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板塊，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研究主管林成華《高等教育慈善，如何優化發展》一文。觀點的碰撞，智慧的交鋒，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被稱為“中國百校之父”的田家炳先生於本月10日辭世，社會各界深情悼念，共同追憶他“賣房助學”“貸款捐校”的善行義舉，緬懷他愛國重教、回饋社會的慈善精神以及他對我國教育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這篇文章既是感念田家炳先生熱心祖國教育事業的赤子情懷，更是希望社會以及我們每個人，以真誠的努力和真心的付出，共同支持中國教育的發展，為中國教育添磚加瓦。因為，誠如田家炳先生所言，“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田家炳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長足發展，除了國家的巨大投入之外，也得益於田家炳、邵逸夫、霍英東等一批海內外愛國人士的慷慨支持。他們在商界取得巨大成功後，懷著“興國之道在於教育”的共同理念，成立基金會，傾力支持祖國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當下，遍佈全國各地的“田家炳樓”“逸夫樓”“英東樓”等，儼然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慈善品牌工程的代名詞。這些大樓和慈善項目，是教育慈善先驅們留下的寶貴財富，它們彰顯著慈善先驅們對高等教育重要價值的認知，承載著他們的家國情懷、教育熱忱和慈善精神，為中國高等教育慈善事業的發展樹立了光輝典範。

位於浙江大學西溪校區的田家炳書院

1.我國高等教育慈善的成就與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大、富裕群體的不斷擴大和民眾教育慈善意識的不斷覺醒，在政府和公益界的共同推動下，我國慈善事業快速發展，社會捐贈總額逐年提升，年捐贈額已超千億元。大學財政也逐漸從原來計劃經濟模式下完全依靠政府撥款，逐步向政府撥款與多渠道自籌經費相結合轉變。一批“雙一流”建設高校，率先對高等教育捐贈進行了不少有意義的實踐探索，大學教育基金會從無到有，並增至現在的538所，並在國家法律體系、稅收優惠和配套政策、民眾慈善意識普及、校友捐贈、教育基金會運作等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近年來，我國大學校友捐贈熱情高漲，捐贈總額、單筆大額捐贈等屢破紀錄，高等教育捐贈事業呈“井噴”式發展，校友企業家成為我國大學最主要的捐贈者。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發佈的《2018中國大學社會捐贈排行榜》顯示，1980-2017年，全國高校累計

當前，中國社會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創新活躍期，慈善事業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億萬富豪的數量僅次於美國，名列全球第二，眾多知名富豪都已經在過去幾年間成立了基金會或親自參與高等教育慈善事業。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出臺，也必將對高等教育慈善事業帶來深刻影響。

然而，由於我國高等教育慈善事業起步較晚，在理念戰略、法律政策、運作機制、專業隊伍建設和技術支持系統等方面與歐美髮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當下，我國很多富裕群體“不想捐、不敢捐、捐國外”、大學校長“不想籌、不敢籌、籌不好”的現象集中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慈善事業發展的尷尬局面和突出問題。宏觀上看，社會捐贈文化氛圍總體不濃、富裕群體和校友的捐贈率總體偏低，社會力量投資辦學信心不足、大學多元化籌資的體制性障礙有待突破。從中、微觀層面看，大學籌款意識和戰略投入不足、捐贈管理不透明、不專業等問題較為普遍，大學發展資源的供給與大學發展的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2.重構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捐贈文化價值觀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持續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需要做好大學發展的資源支撐體系建設這篇大文章。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同時，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慈善事業，重構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捐贈文化價值觀，建構開放式的辦學格局和治理模式，已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必須強調的是，推進我國高等教育慈善事業發展，僅靠幾個慈善家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時代發展的宏大視野中把握高等教育捐贈的重要價值與意義，重構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捐贈文化價值觀，喚起社會公眾高等教育慈善意識的覺醒和文化自覺，引導更多私人財富捐贈教育事業。

