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徐冰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徐冰最新回顧展“思想與方法”，週一至週五每天12點，都會放映徐冰最新電影作品：《蜻蜓之眼》。這是一個劇情片，講述名為“蜻蜓”的女人和愛她的男人彼此之間“尋找-迷失-尋找”的過程。
徐冰《蜻蜓之眼》截圖，故事從一個寺廟開始
原本在寺廟帶髮修行的女孩“蜻蜓”，進入社會後因普通容貌屢屢受挫，最終通過整容成為一位網紅主播“瀟瀟”，卻遭遇網絡暴力導致死亡;瘋狂愛著“蜻蜓”的技術男友“柯凡”為其入獄，出獄後遭遇蜻蜓的死亡，無意間看到蜻蜓整容前後的照片，決定為自己“換臉”，變成蜻蜓的樣子。當他“與蜻蜓的臉合二為一”，並經歷了她所經歷過的一切之後，他似乎懂得了蜻蜓的選擇。影片結尾，他以“蜻蜓”的樣子重新回到了寺院。
《蜻蜓之眼》預告片截圖：
柯凡即將接受整容變成蜻蜓的樣子
作品的特別之處並非這個看似俗套甚至有些狗血的劇情，而是其中每幀都來自於網上公開的真實監控畫面。扮演兩位主角的是隨時出現在監控之下的“路人甲”、“路人乙”。這是徐冰對新媒體時代下無處不在的“監控”現象的直接回應。
2015年，位於威尼斯雙年展上的《鳳凰》
如何面對他所處的現實社會，並從其中一個局部的、地方性的問題介入，最終推進到超越地方性與時代的深度，是考察徐冰創作方法論的關鍵指引。
《天書》1987—1991
綜合媒材裝置、手工刻板、印刷及傳統書籍裝訂
《蜻蜓之眼》這部新作不僅突破了徐冰以往的創作媒介，亦是其創作方法的一次“集大成”體現。在人生不同轉折時期，他總是緊緊地抓住時代命脈，從小到大，從外圍到中心展開工作。十年前的《鳳凰》回應那個熱火朝天建設的時代;佔據其藝術生涯過半歷程的“造字運動”，回應了現代化、互聯網化之後人類文化之本——文字及語言所遭遇的困境。這幾件作品看似彼此獨立，實則緊密相關，鋪成開來，展現了一條只屬於徐冰的藝術創作方法論。
《蜻蜓之眼》預告片截圖
《蜻蜓之眼》：監控世界裡的虛構與真實
徐冰《蜻蜓之眼》的想法源於2013年偶然間在電視上看到的一些監控畫面。但“想拍些什麼”恐怕早在20年前紐約東村7街52號地下室時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當時7街的地下室很有名，不僅居住著包括他在內的一幫中國藝術家，文化名人，更是紐約和美國各地的嬉皮士、朋克等憤青最愛光顧的地方。地下室的入口處有一個紅燈，成為流浪漢與妓女們“辦事”的場所。徐冰有時出門就會碰上這樣的場景，當時他就想過，要在門上安一個攝像機，也許哪天能做個什麼作品。
雖然並沒有真正採取實際行動，但想法已經在他的腦海裡。二十年後，電視裡的監控畫面把這個想象重新調了出來。他忽然很有感覺：“如果有人用這個畫面做一個劇情電影出來，一定很了不起。”
“以往的電影，無論表達的是多麼真實的現實，裡面的人物都是演出來的，沒有一幀是真實的。如果用真實的監控錄像來做一部電影，作品的張力會變得非常強。”徐冰想象著。
《蜻蜓之眼》截圖，
每到電影中主角命運轉折之時，
都會出現一些災難性的場景，
這些都是出自真實的”監控“畫面
像30年前突然冒出要做一部誰都看不懂的書一樣。有了這個想法，說幹就幹。他開始蒐集一些監控資料，但過程非常困難，只能被迫停止。2015年年初，他和團隊忽然發現網上已經有大量監控的平臺出現，一搜索，發現內容比他們想象的要豐富很多，且記錄的大多是超過他們認知範疇的畫面。他決定重啟這個項目：“當時徵詢了很多電影界人的意見，幾乎都說不可能，因為它打破了劇情電影的很多鐵律，比如要有攝影師、演員，否則電影無法推動。”徐冰談到。
於是，徐冰有了寫一個關於“整容”劇本的想法，這樣裡面的人物面容可以改變，有可能幫助推進故事發展。電影的製作就這樣開始了。
這部電影的工作方法和所有劇情電影都不一樣：“它是先有畫面，然後開始劇本設計，有了簡單的劇本之後，再去搜索素材，從上萬個監控錄像中選取畫面。”在徐冰的工作室裡，專門有一個房間，放置20臺電腦，來完成搜索、篩選、剪輯畫面的工作。
《蜻蜓之眼》預告片截圖：
柯凡在為替蜻蜓報仇
有時候，有些畫面實在搜索不到，他們不得不改動劇本。比如裡面有一段與監獄有關的劇情，原本他們以為監獄裡有很多監控，結果卻找不到一幀監獄的監控畫面。最後只能用文字“三年後”來表現。
