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農曆正月十六過罷傳統的“小年”以後，黃原地區各縣的縣城，頓時湧滿了公社和農村來的基層幹部。這些人胸前的鈕釦上都掛著一張紅油光紙條，上面印有“代表證”三字。各縣每年這個時候召開縣、社、隊、小隊四級幹部會議、似乎象過節一樣，也成了個傳統。會議期間，這些小小的縣城陡然間會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顯得異常地擁擠和熱鬧。縣城的小學、中學和各機關一切閒置的房屋和窯洞，都睡滿了這些各地農村來的傑出人物。通常這期間，縣上都要唱大戲；這種會議似乎越熱鬧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幹”會主要是總結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產，全體大會上，由縣委書記做總結報告，縣上其他領導圍繞報告中心分別講一通話，然後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討論。
今年的“四幹”會非同以往；因為這是農村實行個人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一個“四幹”會。不知哪個縣開的頭，今年“四幹”會除過傳統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個新內容：在會議結束時舉行聲勢浩大的“誇富”活動。
於是，各縣聞風而紛紛效仿。
這真是時代變，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幹”會，通常都要批判幾個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階級敵人”、今年卻大張旗鼓地表彰發家致富的人。誰能不為之而感慨萬千呢？既然各縣都準備這樣搞，原西縣當然也不能無動於衷。儘管縣委書記張有智向來反感這類大哄大嗡，但看來不這樣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職，不感興趣的事可以迴避；但現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誇富”實際上是讚揚新政策哩！
張有智把這件事交給“二把手”馬國雄去操辦。這差事正對國雄的口味，他最熱心這些紅火工作。我們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負責“導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動。
馬國雄根據常委會的決定，早在元旦前後就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各公社推選“冒尖戶”。“冒尖戶”的標準是年收入糧一萬斤或錢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額，有多少推選多少，但不能連一名也沒有。“冒尖戶”除在春節後”四幹”會上披紅掛花“遊街”以外，每戶還要給獎勵“飛人牌”縫紉機一架。
這件事首先難倒了石圪節公社書記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縣上要求的標準，他們公社連一個“冒尖戶”也找不出來。石圪節是全縣最窮的公社，雖然實行了責任制，農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剛剛一年，憑什麼能打下萬斤糧食或賺下五千元錢呢？這不是逼著讓他徐治功去上吊嗎？哼，別說農民，他徐治功也沒那麼多家當！
可是，找不出“冒尖戶”，徐治功沒辦法給縣上交待，再說，沒個“冒尖戶”，他又有什麼臉向去參加“四幹”會？
找不出來也得找！找不出來就說明他徐治功沒把工作做好！
他們副手劉根民叫來，發愁地和他商量到哪裡去找個“冒尖戶”。
兩個人扳著手指頭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往過數，結果還是找不出來一個。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說：“我好象聽說雙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錢，興許這個子能夠上標準哩！”劉根民淡淡一笑，對興奮的徐主任說：“據有人傳說，他的錢不是從正路上得來的去他媽的！不管是偷的還是搶的，只要湊夠五千塊就行了！”
“這樣恐怕不行。”劉根民搖搖頭，再說，如果這小子真是用不正當手段弄來的錢，他也不會給你說他有那麼多。”
“那咱們怎麼辦？”徐治功束手無策地問劉根民。劉根民能有什麼辦法呢？
徐治功背抄著手在地上走了兩圈，又來了“靈感”，說：“你的同學孫少安怎麼樣？這小子開了燒磚窯，說不定賺下不少錢呢！”
“據我所知，少安也沒賺下那麼多錢。”劉根民說。“不管怎樣，咱們一塊到雙水村去看看！”
劉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樣急，找不出個“冒尖戶”，縣上不會饒了石圪節公社。
劉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到雙水村找孫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學湊合成個“冒尖戶”。
公社的兩位領導在燒磚窯的土場上找到了滿臉菸灰的孫少安。
少安聽他們說明來意後，驚訝地說：“哎呀，你們也不想想，我就這麼個攤場，怎麼可能賺下那麼多錢呢？”“你甭輕看這事！”徐治功誘導說：“當了‘冒尖戶’，不光到縣上披紅掛花揚一回名，還給獎一臺縫紉機呢！”“我沒資格去光榮嘛！”少安無可奈何地說，“把我的骨頭賣了，也湊不夠那麼多錢。”
“嗨，這就看怎樣算帳哩！”徐治功嘴一撇，給劉根民擠了一下眼睛，“咱們回家去說吧！”
少安引著他們回到家裡。徐治功一進院子，就指著少安的三孔新窯洞說：“這不是個‘冒尖戶’是個啥？”秀蓮一看兩個公社領導上了門趕忙洗手做飯。
徐治功立刻發明了一種“新式”算帳法。他把孫少安的現金、糧食、窯洞和家裡的東西統統折了價，打在一起估算。後來又加上了現存的磚、磚坯和燒磚窯。儘管這樣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結果還是湊不夠五千元。這時候，在鍋臺上擀麵的秀蓮插嘴說：“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夠了。”她聽說能獎一臺縫紉機，就一心想當這個“冒尖戶”，她早就夢想有一臺縫紉機。
