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範貿易戰觸發重大金融風險？

如何防範貿易戰觸發重大金融風險？

運河併購公會 6天前

中美貿易衝突進一步升級。特朗普政府7月11日公佈的對華加徵關稅清單涉及海產品、農產品、水果、日用品，約2000億美元。

有外媒稱，世界著名投資人馬克·默比烏斯近日表示，中美貿易戰將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他的預測是圍繞世界經濟的眾多“末世預言”之一。專家和分析師們已預測2020年至2021年會出現新的全球經濟崩潰。

這也引得金融市場近日出現一些波動。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撰文指出，影響金融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資者信心，而投資者關心重點是回報與風險，中美經貿衝突可能從三條渠道影響投資者信心。

一是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多數投資者可能會轉向保守、觀望的立場甚至直接採取避險策略。近期中美股市發生波動，就表明投資者信心已經開始動搖。二是經濟增速放緩。貿易戰首先會減少出口和直接投資，降低經濟增速，這勢必會影響金融資產包括銀行信貸的質量和資產價格。2014年下半年起人民幣面對貶值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三是國際收支惡化。一旦經濟增長減速同時伴隨國際收支逆差，新一波資金外逃、貨幣貶值的壓力就會抬頭。

如何防範中美經貿衝突觸發重大金融風險，黃益平建議，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防範中美經貿衝突帶來的金融風險：

第一，加強政策協調，近期要特別注意防止金融政策與經貿衝突之間形成風險放大機制。不但要避免處置風險的監管政策發生共振，更要緩解貿易衝突對金融風險的疊加，經貿衝突在客觀上可能會加大去槓桿的壓力。金融開放要加快，但還需要把握節奏。

第二，重視經濟增長穩定的意義，提前考慮一些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案。經貿衝突加劇，一定會導致經濟增長減速。過去一直強調要接受增速放緩，這是客觀經濟規律所決定的，但如果增速下降太快，則容易對投資者信心造成重大沖擊。

第三，適度提高匯率的靈活性，緩衝出口減速對經濟穩定的衝擊。一旦對美出口急劇下降，靈活的匯率可以發揮一定的緩衝作用。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外匯政策的目標，但考慮到資本流動的渠道，近期內也不宜接受太大的匯率波動。

第四，強化市場紀律，建立適度的風險緩釋機制。如果風險一直由政府承擔，金融效率無法提高，金融風險也會持續積累，一旦因貿易戰引發重大經濟調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就會大幅提高。若一旦因經貿衝突造成產業結構調整，政府也可以考慮建立一些機制幫助工人再就業。

第五，加速宏觀、微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構建與落實。

防範經貿衝突衝擊金融穩定

By 黃益平

2018年元旦剛過，中方代表團赴紐約、華盛頓參加“二軌中美經濟對話”。與往年不同的是，2018年與會的美國官員基本無心深入討論中美經濟關係的一些具體分歧。當時就有猜測，特朗普已經下定決心要跟中國打貿易戰，官員們都覺得再說無益。到1月下旬，矛盾升級的態勢已經十分明朗。在隨後的5個月，中美兩國政府來回經歷了好幾次“口水戰”，正式的談判也舉行了三輪。每當大家覺得戰火即將爆發或者馬上就要握手言和的時候，很快就會出現一個戲劇性的大反轉。

中美之間並不是第一次發生貿易摩擦，但這一次確實與以往不一樣。過去中美髮生經濟矛盾，很多美國公司都會勸說美國政府不要激化矛盾，但現在它們都在向美國政府抱怨中國“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不少美國官員也認為過去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失敗了，一些安全問題專家明確認定中國已經成為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競爭者”。很多政界、商界和學界的美國人不喜歡特朗普的行事風格，但似乎都贊成他準備對中國採取的措施。

中美經貿衝突將是一個長期挑戰

現在稱之為“貿易摩擦”的爭端，涵蓋了至少三個層次的矛盾：第一是“雙邊貿易失衡”，第二是“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第三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很難解決。

但雙邊貿易失衡不應該成為中美貿易戰的問題所在。因為中國經常項目已經實現了再平衡，雙邊失衡實際是全球產業鏈的結果，並且美國減稅收、增投資的政策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其國際收支逆差。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世界第一、第二強權之間的衝突也使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變得更加困難。

中美雙方相對比較容易找到的共同點在於改善市場環境方面。美方所要求的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和開放服務業，其實也都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但由特朗普帶來的壓力，也給這些改革的實施造成了一些困難：一是政府不願意在外國的壓力下改變政策；二是特朗普要求的“對等”，即中國須達到美國的開放程度。

