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如今已是寻常事，那么在古代社会呢？有没有政府借债的行为？
社科院研究员姚枝仲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代的政府债务，主要是为战争筹集资金。……为战争筹集经费的办法，除了借款之外，还有增税、募捐、铸币或者发钞、专卖、官商营业甚至卖官鬻爵等。中国古代基本不用借款为战争筹资，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个遍。中国主动发行的最早一笔政府债务发生在1898年——按照《马关条约》，清政府需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分八次交完。当时已至第四期赔款应付之期，廷议发公债，计划募集1亿两白银。债券名称叫做‘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债券，偿还期限为20年，年利率5%。在此之前，中华大地虽屡有战事，但均没有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筹集粮草军资。”
但是，姚先生的这段话，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清政府的首次借债，并不是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因为在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由于“海防吃紧，需饷浩繁”，晚清政府已经进行过一次“息借商款”，筹借到1100万两白银。
第二，在此之前，古代政府也并不是“均没有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筹集粮草军资”，姚先生应该听说过“债台高筑”的成语，这个成语便来自东周时期国王的一次战争融资：周赧王“欲发兵攻秦，命西周公签丁为伍，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给车马之费。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借贷以为军资，与之立券，约以班师之日，将所得卤获，出息偿还”。但这场战争打败了，“赧王出兵一番，徒费无益。富民俱执券索偿，日攒聚宫门，哗声直达内寝。赧王惭愧，无以应之，乃避于高台之上。后人因名其台曰‘避债台’”。
为什么有些学者要极力否认中国古代存在过政府借债的史实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学者要强调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落后性，不可能有借债这样高大尚、现代化的金融行为。用姚枝仲先生的话来说，政府借债“与彼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有关，皇帝可以取用国内任何财产，无须借贷。而且，以君主之尊向民众举债，使君主与民众处于平等地位，于那时的君权理论也不合。”
还有一名杂文作者梁发芾先生，也曾写文章提出：“中国和西欧的财政史有很多不同，最明显之处是，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国家经常举借债务以应付不时之需，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无论遇到多大财政压力也不会考虑举债。……原因或许在于，‘债’就是‘责’，债务就是责任。中国传统皇权理论认为，皇帝至高无上，不向任何人负责，所以，皇帝绝对不能向臣民借钱，成为向臣民负有还钱义务的债务人。再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就是皇家的，皇家缺少什么，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说借？所以，拥有整个天下的皇家要向百姓借钱，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是以成见想象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学者、文人要强调政府债务是西方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演化出了近代证券市场，这么高档的金融，只能产自西方，不可能产自中国。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陈志武先生就认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证券市场，起源于13至14世纪的威尼斯和弗洛伦萨，是由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公债而发展出来的”，因为古代西欧国家不能随便征税，“一旦出现大额战争开支，政府就只能靠公债，等战争胜利并得到敌方资产后，再把战利品分给贷方，还清债务。古代公债市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而东方国家呢？“以中国为例，早在周朝时期，政府就对征税毫不犹豫，古代的争议更多是围绕到底以人头收税还是以田亩计税上，而且还总是有财政盈余，往国库里存钱”，这就不需要通过政府借债来解决战争经费，因而也就发展不出公债市场。
但在晚清“息借商款”之前，周赧王“债台高筑”之后，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政府举债的记录吗？当然不是这样。中国宋代就是政府借债最为频繁的时期。
宋仁宗庆历年间，宋王朝与西夏交战，需要大量物资，但财政没办法一下子掏出那么多钱，三司（财政部）合计了一下，说资金缺口有数十万贯。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议：借债吧。于是朝廷“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宋政府将京师的大富豪请来，向他们借点钱，一日之内便筹到数十万贯。
南宋后期，四川路军事统帅郑损为了筹借到钱粮，请当地富户王珙吃饭喝酒：“郑制置与富人王珙借钱粮，就请赴面饭”。若按陈志武先生、姚枝仲、梁发芾诸位的观点，宋政府向民众加税，或者直接征用民资就可以了，又何必又何必放低身段请土豪吃饭？显然，中国古代政府对于征税，也不是“毫不犹豫”的，更不可能随意“取用国内任何财产”。
短暂当过三司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国务委员）的宋祁还向宋仁宗提出一个庞大的政府借债计划：“臣愚以为，请自京师及天下应有物力人户，计直及钱一万以上者，官司明谕诏旨，许令百姓各指实自言有多少见钱及他物，实若干数目，先作簿抄上，然后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军钱，许于所在送纳，仍各逐家给付州县帖，开坐敕命，候将来边鄙罢兵日，并支还象牙、香药、茶盐，许百姓任便于京师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钱，于逐州县置彼处所出百货轻赍，入京付榷货务，减市贾收钱，仍别立库承贮，以备军须警急。如此，钱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诏，普减天下租税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国家损豪强、优力农、称物平施之义。”
按照宋祁的这一设想：全国居民申报财产，政府造册登记，然后向各户借钱（借款额度为户产的20%），发给一份注明了借款额的“帖”（实质上就是债券），等到战争结束、边境罢兵，政府即连本带息支还象牙、香药、茶盐。另外，这笔战争融资完成后，政府还要宣布减税30~50%。
你看，宋人还设想通过政府借债的方式来降低税率，如果政府能够随心所欲地征税，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你可能会说，宋祁的政府借债计划，是强制性的征发啊，哪有这样借债的？有。我们知道，1170年代，威尼斯城邦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发行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债，这个威尼斯公债其实就是强制性贷款——政府先估算居民的财富水平，然后根据其财产摊派债券。简直就是按宋祁的设计施行的。
现在，你可能又会说，威尼斯公债的历史贡献是发展出债券市场。你前面说的只能说明宋朝政府有借债行为，它像威尼斯政府那样发行公债券了吗？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户部官员提议说：“诸路屯驻大军，例当贴降钱应副，欲下榷货务场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招诱客人等请。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作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依自来优润分数。”宋高宗“从之”。
这一次宋政府发行的公据、关子，有面值（从10贯到100贯，分5种面值），有利息（优润分数），有兑付期限（关子3年，公据2年），期限内可流通，商民自愿入纳现钱与白银申领，这不是公债券又是什么？
断言传统中国 发展不出公债市场的人，恐怕是因为对宋代中国的金融证券缺乏足够了解。熟悉宋代经济史的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则说，宋朝已经“发展出一个规模颇大的公共金融市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向商人个人、家族或群体举债并不罕见，但是政府走向公债市场，并懂得如何维系其债务信用，却是中国，也是世界财政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可惜，许多人对此历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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