“對！”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興地說“可是我和爸已經分家了。”少安說。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麼兩樣！”秀蓮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為什麼把一臺不要線的縫紉機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孫玉厚的財產也算到少安名下，總算湊夠了“標準”——他終於搜腸刮肚為石圪節創造了個“冒尖戶”。
會議期間“肯尖戶”們象平民中新封的貴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尋常的抬舉，其他社隊幹部都是自帶鋪蓋，七八個人擠在一個學生宿舍裡；而“冒尖戶”和各公社領導一起被安排在縣招待所，兩個人住一間帶沙發的房子；吃飯也在縣招待所的小餐廳，有社會還普遍貧窮的狀況下，這些發達起來的農民受到了人們的尊敬。他們佩戴著寫有“冒尖戶”的紅紙條走到街上。連幹部們都羨慕地議論他們——是呀，這些每月掙幾十元錢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塊存款的也不多。人們的觀念在迅速地發生變化；過去尊敬的是各種“運動”產生的積極分子，現在卻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這些腰裡彆著人民幣的人物身上了。
孫少安站在這個光榮的行列裡，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亂竄。他知道，在全縣這幾十個“冒尖戶”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屬於後一種“冒尖戶”。他真後悔為了一臺縫紉機而來受這種精神折磨。除過開會，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虛，似乎感到城裡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假”的。
他同屋住著柳岔公社的一個“冒尖戶”，名叫胡永合，是靠長途販運發財的。這傢伙是個真“冒尖”。據他誇耀，他可以一次包縣運輸公司的兩輛汽車，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縣鎮拉麵粉，回到山區每袋淨賺四五元錢。胡永合氣派很大，對少安說，他今年還準備辦個罐頭加工廠呢！
幾天以來，孫少安被各種情況刺激得坐臥不安，同時也在內心升騰一種新的雄心壯志。他感到，由於過去太窮，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點心滿意足了。現在看來，他應該放開手腳發展自己的事業。他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冒尖戶”。他暗暗下決心，明年他要理直氣壯地來參加這樣的會議！
在別的“冒尖戶”們外出逛悠的時候，孫少安就一個人躲在房間裡，開始謀算他下一步的宏圖遠景。他想回去以後，先立刻籌劃買一臺中型３００型制磚機，多開幾個燒磚窯，辦它個真正的磚廠！
當然，要邁出第一步困難就很多。首先是資金問題。一臺中型制磚機就得五千元，他個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更不要說擴大生產還得有其它花費。至於人手，現在倒可以僱幾個人；雖然僱工還沒有明確的政策，但許多地方已經有這樣的現象，公家一般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據他二爸說，報紙上現在對這問題正討論著哩。
他首先發愁的是錢。沒有辦法，看來只能走貸款這條路。
這一天晚飯後，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劉主任，向他們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劉根民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說回去以後立即給他貸款，他要多少就給貸多少。兩位主任這次會上也受到了強烈刺激。別的公社都有兩名以上的“冒尖戶”來參加會議，就他們公社是一戶，並且還是個假的！他們來參加這個會實在是臉上無光，因此決心回去也要大幹一番，下決心搞出幾個真正的“冒尖戶”來！
“四幹”會的最後一天，原西縣舉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戶”大會（當時俗稱“誇富”會）。
這一天，原西縣城一片熱鬧。除過參加會議的一千多名幹部外，城裡的機關幹部和市民也都紛紛湧進了縣體育場。縣廣播站在向全縣轉播大會實況。體育場擠得人山人海。主席臺下，“冒尖戶”們全部披紅掛花，騎在高頭在馬上，一個個都被裝扮得象狀元兼駙馬。人們都新奇地想擠前去看看這些光榮的老百姓。
簡短的會議儀式舉行完以後“誇富”大遊行開始了。總指揮馬國雄手裡拿著個電喇叭，滿頭大汗地跑個不停，指揮著遊行隊伍按順序出了體育場，浩浩蕩蕩走向大街。
遊行隊伍的最前邊是十幾班吹鼓手。這些被召來的是全縣最著名的樂人，嗩吶上挽著紅綢花，一個個都大顯神通、腮幫子鼓得象拳頭一般大。嗩吶聲和鑼鼓聲震天價喧吼。四面八方鞭炮聲聚起，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硝煙味。
樂隊後面，是騎馬的“冒尖戶”們。他們的馬都由縣委和各部門的領導人牽著，使得這些受寵的泥腿把子們，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個個羞怯地低著頭，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戶”後面，是一長溜工具車。每輛車駕駛樓的頂棚上面，都擱著一架“飛人牌”縫紉機——這是給“冒尖戶”們的獎品；縫紉機上貼著大紅“喜”字。馬國雄幾乎把這個活動弄成了集體婚禮。工具車使勁按著喇叭，警告兩邊潮水般擁擠的人群讓路；它們跟在馬匹後面，象烏龜般慢慢地爬蜒著。工具車後面，緊跟著“四幹”會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們現在已經擠在街道兩旁，歡天喜地觀看這場無比新鮮的熱鬧景緻……
披紅掛花的孫少安騎在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囂和炮仗的爆炸聲中，兩隻眼睛不由地潮溼了。此刻，他已經忘記了他是個冒充的“冒尖戶”，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種幸福之中；自從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為人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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