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持續顯示抑鬱和心境障礙通常與癲癇共病。根據以國外社區門診為被試的研究報告顯示：癲癇患者中有20%~22%同時患有心境障礙。在一些特定人群中，如三級轉診中心以及手術病人中，發病率在30~50%之間。這種高病發率似乎與癲癇障礙的嚴重性有關。例如，在那些無癲癇障礙的患者中，抑鬱的病發率僅4%[1]。
複雜關係
抑鬱和癲癇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大量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作用，某些患者在癲癇發作初期就呈現出心理障礙[2]。在其他某些醫療疾病中也存在這種雙向關係，如帕金森病、中風、痴呆、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顯示了抑鬱與大量慢性疾病都相互關聯。
在癲癇患者中，不同的神經生物學和心理社會學變量在這種複雜關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心理社會方面來說，癲癇患者的病恥感、社會限制以及與癲癇有關的歧視都會導致個體出現負面情緒和較低自尊水平。從神經生物學方面來說，
癲癇的病理生理學與心境障礙有關。類似地，顳葉的參與以及抗癲癇藥物的精神影響作用似乎是癲癇患者心境障礙患病率增加的因素。兒童、抑鬱與癲癇
研究者對成人癲癇患者共病抑鬱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調查，而相對地，兒童癲癇患者共病抑鬱的流行病學研究數量有限。然而，較於無癲癇兒童，癲癇兒童中抑鬱患病率仍較高。例如，在一項前瞻性研究中，剛診斷出癲癇的9歲兒童的抑鬱患病率為13%。一項大型研究發現，目前患有癲癇、有過癲癇病史、控制組患者的兒童中抑鬱的患病率分別是8%、7%和2%。
英國一項以社區5~15歲兒童人員（蘇塞克斯郡）為被試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除此之外，50%的抑鬱成人被試往往在童年期患有焦慮障礙[3]。基於以上原因，需要對癲癇兒童收集更多的數據以及進行更多的研究。
進行診斷
癲癇患者的心境障礙是一種相關的預測因子。抑鬱不僅與較低生活質量相關，也會增加服藥副作用的概率、增加耐藥癲癇的風險、手術效果不好的幾率、更嚴重的癲癇症狀、癲癇發作後狀態延長以及增加受傷的風險。考慮到這個原因，早期對癲癇患者進行心境障礙的檢查對個體癲癇綜合徵的治療管理有很重要的影響。
癲癇患者的抑鬱障礙現象多年來都是爭議的焦點。從臨床的角度來看，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注意使用不同的臨床儀器對不同的患者進行診斷，不同人群治療反應率也不同，根據不同被試進行不同的治療策略，以及最終預後效果的差異。雖然伴有心境障礙的癲癇患者與其他癲癇個體症狀相同，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指出，癲癇患者的心境障礙具有某些非典型特徵，這些特徵在傳統疾病分類系統(如DSM和ICD)中並未進行明確區分。
在20世紀期間，Blumer使用“發作間期焦慮障礙 interictal dysphoric disorder”術語指癲癇患者典型抑鬱障礙軀體症狀的亞型症狀[4]。其特徵是心境不穩定性與焦慮和軀體症狀有關。現代研究指出，這種心境障礙可能不是癲癇患者獨有，在其他的神經系統問題的患者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心境障礙。
癲癇患者還有可能共病焦慮障礙（社交焦慮和/或廣泛性焦慮障礙）提及明顯的心境不穩定症狀。典型的癲癇病患者症狀是出現某種特定的心境症狀，如癲癇發作期間的煩躁不安和心境起伏症狀。這些似乎是造成所謂的發作間期焦慮障礙多形態特徵的原因。
在某種相關臨床疾病識別早期，所有的癲癇患者應該定期檢測心境障礙。通常，個體都會忽視或拒絕治療心理疾病，除非病情導致重大影響（“致殘性”）。這可能是由於神經科醫師不擅於使用篩查工具和精神藥物治療心境障礙。
大量的臨床工具都可以用來檢測癲癇患者的心境和焦慮障礙：貝克抑鬱量表、漢密爾頓抑鬱量表以及住院患者焦慮量表。然而，針對癲癇患者的神經障礙抑鬱量表（ the 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 ；NDDIE）是目前最有名的篩查工具；它是專門針對癲癇患者編制的，可以使用在臨床門診背景下。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際抗癲癇協會發布了大量有關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他們的工作是基於主要心理疾病的研究證據，提供實際的臨床指導，以便於解決伴有癲癇患者的心境障礙問題。