要借鑑西方先進的慈善捐贈理念，使我國高等教育捐贈文化培育與世界接軌、與時代同步。同時，不斷提高民眾對高等教育捐贈的價值認知：高等教育具有引領性的作用，高等教育捐贈將私人財富轉化為教育公共資源，有助於推動高等教育機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有助於促進社會穩定和人類持續進步；捐贈高等教育是實現個人自我價值和社會理想的理性選擇，也是企業獲得持續發展的戰略投入。

然而，長期以來，“將財產留給子孫”“維護和擴大家族財富”這種血緣文化觀念以及“財不外露”“劫富濟貧”“槍打出頭鳥”等狹隘價值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的高等教育捐贈熱情。部分先富裕人士狹隘的財富觀，對於我國高等教育捐贈事業的繁榮發展將是一個巨大挑戰。因此，我們要大力宣傳田家炳、邵逸夫、霍英東等教育慈善先驅的慈善精神和事蹟，倡導符合現代文明和社會公平正義的財富觀，引導先富裕人士破除傳統狹隘財富觀，變“小我”為“大我”，積極倡導“最大化人生價值”“家國情懷”等財富價值理念，使其逐步成為引領高等教育捐贈事業發展的榜樣和中堅力量。

3.推進高等教育捐贈管理模式變革

制度供給是高等教育慈善事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完善高等教育捐贈的法規體系。在《慈善法》框架下，出臺高等教育捐贈管理使用、投資運作、信息披露、監督激勵等方面的具體規定，確保高等教育捐贈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並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和公益訴訟制度，賦予任何人和組織為了保護“公益資產”不受侵害而提起訴訟的權力；通過提高侵權人違法違規的成本，強化責任追究，來減少或杜絕高等教育捐贈中違法違規事件。

同時，還要完善高等教育捐贈配比政策體系。進一步擴大中央財政配比政策的規模和覆蓋範圍，加大對中西部大學的支持力度，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鼓勵地方政府制定捐贈配比政策，激勵地方院校的籌款積極性；要優化高等教育捐贈稅收激勵體系，建議進一步提高個人和企業捐贈稅收抵扣比例，進一步簡化稅收抵扣申請程序，降低捐贈人的非物質慈善成本；此外，還要完善稅收和配比政策監管，防止捐贈稅收政策和財政配比政策被惡意使用和挪用；要加強捐贈稅收優惠法律政策的宣傳和普及，讓現有政策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發揮積極性。

目前來看，快速發展的高等教育捐贈事業更呼喚捐贈管理模式變革。一是捐贈項目策劃的邏輯要從過去的“學校本位模式”轉向“大學的公共責任模式”。大學的社會價值在於其公共性的彰顯，關注人類民生福祉、積極探索人類公共難題解決方案的大學更能獲得捐贈人的支持。二是捐贈項目內容設計模式要從滿足“當下之需”轉向滿足“未來之用”。以往大學對捐贈項目的設計，往往從大學當下急需的項目出發設計捐贈項目，如聚焦於校園建設翻新、實驗室建設等。新慈善時代，大學的捐贈項目設計要著眼於大學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不僅著眼於大學當下的需要，更要著眼於大學未來的發展需求。三是捐贈人管理從“標準化”模式轉向“個性化”模式。過去，我們在捐贈人管理過程中往往一把鑰匙開一批鎖，隨著捐贈人自我意識的覺醒，捐贈人的需求和動機也呈現出多樣化特徵，這要求我們在捐贈人管理中加強對捐贈人行為和動機的研究，建立個性化、合理化的捐贈人答謝體系，個性化、創造性地開展捐贈人關係培養工作。四是捐贈人動員模式要從“單一情懷驅動”轉向“發展共同體驅動”。過去，大學籌款主要靠捐贈人的慈善情懷或校友的感恩情懷驅動，新慈善時代，單一靠情懷驅動已不可持續，大學籌款需要在大學發展和捐贈人事業的發展之間架起橋樑，建立起緊密的文化生態圈和發展共同體。

本文作者：林成華，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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