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深山的上海「飛地」

首發:8月3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週刊

上海小三線涉及冶金、輕工、機電、化工、通訊、運輸、汽車製造、電力、建材、儀表和文教衛生等十多個行業,並都已具備一定的生產能力和規模。有關專家說,小三線孕育了我國最早的“城鎮化”建設的雛形

皖南深山的上海“飛地”

上海小三線八五鋼廠籌建期間技術人員在審核圖紙。吳昌富提供

幾十年前,7萬多上海熱血青年毅然放棄大都市的優越生活條件,奔赴皖南山區,他們在深山裡開山炸石、架橋修路,硬是建出80多個軍工企業。他們為了共和國的軍工事業付出了青春,皖南的大山、河流、石頭、森林見證他們的功績,我國現當代發展史上應該留下他們的重彩一筆。

01

靠山近水扎大營

出皖南旌德縣縣城向西,重巒疊嶂,空氣清新,氤氳一片,一條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彷彿沒有盡頭地向深山延伸。雄壯的大山之中,在一個叫“德山裡”的村子裡,三五成片的廠房、宿舍相隔不遠的距離,“雞爪式”分佈在青山綠水之間。

“這深山密林中隱藏著的建築群,都是當年上海小三線廠留下的。”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小三線建設資料的整理與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徐有威介紹,旌德縣一次性建有12個上海小三線廠,成為安徽的上海小三線廠建設最多的一個縣。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

所謂“三線”,是以地理位置區分。沿海和邊疆的省、市、自治區為一線地區,位於中國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區為三線,作為戰略大後方,一、三線之間的中部地區為二線,此三線為“大三線”。一、二線地區也要有自行投資的後方基地,稱為“小三線”。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小三線建設的選址,要求“山(進山)、隱(隱蔽)、散(分散)”。正是“進山、隱蔽、分散”這建廠“三原則”,使廠的建築物很難有可行的總體規劃。作為工廠主體的車間位置確定後是不能變化的,而其他的建築物只能因地制宜。看哪塊地平坦一些,哪塊地建築難度小一些,哪塊地建成後交通方便一些(還要儘量不佔農田),就在哪裡建。

總平面要設計成“矮、短、小、土、窄、坡”,進行“村落式”“瓜蔓式”“階梯式”“雞爪式”等多樣形式的分散佈置。比如“村落式”,要求廠區原有的農村村居基本不動遷,宿舍與其他生活建築“插村”而建,和村民們相鄰。這是為了讓工人與村民生活在一起,敵人的偵察飛機即使來了也分辨不清。

上海小三線建設可以選擇浙江,也可以選擇江西,但為什麼選擇皖南呢?徐有威調查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皖南離上海終究近一點,水陸交通也相對比較方便,順著長江就可以到皖南,公路也可以到皖南。

上海市當時專門成立了一個小三線籌建機構——229指揮部,也就是後來的上海市後方基地管理局。為什麼叫229指揮部呢?徐有威說,這裡面還有個故事:1965年5月,時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公用事業辦公室副主任羅白樺,率上海後方建設選點小組到皖南選址,確定建設上海後方。當時,為報國家計委以及文件來往之便,必須對該項目定名,但為了保密又不對外啟用上海後方或上海小三線,就將羅白樺在上海的辦公室的房間號碼229室作為指揮部的名稱。

上海81家小三線企業,最終形成以反坦克武器和生產高射武器為主的綜合配套的上海後方工業基地。在當年,這些是完全保密的。別說在公開的媒體宣傳中根本見不到,就是所有參與建設的人們,起初也不允許向外界甚至親屬透露工作性質、住址等一切有關信息。對外通信聯絡,所有的單位一律通過編號信箱進行。

02

好人好馬好刀槍

今年已經81歲的袁漢卿,從徐有威教授手中接過《上海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時,顫巍巍地用手帕擦一下眼角的淚水,語帶哽咽地說:“我是最早一批進旌德的小三線廠的,最晚一批迴上海,幾十年過去了,還有人記得我們!”

