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国为东方大国，境内为一大平原，人民眼光阔大，不褊浅，不妒嫉。其所产生汉族之风俗习惯，结婚自由，信教自由，殖产兴业自由，对于一切异民富于同情心，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切平等，无差别待遇……
所谓“黄祸论”，是指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是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针对中国和日本等国家。
关于这种理论的系统起源，一般被认为，最早出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这本书里，巴枯宁对“黄祸论”作了非常直白的阐述。这种理论被炮制出后，西方的政客们除了在政治上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外，还列举出了所谓的三次“黄祸”的历史事件：
第一次“黄祸”发生在4世纪至5世纪：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附汉称臣，东汉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迁。西迁至欧洲的匈奴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迁，南迁的日耳曼人最终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代，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者相继被唐朝灭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迁至西亚的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引发了十字军东征，最终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
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
与“黄祸论”结伴而生的是“黄祸图”，其为德国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于1895年所创作的版画，但正式的名称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所题的“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此画居中手持剑的人物是天使长圣米迦勒，他与画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欧洲的基督教徒，而在右后方的佛像与龙是代表东方，指的是含中日韩朝等亚洲黄种人。
该图所要说的是希望欧洲人能在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带领下，击败来自东方的佛与龙，保卫欧洲人的信仰与家园。原作被当作送给尼古拉二世的礼物。由此，尼古拉二世同德国皇帝一唱一和，别有用心地宣扬“黄祸论”。
然而，面对“黄祸图”、“黄祸论”中国人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当时的中国人非麻木不仁，毫无觉察和反应。从1898年《昌言报》刊文开始辩论，到陆续有《清议报》、《新民丛报》、《外交报》、《中外日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加入，先后刊发有关“黄祸”的文章约有50篇。
这50篇文章，中国人自己写的约占三分之一，15篇；译载英美报纸文章约17篇，占三分之一；译载日本报纸文章约15篇，也占三分之一。就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而言，大多还停留在“正面回答中国不是‘黄祸’”的层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反击”，而要说“反击”则是来自译载英国报纸的文章《白祸论》，作者列举从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亚洲各地的种种殖民侵略行动，论证“若言白祸，则诚有之”，而所谓“黄祸”，“实谰言（无根据的话）也”。这就是说，无论是“黄祸论”还是“白祸论”都是出自西方之口，而在西方同样有着讲求事实、勇于直言的专家学者。
随后，这件事虽然在媒体沉寂了下去，没有了热度，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学者对此的彻底忘记。
王桐龄（1878—1953），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清末考取秀才，后留学日本，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1928年，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脱稿，在这本书里，他近于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看法，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是入木三分，道出了的问题实质。
“中国为东方大国，境内为一大平原，人民眼光阔大，不褊浅，不妒嫉。其所产生汉族之风俗习惯，结婚自由，信教自由，殖产兴业自由，对于一切异民富于同情心，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切平等，无差别待遇；故西北民族自动的或被动的移入中国，经过一世至数世，百年或数十年后，辄被同化于汉族，汉族与西北民族接触，无论文化的或无力的，无论战胜或战败，总能吸收异族骨血，化为汉族系统：盖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修身其家以治其国，而最终之目的在于平天下，无国界，无种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切民族皆平等，儒教之感人者深矣。
“欧洲境内多小平原，分离破碎，化为若干小国，中间多以天然之山脉、河流间隔之；故其人民眼光狭，度量小，富于竞争心及排外心，而缺乏同情心。对于异民族或者异教徒，排斥掊击不遗余力，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切不与以平等待遇，剥夺其种种自由权。
“故匈加利（匈牙利）移入欧洲后，经过一千五六百年，卒不肯与欧洲人混合；与奥（奥地利）国合并以后，经过几五百年，而卒与奥人分离。土耳其建国欧洲已历五百余年，欧洲人始终欲驱之于欧洲之外，土人亦决不肯同化于欧人之中；经过欧洲大战，双方益分道而驰，卒无融合之希望。芬（芬兰）人移入欧洲已历千有余年，与俄合并后，经过逾二百年，而卒与俄人分离……非黄色人种故远离欧人，实欧人之排外心理及手段迫之使然也！”
今天看来，王老这段论述虽称不上“完全正确”，但它却向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人们常说的“地理性格”，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并不见得在所有问题上都“灵验”，但确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回首所谓的“黄祸论”，中国人当时不与之斤斤计较，原因可能在于“境内为一大平原”上。
如今，“黄祸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已经是“一页风云散，变化了时空”，而我们还是要说，在过去圈块地搞搞所谓的民族理论也许还能有一定的市场，但在一切都讲共享与融合的当今社会，这么搞恐怕很快就会被孤立起来，行不通了。（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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