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3日,我去香港采访张子强案,事先广东省公安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处已经联系好了我去香港采访的有关事宜。这天下午我到了香港,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科的一位助理联络主任接待我,并且负责安排我在香港的采访行程。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由于被害人在香港没有报案,因此香港警方没有立案,从香港法律的角度来讲,在香港就没有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件。因此,我在香港不能说要求采访张子强案件,而香港警方,也不能直接向我提供任何张子强的资料。
我到香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搜集更多的张子强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实地踏察张子强作案的现常同时我也了解香港的法律和“一国两制”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地察看明细表,这个表上只有地名和事件,而不提半句与张子强有何关系,事前传给了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的官员接待我时说,他们只能根据我的要求,带领我到我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采访,香港警方派出的梁警官非常精干负责,十分准确地把我带到每一个我要求采访的地点,他基本上不和我谈张子强案件。
张子强伏法后,一直传说张子强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隐居了。这是张子强在伏法前写给妻子罗艳芳的信中要求的,还有说,罗艳芳手头还有很多钱,为此香港黑社会要追杀她,所以罗艳芳带着儿子躲到泰国去了。甚至,还有人自称到泰国采访了罗艳芳,并写出了一本书。我后来果真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子强写给罗艳芳的这封信。这里也不妨全文照录,让读者来分析,去伪存真。
在这本书上,张子强给妻子罗艳芳的信是这样写的。
阿娜:
我知道你已想尽了办法,我也知你已祈祷了万千遍,每当我在黑暗中时,我都感到了你的声音。
可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
我曾经想过我们的晚年,是在一个安静的小镇里度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钓鱼,养鸡,然后等待孩子从学校回来。
可是,当我想这样做时,已经晚了,已经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也许你不相信,在这几个月里,我过得特别地平静。尽管几乎没有一分钱,但也没有任何工作,每天只是看着那只小窗户,希望它亮起来,然后,又希望它黑下去。
有人说,坐牢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绝对不是那么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的工作,都太有规律了,起床,吃饭,甚至上厕所。
我知道你们曾为我奔走相告,为我四处游说,想让我再活下去。但是,我在这里大声地说:求求你们!不要再知(痴)心妄想,不要再作这种努力!
内地公安,并不像香港报纸描述的那么可怕。我觉得他们甚至很可爱,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友善,和我说起话来,像一个友好的朋友,更不要说,有什么打我、折磨我的事。真的,你要相信,或许是在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我过得很平静。
如果我真的在香港受审,我肯定不会死,也肯定有机会出狱,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迟早还是会有一次惨死的机会。
相信我的话,除了我对你和孩子感到愧疚之外,我相信,自己对死的理解,有一种快乐的理解,真的,很快乐。
当一个人真正感到了生命要结束时,才会发现,安静地坐在一张凳上,是多么地幸福。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那个世界,除了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我后悔认识你,后悔我们有一次那样的相识,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或许我就不会再在黑社会里混了,或许我就可以做一个平庸的丈夫,那才是人间的日子啊,天天可以和老婆亲热和吵架,那才是天堂埃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多少钱,不过,无论你剩多少,还是离开香港吧,到一个有湖的地方去居住,带上我对你的思念。
从今以后,无论你是改嫁或者找情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份快乐。我知道,你在快乐的时刻,一定会想起我。毕竟,最初是我给你最快乐的时刻,也是你给我最初的快乐。
不过,我希望你抚养好两个孩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爱了,我也无法再爱他们,我现在就如山上的一个小石子,可以给人间的任何人使用,但我本身不会快乐。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很爱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好好读书,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要善于做一个平民,一个能吃饱,能有衣穿,不时可以弄些小钱回来
花的平民。
富翁的日子并不好过,也是对人世的不公平。别人都那么穷,你富得好意思吗?所以,不要太富。
如果你到了新的安居点,就把我的骨灰,撒到那湖中,我乐意和鱼儿们在一起欢乐。如果你愿意,就钓鱼吧,每一条鱼,都能有我的灵气。
照顾好我的母亲,我从来就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这一辈子,除了你之外,她也是最爱我的人。我爱她,正如我爱你一样。
阿娜,相信我,不要难过,我真的是在一种极平静的心绪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感到平静,感到无欲无求。
你救过我多次,多谢你了!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人间!