袁漢卿告訴記者,1968年,上海儀表機修廠包建旌德向陽小型軸承廠,代號是8350廠,他作為工廠籌建組成員,告別家人、隻身來到皖南,負責工廠生產前期準備工作。1969年工廠正式生產以後,他在工廠主要負責質量檢驗工作,是向陽廠第一任質檢科科長。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青年人願意背井離鄉,來到偏遠的山區,奉獻青春?袁漢卿告訴記者,“光榮的使命感”“舍小家為大家”“讓毛主席能睡個安穩覺”,是他們這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小三線人的心願和理想。“好人、好馬、好刀槍”是小三線人再熟悉不過的動員口號。

首先是選人。小三線職工篩選的口號是:根正苗紅進三線,青春年華向黨獻。挑選進入小三線企業的人不僅是上海工廠裡的骨幹力量,還都必須通過嚴格的“政審”,家庭出身、政治表現也要過硬,起碼三代沒有政治問題。

其次是將最好的設備用在小三線。上海的“小三線”自1965年由上海工業、物資、建材、交運、衛生、電力等14個局所屬65個單位包建,各包建單位從當時各自現有設備中,將比較先進的部分成套無償地調撥給小三線廠。對小三線生產線安裝中所缺的專用設備,各包建局組織行業各單位大力協作,進行自制,形成了“一廠包建,大家支援,廠廠有關,人人有份,為三線建設出力”的局面。

“剛來時條件確實艱苦啊!”袁漢卿對籌建時期艱苦的生活條件、惡劣的施工條件至今歷歷在目。

路不通,施工設備、材料靠人力扛;水沒有,職工排成長隊用碗、盆從遠處打上來……初在深山坳裡安頓生活,住的是土牆房、茅草房,晚上睡覺,老鼠會在蚊帳外上躥下跳,甚至會從你貼著蚊帳的手臂上走過。一到隆冬,刺骨寒風不時透過縫隙吹進屋裡,夜晚睡覺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早晨起床,發現毛巾、牙膏都結上了冰。糧食供應剛開始的時候也頗為緊張,交通又不方便,

不得不時常吃“豬肝飯”(大米摻發黑的雜糧)。

“從上海城裡來到這邊的山溝,夜晚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靠星星月亮,恍若與世隔絕。”袁漢卿說,看到這樣的條件和環境,有的人當時也忍不住哭鼻子,坐在山頂上大哭。不過,那時候的人們思想很單純,哭鼻子歸哭鼻子,腦子裡還是擰著那根筋——“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往哪搬”,這深山溝就是國家最需要我們的地方。

在那些日子裡,小三線廠的職工幾乎都沒有“八小時工作制”的概念,也似乎忘記了應該休息的星期天。儘管沒有一分錢的加班費,甚至沒有一頓免費的加餐,人們卻都像著了魔似地幹,那是貨真價實的“革命加拼命”,大家共同的心願是“讓毛主席早日放心,拼命也要把小三線搞上去”。 

資料顯示,上海小三線在二十多年的歷程中,相繼生產過火箭筒、火箭彈、高炮、高榴彈,以及炸藥、無後坐力炮、手榴彈、槍彈、炮瞄雷達、光學測距機、數字指揮儀等軍工產品。這些軍用產品,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年在上海小三線工作的7萬餘名上海職工而今都已過花甲之年,

那20多年的蹉跎歲月裡,有許多艱苦奮鬥的往事,也有回味無窮的趣事,都牢牢地銘記在他們心中。

03

職工戶口、副食品供應都是上海的

籌建階段艱苦的日子很快過去,當生產逐漸步入正軌的時候,職工的生活生活條件明顯改善,早餐供應麵包、饅頭、稀飯,中晚餐還有從上海那邊調配過來的淡水魚和海產品,廠裡還自發購置了機器生產儲存冷飲和汽水,讓久居深山的當地居民十分羨慕與嚮往。

皖南的三線廠除了工廠外,中小學校、醫院、供水和供電系統、食堂等也五臟俱全。但與別的地區的三線廠不一樣的是,皖南的三線廠屬上海的“後方”,行政管理上屬於上海:廠內電話的區號是上海的,職工的戶口是上海的,治安辦案由上海公安負責,甚至連白糖、香菸、肥皂、牙膏等副食品、生活用品都是從上海直接運送過來。上海小三線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塊“飛地”。