中美經貿爭端會不會真的爆發？如果發生，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都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也有專家總結，特朗普行事雖然看起來不按牌理出牌，其實也有規律可尋，一是兌現競選承諾，二是反奧巴馬政策。基於此，再加上美國的“民意基礎”，不妨大膽地做三點判斷：

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在決定對策之前，應該先對大局做一個判斷，對於核心問題，需要把握好一點，即抓住經濟長期發展的機會才能保證最大利益。

過去40年間，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出口和投資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美國在建立與維持這樣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方面發揮了十分關鍵的領導作用，但現在美國卻變成了一些國際經濟規則的破壞者。即便如此，維護這個國際經濟秩序仍然對中國是最有利的。2011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參加“二軌中美經濟對話”，曾經深入研討未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當時提出“一元、多極、共治”的主張。這一建議在當前來看，對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仍然是適用的。

特朗普的出爾反爾、頻頻加碼致使中國政府出手還擊，這也順理成章。但一些專家鼓動我國政府“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甚至建議了一些可以打擊美方利益的舉措，對此，需要慎重考慮。化解經貿爭端特別要防止摻雜民族主義情緒，一場失控的貿易戰給美國造成的可能是短期的收入損失，而給中國帶來的卻可能是錯失長期的發展機會。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4298億美元，從美國進口1539億美元。除非中國打算打一場全面的經濟戰，光是徵收進口關稅，中國很難做到對等。

因此，中國不必畏懼特朗普發起的貿易衝突，該應戰就應戰，該改革就改革，該置之不理就置之不理。成大事者不必爭一城一池之得失，爭的應該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機會。即便要“打”，也要以“和”為目的。對內，進一步推進改革，真正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對外，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加快服務業開放，這些既是特朗普提出的要求，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大的既定方針，中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加快實施。這樣不但有利於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也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但中國確實需要改善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溝通。過去中國經濟體量還比較小，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內的話語關注度比較低。現在一個“觀點”、一個“名詞”，都可能會觸動國際社會的神經。國內對中國經濟一些誇大其詞的判斷，不僅不利於認清自己的位置，還容易激化國際矛盾。十幾年前美國出現“遏制中國”的聲音，最初就是因為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在政策語言上也需要考慮國際語境，一些在國內聽來沒太大問題的說法，在國際上可能會引起誤會甚至激發衝突。例如，國內很多專家認為“中國製造2025”沒有問題，一些發達國家也有這樣的政策，但在有些外國人聽來，這就是政府幹預產業發展的綱領。中國今天沒有足夠的實力與美國相抗衡，也不應以未來挑戰美國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

防範觸發重大金融風險

無論中美貿易戰的後續發展如何，當前都應高度關注金融風險，尤其是在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很高的環境下。影響金融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資者信心，而投資者關心重點是回報與風險。

中美經貿衝突可能從三條渠道影響投資者信心。一是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多數投資者可能會轉向保守、觀望的立場甚至直接採取避險策略。近期中美股市發生波動，就表明投資者信心已經開始動搖。二是經濟增速放緩。貿易戰首先會減少出口和直接投資，降低經濟增速，這勢必會影響金融資產包括銀行信貸的質量和資產價格。2014年下半年起人民幣面對貶值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三是國際收支惡化。一旦經濟增長減速同時伴隨國際收支逆差，新一波資金外逃、貨幣貶值的壓力就會抬頭。因此，建議政府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防範金融風險、支持金融穩定。

第一，加強政策協調，近期要特別注意防止金融政策與經貿衝突之間形成風險放大機制。不但要避免處置風險的監管政策發生共振，更要緩解貿易衝突對金融風險的疊加，經貿衝突在客觀上可能會加大去槓桿的壓力。金融開放要加快，但還需要把握節奏。

第二，重視經濟增長穩定的意義，提前考慮一些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案。經貿衝突加劇，一定會導致經濟增長減速。過去一直強調要接受增速放緩，這是客觀經濟規律所決定的，但如果增速下降太快，則容易對投資者信心造成重大沖擊。

第三，適度提高匯率的靈活性，緩衝出口減速對經濟穩定的衝擊。一旦對美出口急劇下降，靈活的匯率可以發揮一定的緩衝作用。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外匯政策的目標，但考慮到資本流動的渠道，近期內也不宜接受太大的匯率波動。

第四，強化市場紀律，建立適度的風險緩釋機制。如果風險一直由政府承擔，金融效率無法提高，金融風險也會持續積累，一旦因貿易戰引發重大經濟調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就會大幅提高。若一旦因經貿衝突造成產業結構調整，政府也可以考慮建立一些機制幫助工人再就業。

第五，加速宏觀、微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構建與落實。自2015年8月起，央行主要是靠調整外匯市場、穩定經濟增長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平息外匯市場震盪。除這些措施外，還需要建立一些長效機制，保障金融穩定。

本文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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