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對中國文化的整體評價最早是在“五四”時期1919年：
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餘如管、商等之政學，尚足研究。外則不見有充實精粹之學說。漢晉以還，佛教輸入，而以唐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佈，實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惟其中之規律，多不合中國之風俗習慣。故昌黎等攻闢之。然闢之而另無以濟其乏，則終難遏之。於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復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採佛理之精粹以之註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闢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沒。而今人以宋元為衰世，學術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歐洲之中世，名為黑暗時代Dark Ages。實未盡然。吾國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發明之也。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以上為陳寅恪與吳宓縱論中、西、印政治、文化與哲學的重要談話，時兩人為青年，正值求學階段，卻已對中西文化作出如此深刻獨到之評價，雖有片面失當之處，也是矯枉過正之意。
陳寅恪晚年有著“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堅定信念：對於一個有著長達數千年古老文明的中華帝國而言，吸收外來文化必須以本土文化為本，以此為基礎，選擇最為適合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因子，擇善而從。現代化的過程不是毀滅，而是改造。如果西化是以損失傳統的正確一面為代價，則如買櫝還珠，將髒水連著盆裡的小孩一起潑了出去。價值因此錯位，信仰因此喪失，中國固有的民族性因此消亡，則中國終將成為一個“非驢非馬之國”。所以他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1933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頁。）
他的理想是建立“新儒學”，具體而言，即是他所極力讚許並一生倡導的“新宋學”。宋代學術“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競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而“宋賢著述之規模”又屢為陳寅恪先生所讚許，其融合儒、佛、道之精華而成宋代理學，即是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次良性結合。所以陳寅恪先生1943年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一文裡說：
吾國近年之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以蔽之日：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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