“當時是計劃供應,香菸、白糖、洗衣粉、肥皂,都是憑票供應的,皖南當地基本很難買到,當地農民就拿農副產品跟小三線工人去換。”19歲就進了建在東至縣的小三線龍江水廠的蔡斌宜,至今還記得當時東至縣的農副產品很便宜,1元錢買4斤螃蟹,雞蛋1毛錢買2個。

“到了大熱天,運輸部門會用卡車從外地採購西瓜,一個夏天,每個職工家庭只買2至3次。”蔡斌宜說,每次一個人可以買100多斤,計劃供應,買好之後就放在家裡慢慢吃。當時工人們把這種計劃供應稱作“全託”,意思是生活後勤全部“託”給組織。

在那個文化生活匱乏的年代,看露天電影是一件讓所有人能夠興奮幾天的事情,睡不好覺,掰著手指頭,盼日出,急日落,焦灼地等待放映隊的到來。上海當時放什麼片子,最遲不過3天,就會在“小三線”上映。

一提起當年看露天電影,蔡斌宜到現在還是興奮不已:“銀幕掛在樹梢,下了班,顧不得吃飯,就衝回家拿凳子佔最佳位置,耐心又急切地等待著周圍的一切暗淡沉寂下來,一束並不耀眼的白光穿透黑暗投向銀幕的時候,銀幕下的‘阿拉’們心房立刻溫暖起來。許多中外經典老片子,就這樣伴著小三線職工度過二十多個寒冬和仲夏。”

04

小三線的24個婚介所

物質生活條件改善了,但青年職工的婚姻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等等日益嚴重起來,尤其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後。

首先是職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況日益暴露,一些年齡在25至30歲之間的單身男職工找不到對象。小三線八五鋼廠就曾發生許多光棍組織起來到工廠黨委請願的事。

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共青團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總工會等上級機關,以及小三線各企事業單位的工會和團委工作人員紛紛開動腦筋,為解決青年職工的個人問題而奔波忙碌。

《新民晚報》1982年2月1日的一條消息:位於皖南的上海後方基地的工廠,由於男青年多,他們的婚姻成了“老大難”問題。1980年11月,上海後方基地管理局團委成立了24個婚姻介紹所,並在上海《青年報》上刊登招收女職工啟事,把婚姻的大門向全國各地打開。

原八五鋼廠團委書記史志定回憶當初的婚介過程說:“招收女職工的廣告刊出後,除了西藏和臺灣沒有來信以外,其他省區市都有女青年來信。女方先寄來一封信把情況講講,然後我們寄張表格給她,請填寫並附上照片回寄廠團委。

我們把收到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適不適合我廠青年,然後向男青年推薦:我們幫你挑了一個,你自己看看合適麼,不合適的話桌上還有登記表和照片,你自己去選。合適的話,男方就填張表,填好了由團委寄給女方,表格上有基本情況和興趣愛好等。一來一去雙方都滿意的,我們就放手讓他們自己談。要是成功了就跟我們說一下,做個登記。”

24個婚姻介紹所,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有569對青年領取了結婚證,還有833對男女青年建立了戀愛關係。一位男青工和外省女青年在領取結婚證時激動地表示:“好姻緣是黨給牽的,我們要努力工作,為建設後方做出貢獻。”

開始於1965年,終止於1988年,歷時24年。小三線企業在皖南當地雖然是獨立、封閉的“小社會”,但長期近距離接觸和日常生活交往,上海工人帶來的都市文明,讓久居深山的當地農民在生活習慣上、在思想觀念上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徐有威等小三線研究專家認為,去掉“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單是先進地區、發達地區向貧窮落後地區提供技術上、物質上的支援和人才上的支援這一項,小三線就是一種現代化的播種工作。