吻你!
寻找张子强的家
其中,1996年8月购入的位于香港金巴伦道的一套豪宅共花去了4150万港币。这套豪宅在张子强案发后,被其妻子罗艳芳于1998年8月以差不多低一半的价格2600万港币匆匆卖出。这些住宅只是张子强犯罪所获财富的一角。
我通过调查了解到,虽然判决书上说张子强的家庭住址是香港南湾道10号雅景阁1楼H座,其实这只是张子强于1996年7月以忠裕实业公司的名义用1180万港币购入的一处豪宅,而张子强一家并没有住入。他们平时住在香港何文田街龙文大厦的11楼A座。从资料上查这套公寓的业主也不是张子强,而是倍亮发展公司。接着我查到,这间公司的董事有罗艳芳,还有一个叫张伟民和一个叫邓细妹的,后来又查到张伟民和邓细妹是张子强的父母。1998年7月张子强又以其母亲邓细妹的名义,以680万港币买下这套公寓的隔壁B座,然后将两套房子连通。邓细妹一个家庭妇女,哪来的680万港币的巨款,其中的猫腻不难看出。
我知道了张子强家的住址,但我不能向香港警方提出要到张子强家看看。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即写出一个具体的地址,请他带我去找这个地方。他也明白这就是张子强的家,因为当时广东省公安厅抓获张子强后,通过香港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张子强的家庭,通知书就是他们送的。我们两人都不提张子强这个名字,他把我带到了这个地址。
这幢公寓是个小高层,只有11层,每层两户,11楼住的是张子强一家。小电梯载着我们到了11楼,电梯打开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是一面墙。接着看到墙下有一个小香炉,香炉里插着香,香是点燃的,飘着袅袅的白烟。接着,我看见由于是两套打通的,所以张子强家的门开得比较大,大约有一般人家两扇门那么大。这时,我看见了以前不少报纸都登过的那尊据说是张子强请的一位泰国艺术家以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的面容而雕塑的狮身人面像。原来,这狮身人面像不是一尊,而是两尊,分别放在门前过道的两边。张子强家里亮着灯,我听到房子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当然无法敲门采访,就是敲了门罗艳芳也不会回答我的提问。我们没有惊动罗艳芳,就悄悄地离开了,但它证实了我的分析,罗艳芳根本就没有离开香港。后来,我又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香港根本没有罗艳芳去泰国的签证记录。罗艳芳逃到泰国并被黑社会追杀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张子强家出来,我请香港警员领我去香港启德机场,因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轰动香港的抢劫案。
香港启德机场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一个几乎建在城市内的机常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她的所有平地几乎都是填海获得的,启德机场也是填海建成。我们的车开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到了启德机常过去出国我曾多次在启德机场乘飞机,所以对那儿的繁忙印象深刻。这一天正好冷空气南下,香港下着小雨,我们冒雨实地察看。
到了启德机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启德机场吗?启德机场已于1997年搬迁香港赤腊角,现在宽大的停机坪变成了一个小商品市常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启德机场的货运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连一点瓦砾都没有留下。可是当年张子强就是在这儿,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抢劫。
这时,我发现背后还有一幢建筑没有拆除,陪同我的梁警官告诉我那是机场警署大楼,张子强当年实施抢劫的地方离警署不到50米。可见,张子强胆大包天。
劳力士悬案
我站在小雨中,望着早已人去物非的启德机场,眼前浮现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制造的震惊香港的那场抢劫案。
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成为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
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一百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都有,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
1990年香港启德机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宁静。那时,每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
2月22日的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由一家香港保安公司负责押运。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一打开,3名身穿制服的押运员跳下车。训练有素的押运员们分工明确,一人下车后就站在车旁,手持雷鸣灯猎枪警戒,另外两人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后,押运员刚刚要送上车门,突然,5个蒙面人仿佛从天而降。蒙面人也是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的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立即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并且从外面将车门锁上。
蒙面人训练有素,在驾驶室的蒙面人逼押运员脱下制服,自己立即穿上,然后坐到驾驶座上。就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里的同时,汽车发动了,立即遁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10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然后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车多人多,押运车立即汇进了公路上车的海洋,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像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1990年手提电话还没有开始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明白出事了,于是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3名押运员都在车上,仍然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为张子强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香港最大劫款案
