休息，這裡可以隨便坐，夏天還可以蹭空調。但他從來沒在這裡吃過飯，“一頓普通的就要二十幾塊”。
對於吃飯的花銷，唐永柏每天計算得很準確，早上一杯豆漿、三個鵪鶉蛋、一個三角麵包，三元錢，中午一頓5元，可以吃肉，晚上吃麵5元。這些便宜的吃飯地點，都是他的固定選擇。
菜園壩車站背後是一片山坡，輕軌和公路隧道穿過山體，立交橋盤旋在車站廣場外。從繁華忙碌的街道往山上走，是清幽的小巷子，巷子裡是錯落的石梯，穿過巷子，半山坡有幾棟老舊的磚瓦房，唐永柏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裡，一個月90元，與三個人合租一個房間，房間裡沒有多餘的空間落腳。
11月3日晚，周圍住的幾個背棒棒的老人來看望唐永柏，幾個人擠在一起看電視，電視是一個17英寸的老電視，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又都為“唐老頭”高興，“回去以後享點清閒，不要再來了”。
大軍消失：
時代變遷 棒棒是留不住的背影
很少有人比《最後的棒棒》導演何苦更瞭解棒棒這個群體，為了拍攝紀錄片，他曾經當了一年的棒棒，成為重慶“最年輕的棒棒”，聽說“最老的棒棒”唐永柏要回家了，何苦專程從渝北區趕到渝中區的菜園壩火車站，握著老人的手聊了很久。何苦告訴成都商報記者，這些年過來，他一直在關心棒棒這個群體，走在街頭遇上了，他都會“跟蹤”一段，棒棒越來越少了，在街頭上並不那麼容易遇上了。
重慶一度多達數十萬棒棒從業者，每條街道上都有他們的身影。按照他的估算，目前重慶還在從業的棒棒人數1萬人左右。“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慢慢變少的”，何苦告訴成都商報記者，如果一個行業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消失了，那就真的說明這個社會已經不需要這個行業了。
何苦介紹，現在還在從業的棒棒，大部分都在五六十歲，他們中一部分是為了給兒女減輕負擔掙點生活費，也過點自由的生活，真正像唐永柏這樣靠這個職業謀生的並不多，所以，很多人覺得幹不動了就回去了。而年輕人並不願意再來當棒棒，他們進了工廠，去了工地。
何苦還發現，那些僱請棒棒的往往都是小門店，隨著時代的發展，小門店也已經越來越少，有些轉型去了大商場，有了自己的售後團隊，有的轉行去做更有效益的生意，還有一部分棒棒自己也轉型做了生意，幹了別的。所以，棒棒這個群體越來越少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何苦說，現代化的重慶離不開曾經數十萬的棒棒的貢獻，他們樸實、勤勞、真誠，給重慶留下很多動人的故事，他自己在拍攝的過程中，也常常感動落淚，捨不得他們，但他們的背影又確實無法挽留。
成都商報客戶端記者 楊靈 攝影報道
△《最後的棒棒》導演何苦到菜園壩火車站看望唐永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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