05

打開皖南通往山外的一扇窗

從皖南貴池市主城區沿著齊石公路往東南方向的梅街鎮行駛,山勢嵯峨,山道綿綿,車緩緩地行,山緩緩地出。小三線八五鋼廠的鍊鋼、軋鋼、化學分析、精加工、設備機修等車間分建在梅街的每一個小山頭、山谷裡,一條條山間公路連接每一個車間。住宅區、電影院、圖書館、廠區醫院以及中小學幼兒園等一排排灰色的建築,分散在廠區周圍。數千名上海“小三線”建設者的青春與熱血曾在這片土地上閃光。

“三線廠建在我們這裡,對我們這裡好處非常多。”梅街鎮梅街村宋村組村民陳克智至今懷念三線廠在梅街的那些日子。鋼廠來之前,梅街都是泥濘小路,一到下雨天,一腳踩下去全是泥巴。白洋河上沒有橋,一到下大雨,村民只能摸著水過河。八五鋼廠籌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泥濘小路改建成五米寬的沙石路,白洋河上架起“八五”大橋。

陳克智說:“路寬了橋通了,鋼廠載重15噸的大卡車每天在公路上跑,之前很少往山外去的鄉親們,開始經常乘他們的車走出大山。只要我們一招手,卡車司機都會捎我們一程。我家附近還建了個車站,到今天都還在。那時車站有個顯示牌子上面寫著:梅街——上海。汽車往返於梅街和上海,一天一班。梅街這麼個窮鄉僻壤一下子跟大都市上海連在一起了。我年輕的時候,還乘坐他們的班車,去上海玩過好幾趟。”

上世紀70年代以前,梅街鎮的百姓照明靠點煤油燈。鋼廠來了,鎮上才有電。晚上九點多,廠裡發信號,電燈閃三下,提醒你該睡覺了,一到九點三刻,廠裡就停電,老百姓的用電也一同停。到了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再發電,廠裡來電,鎮上的群眾家裡的電也通了。

鋼廠還把水管連通到附近村莊的每家每戶,老百姓再也不用跑很遠的地方挑水,開始用上了非常乾淨的自來水。

“路通水通電通還能看電視,這在當時可是大事!周圍幾個鄉鎮的人特別羨慕我們,都願意把自己家的女兒嫁到我們這地方來。”陳克智說。

06

小三線的現代化播種

“我在18歲的時候被招工進了小三線的東風機械廠。”旌德縣黃山膠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餘春明告訴記者,是三線廠使他從“泥腿子”快速蛻變成一個現代產業工人

,掌握了基本的機械操作技術和管理經驗。

小三線企業投產後,部分企業考慮到落戶的自然村因土地被徵用,出臺招工政策,一般按每戶招錄一名符合條件的青壯勞力到企業上班。這些人多數從事炊事員、後勤等工作,少數文化程度高的安排到生產車間工作,雖然不是正式職工,但基本上同工同酬。

“我的師傅們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自己操作的機器。對待產品質量精益求精,每道生產工序都一絲不苟,遇到難題勇於技術攻關。尤其是他們國家至上、舍家忘我的思想品格,永久地植入我的精神世界,影響了我一生。”餘春明說,直到現在,他還深深懷念那段學徒的日子,“每當我當年的師傅來到皖南,我即使人在國外,也會趕緊飛回來接待他們。”

在池州市委黨史辦主任吳少華看來,小三線不僅僅是為皖南培養了一大批像餘春明這樣的人才,對皖南地區教育、文化、衛生方面的促進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三線廠就地辦的中小學無論師資、設施都為當地起到示範作用;當年縣城還未上映的電影,三線廠附近的群眾能夠先睹為快;過去山區嚴重缺醫少藥,小三線的4家醫院辦起來以後,不僅大大方便了就近的山區群眾就醫。這4家小三線醫院醫療設備先進、醫術高明和優質的服務,輻射影響到整個皖南地區。

上海小三線涉及冶金、輕工、機電、化工、通訊、運輸、汽車製造、電力、建材、儀表和文教衛生等十多個行業,並都已具備一定的生產能力和規模。這些企業和醫、教單位1988年全部移交當地後,奠定了皖南地區的現代工業的基礎,對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徐有威說,小三線孕育了我國最早的“城鎮化”建設的雛形。

皖南深山的上海“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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