抗抑鬱藥物聯合認知行為療法被視為針對嚴重抑鬱和大部分焦慮障礙的一線治療方法。從以往的觀點來說，抗抑鬱藥物對癲癇發作的影響現已成為臨床醫生關注的主要問題。這是根據早期患者報告在治療過程中出現癲癇發作的一種先驗假設，腦電圖研究顯示在使用三環類藥物治療期間出現癲癇症狀異常。隨後研究證實，某些特定的化合物確實會增加癲癇發作風險[5]。
根據控制實驗和臨床研究數據顯示馬普替林（抗抑鬱藥）、高劑量的三環類藥物（> 200 毫克/日；特別是阿米替林和氯丙咪嗪）或高劑量的安非他酮（> 450 毫克）與癲癇患病率增高有關[6]。然而，SSRIs（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類藥物與癲癇發作風險無相關關係。研究證實，舍曲林和西酞普蘭是最安全的藥物。基於以上原因，舍曲林和西酞普蘭可用於治療癲癇患者心境障礙或焦慮障礙的一線藥物治療。
當治療病情錯綜複雜的癲癇患者時，所有的臨床從業者認為“從低劑量開始，越低越好”是最好的治療策略 。服用低劑量的抗抑鬱藥物可能是合理的，但需注意的是這並不代表目標劑量一定要保持在較低水平--症狀完全緩解應該是抗抑鬱藥物治療的首要目標。事實上，有誘發屬性（如卡馬西平、苯妥英、巴比妥類藥物）的抗癲癇藥物(AEDs)幾乎可以降低所有抗抑鬱藥物代謝，所以某些患者需要服用較高劑量的抗抑鬱藥物。
與雙重汙名鬥爭：心理教育和支持
治療師與患者交談這一程序是十分重要的。一般來說，心理健康問題可以很順利的解決，並且有很多可用的資源。患者也可以參考一些權威的心理網站，如美國癲癇協會、美國癲癇基金會--這些網站都有大量有關抑鬱和癲癇的可靠信息。
現在更大的問題是克服與該疾病相關的雙重汙名：癲癇和抑鬱。這種雙重汙名對干預和治療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導致個體不願意去承認心理健康問題。對那些難以控制的癲癇個體來說造成了很嚴重的心理影響，包括社交退縮行為的增加。因為這個原因，臨床工作者不應該只和患者討論抑鬱，還要討論健康保健系統和社區中的汙名和歧視問題。
與患者建立良好的治療關係是很必要的；患者應該有明確的途徑可以積極參與到治療中。治療師應鼓勵患者以多種方式參與到治療過程中，包括，規則制定和策略計劃、支持小組的形成、治療項目、積極的生活建議以及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培訓。
參考文獻：
1. Baker GA, Jacoby A, Chadwick DW. The associations of psychopathology in epilepsy: a community study. Epilepsy Res. 1996;25:29-39.
2. Mula M. Depression in epilepsy. Curr Opin Neurol. 2017;30:180-186.
3. Kim-Cohen J, Caspi A, Moffitt TE, et al. Prior juvenile diagnoses in adults with mental disorder: developmental follow-back of a prospective-longitudinal cohort. Arch Gen Psychiatry. 2003; 60:709-717.
4. Mula M. The interictal dysphoric disorder of epilepsy: a still open debate. Curr Neurol Neurosci Rep. 2013;13:355.
5. Mula M. The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psychiatric comorbiditie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Pharmacol Res. 2016;107:147-153.
6. Alper K, Schwartz KA, Kolts RL, Khan A. Seizure incidence in psychopharmacological clinical trials: an analysis of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ummary basis of approval reports. Biol Psychiatry. 2007;62: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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