一年半以后,香港启德机场又发生了一宗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劫款案……1991年7月12日上午,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车内还有3名手持雷鸣灯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
这时,如同一年前电影重映,突然几名蒙面劫匪出现在装甲解款车前,其中4名戴面罩,1名没有戴,没有戴的这名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3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
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坐到司机的座位,解款车立即发动,烟一般地消失了。
解款车刚刚离开的时候,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走了出来。他一看不见解款车,立即惊呆了,再四处张望,不见车子的影子,他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此时,解款车已经到了机场地下隧道。
那天我从启德机场出来的时候,就请陪同我的香港警察领我去看看张子强当年实施两次抢劫都要经过的这个机场隧道。当我们的车经过这个隧道时,我发现隧道虽然不长,但那是开车进入机场的必经之路。如今启德机场已经搬迁,但旧的机场隧道仍然车辆川流不息。可见张子强当年的贼胆包天,而又设计精密,几乎
算好了行动的分分钞秒,因为只要稍一耽误,警方一封锁隧道口,他就插翅难逃。
但当时在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开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
这里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显然是来接应的。解款车还没有停下,立即从面包车上跳下几个人,等车子停稳后,马上同车上的劫匪一道,搬运解款车上的现金。现金都装在一个一个的帆布袋里。劫匪们一共搬了9个大口袋和1个小口袋。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这样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以这半只眼睛从滑下的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只顾着搬钱,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解款车上的钱转移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上,没有人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
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被遗在路边。
留在解款车中的押运员们,紧张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他们不知道劫匪们最后会怎样处置他们,因为有的劫匪会杀人灭口的。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那个喜欢出汗的押运员的蒙面黑布又掉下来了,这时他才发现劫匪已经逃走了,于是就拼命挣扎呼喊。由于这里是郊外,喊了一会儿也没有人前来帮助他们,于是大家挣扎着相互松开了被绑住的手。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欣喜若狂,大家脱下了面罩,弹“额”相庆。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满面是笑容的张子强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千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同样是满面笑容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千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张子强又用刀挑开了另一个口袋,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百元面额的美元。
这时,笑容从张子强的脸上退去了,眉头却渐渐地皱起来。胡济舒伸过头来,看见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他立即拿起一扎,同样用手飞快地翻了一下后对张子强说:“不好,是连号的。”接着,又将口袋里的钱翻了翻,再拿出一扎,仍然是连号的。胡济舒直起腰来,看着张子强。
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浇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这是张子强迷信的一种表现。
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上一次抢劫劳力士手表时,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一些新的劳力士手表。香港有传媒在报道中说,张子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几乎每一次抢劫,都会留下一些赃款赃物,名为“留下买路钱”。后来张子强案发以后,有香港记者采访张子强的老婆罗艳芳,罗艳芳在谈到张子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好喜欢看书,好信玄学,认为世事如游戏,人好渺小,其他人都好幼稚。”这段话虽然罗艳芳在粉饰张子强,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子强很迷信,他看的书也多是迷信方面的书。他甚至在作案前不许部下近女色。
不仅张子强迷信,罗艳芳也很迷信。到最后张子强一审被判死刑,罗艳芳四处奔走,想保住张子强的一条命,行动之一,就是跑到香港黄大仙庙为张子强求了一签,并请玄学“高人”指点迷津。结果一侠“高人”给她出一个“高招”:用庙里求的符纸包一小捧米,送给张子强消灾。
后来我从张子强的辩护律师李建华的助手那儿得知,罗艳芳在张子强开庭的时候,给张子强带了一些衣服,其中包括后来张子强穿上刑场的那套西装。张子强执行枪决后,这位助手陪同罗艳芳的父亲罗培辉去领张子强留下的衣物,结果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确实找到了一张黄纸符包着的一小捧米。张子强的岳父罗培辉就在张子强度过最后日子的广东省看守所的附近,找了块偏僻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全部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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