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一生文治武功，堪稱千古一帝。
但是，他有一個洗不掉的汙點：發動了玄武門政變，誅兄殺弟，迫父退位。
對於這個汙點，學者柏楊並不把罪惡都歸咎於李世民。
他說：“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無關，專制政體病毒一旦發作，就是如此殘酷野蠻，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則便輪到自己身陷虎口。”
的確，現在我們讀史，不難發現其中的血腥和殘酷。
比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就記載有多起李建成、李元吉欲在暗中加害李世民的記錄。
一、李元吉曾對李建成直言要除李世民，說：“當為兄手刃之！”他是這麼說的，也真是這麼幹的。某天，李世民跟隨李淵前往李元吉府第，李元吉就安排了護軍宇文寶埋伏在寢室裡面，差點就刺殺了李世民。
二、李淵在京城南面設場圍獵，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都隨同參與。李淵讓他們騎馬射獵，互角勝負。李建成有一匹胡馬，膘肥體壯，但有尥蹶子的毛病，李建成假惺惺地將這匹胡馬交給李世民說：“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李世民騎上追逐野鹿，在高速奔跑中，胡馬忽然尥起後蹶，所幸李世民見機得快，早早飛身落地，躲過了災難。
三、李建成通過後宮嬪妃向李淵誣陷李世民說：“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李淵怒不可遏，差點拿李世民下法司案驗。
四、李元吉通過誣告秦王府車騎將軍張亮謀圖不軌，意欲牽引出李世民，但張亮是個硬漢子，愣了頂住了拷問。
五、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飲酒而鴆之，當時，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
……
當然，最讓人聳然動容的是一個所謂的“昆明池政變”。
關於這個政變的陰謀，《舊唐書•巢王元吉傳》是這樣記的：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眾，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雲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
即突厥人進侵，李元吉自告奮勇，領兵出擊，他向李淵要過了李世民的精兵部將，認為已斷李世民羽翼，自己又統領有數萬兵馬，有恃無恐。於是和李建成密謀，準備以為餞行為名，拉李世民到昆明池宴飲，彼時，讓埋伏在帷幕後的勇士將李世民一舉擊殺。李建成認為，到時候就向李淵解釋說李世民是暴病死去的，諒李淵不會不信。他鼓動李元吉說，我再派人勸說父皇，要他把朝政交給我。登位以後，就立你為皇太弟。尉遲敬德等人已經落到你的手中，一併活埋掉，誰敢不服？哪料，這番密謀被率率更丞王晊全部聽在耳裡，飛報給了李世民。
但是，這個陰謀，關係重大。司馬光感到有些難以置信，他在《資治通鑑•考異》中說：“建成等前鴆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雲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基於這種理解，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基本照抄了錄李建成對李元吉的話，但卻是通過王晊向李世民告密的方式來轉述的，至於真假，就交由讀者自己判斷了。
司馬光作為一個大史學家，既然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懷疑，肯定會影響到《資治通鑑》的絕大部分讀者。
讀者都會認為，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成為了勝利者，後來登位，已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那麼，肯定會炮製出一系列無中生有的事件，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害者，為給自己發起的玄武門行動披上一件正義的外衣。
大家不但懷疑所謂的“昆明池政變陰謀”根本不存在，甚至那些胡馬尥蹶、飲酒鴆殺、後宮構陷等等事件，全是李世民指使史官偽造出來的。
人們給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李建成已經是皇太子、國家的儲君，帝國未來的接班人了，只要李淵蹬腿嚥氣，江山就是他的了，他哪犯得著惹是生非、處處設計謀殺李世民？！
正常情況下，這種推理、這種邏輯是非常有道理。
問題是，大唐開國，李世民的功勞太大了，所謂功高震主，已經嚴重威脅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了，要說李建成完全沒一點感受，肯定是假的。
即任何人，坐在李建成的位置上，都不可能無視李世民的存在。
那麼，為了清除掉來自李世民的威脅，就必須作出壯士斷腕的手段。
這也就是柏楊所說的“專制政體病毒”了，該病毒一旦發作，就必定產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嚴峻形勢。
君不見，後世的清康熙朝太子胤礽，兩立兩廢，兩次在太子位期間，形勢所迫，身不由己，不但有手足相殘之念，還鋌而走險，想發起宮廷政變，誅殺康熙，搶班奪權。
所以，說“你都已經是太子了，未來的皇位就是你的了，還爭什麼爭”之類言論的人，只能說，見識太少了。
當然，司馬光的懷疑，並不出於此。
司馬光是覺得，先前李建成已有過一次鴆殺李世民失敗的案例，如果在昆明池設鴻門宴刺殺掉了李世民，回頭又向李淵撒謊說是李世民患病暴卒，則一定騙不了李淵，所以，“此說殆同兒戲”。
司馬光僅僅根據李淵“事後”不會相信“李世民患病暴卒”，從而就懷疑“昆明池政變陰謀”的存在性，其這一推斷讓人啞然失笑。
我們來看，玄武門事變，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經斃命，李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尉遲敬德擐甲持矛，直奔李淵正在泛舟的海池。李淵大吃一驚，問：“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尉遲敬德聲若洪鐘地對答：“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諸位想想看，李淵是否相信尉遲敬德的回答呢？但是，事已至此，不相信又能如何？
同樣道理，如果李建成的“昆明池政變”成功，他向李淵彙報“秦王已經患病暴卒”，李淵又能說什麼呢？估計還是他在聽了尉遲敬德對答後發出的那一聲嘆息：“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
所以，一旦政變已經成為既定事實，李淵的“信”與“不信”，已不重要了。
只能說，司馬光老爺子，太迂腐了。
當然，也不能以“司馬光的懷疑有沒有道理”，從而得出“昆明池政變密謀”一定存在的結論。
“昆明池政變密謀”的存在，是從很多地方找得到依據的。
比如，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入朝前，李元吉有一種不祥預感，認為李世民可能會有什麼非常舉動，勸李建成集結軍隊、靜觀其變。李建成自信滿滿地回答說：“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
看看，“兵備已嚴”——李元吉勸李建成之前，李建成未必想到李世民會在該日採取行動，那他的“兵備已嚴”，我們不應該理解為被動的“防”，而是主動的“擊”，即是為“昆明池政變”作了周密的準備了。
實際上，李建成說的“兵備已嚴”也並非虛言，當李世民甫一發難，東宮和齊王府將領的兵馬立刻殺到了現場，反應速度之快，出人意料。所幸李世民的部將張公瑾及時關閉了宮門，這才化險為夷。
還有，《資治通鑑》記：玄武門政變結束，李世民成了勝利者，讓人帶來李建成的洗馬官魏徵，生氣地責問道：“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魏徵舉止自若，從容作答：“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魏徵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在感嘆：如果太子早一點聽從我的建議，提前行動，他就不會落到這個下場了。
顯然，魏徵是痛心於李建成的“行動”開展得太晚了。
有多晚呢？
“昆明池政變密謀”就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幾天前啊！
種種跡象表明，“昆明池政變密謀”，還真不是李世民指使史官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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