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戴錦華在看完這部電影后評論到：“在這部電影中，徐冰首先給觀眾一個心理預期，文字介紹是電影由真實的監控畫面組成，以為它會是一個揭露現實的紀錄片，但結果卻是一個虛構的愛情故事;監控又是完全不被感知的影像，其特徵應該是碎片化、瞬間的、震驚的，我們看似處在一個海量影像和真相的時代，但數碼化的影像都是可以合成與改寫的。徐冰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特點，用碎片化的、真實的東西重新組合成一個有人文主題的故事。這是一件南轅北轍的事情，對觀眾而言，產生了一種撕扯的感覺。”
在電影背後，徐冰試圖拓展的是更加意味深長有關“監控”的思考。“監控”最早是“冷戰”下的概念，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但今天絕大部分的監控技術已經轉化到了大公司和普通人手裡，這正是徐冰《蜻蜓之眼》這部電影中所有畫面素材的來源。
《蜻蜓之眼》預告片截圖：
整容的“網紅臉”時代使”監控“失效
“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監控以外，還有很多方面的錄像是否應該算監控?比如網紅直播，它和真人秀不一樣，想真實地表演自己的生活，但其實又是假的，可與她的生活又是相關的。”徐冰進一步指出。
如今，“老大哥的事”已經成為遊戲和真人秀的內容，很難想象，曾經投入大量花費的“監控”活動，在“人人爭當網紅”，開啟24小時直播生活的時代變得如此輕而易舉。“面對鏡頭，每個人每天都在和自己的手機唱’雙簧’，向全世界發佈我的動向。”
“這是一個比《楚門秀》的想象更大的世界!全球成為一個大的攝影棚，我們隨時都在闖入畫面，演著自己的生活。”
在這個層面上，影片所探討的問題成了一個全球的議題。戴錦華談到：“如今，掌控人們生活習慣的不再是政府、文化抑或宗教，而是由無數的’監控’所產生的大數據，背後掌控的可能是資本，資本可能在無定向的流動，未來的狀態是什麼樣的。這也許是《蜻蜓之眼》為我們提出的思考。
徐冰與團隊找到的監控畫面的提供者之一
電影製作完成，為了解決之後的肖像權問題，徐冰找到了90%影片中的人並得到他們的授權同意。之所以能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些人，利用的也是數字技術的衛星定位。他們找到的第一個人——小王，是學電腦的，大學畢業後回農村老家開了一個電腦店，但興趣都在安裝攝像頭上，通過這個攝像頭他的生活和世界發生了關係。徐冰和團隊找到他時，他說：“也許我哪天的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都可能改變我的命運。如果我沒有安這個東西，你們是不會從北京過來找我的。”
《蜻蜓之眼》相關材料：
徐冰諮詢過的所有律師，都沒有辦法清楚地告訴他這個肖像權的邊界在哪兒。“事實上，我們每天的一言一行都被採集了，大數據化了。這些大數據公司、體系從來不會徵得我們的同意，我們的行為構成了他們數據的價值，增加了他們的財產，卻從來不會有人付給你一分錢。某種意義上，不是我使用了這些肖像，而是機器將人的肖像權利使用了。”在完成這部電影之後，徐冰說，他的團隊都儘量少出門。正是深感於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徐冰《蜻蜓之眼》截圖，
其中一個男主角柯凡的“扮演者”
基於電影“真”、“假”的互換，使最初被所有電影導演推翻的不可能實現的電影成立。電影的開頭與結尾都在寺院，結尾處那句：“假作真時真亦假”，既是對整個影片的呼應，也指向一個更終極問題：在這個世界，真與假的邊界在哪兒?這一句“了悟”的話，本身又是不可說的。徐冰看似很認真地扮演一位導演的角色講述了一個故事，但卻聲東擊西地“表達了一種不可表達之物”。正如他最早做《天書》：用了四年的時間，做了一件什麼都沒說的事情。在徐冰四十多年創作歷程中，這一內在脈絡一以貫之——把一個不可說的事情用藝術的方式說清楚。
這部電影的創作，從一個個碎片式的，帶有具體指向的監控畫面，到一部敘事完整的電影，彼此之間的矛盾，背後指向的關於整個時代，和人的更深層的思考。體現出了徐冰獨特的創作方法。用他的話說是：“藝術家要把侷限性的東西轉化並且用好，使他變成只有你才有的東西。”
“用以前的人沒說過的話回應現實問題”是徐冰一直以來對自己創作的要求，在大型裝置作品《鳳凰》、“文字”類作品中亦是如此。
”徐冰《鳳凰》紀錄片：
面對“奧運年”熱火朝天的建設，
徐冰以《鳳凰》這件作品對這一現實進行了回應
《鳳凰》：現實世界裡的崇高與卑微
與《蜻蜓之眼》一樣，十年前開始的《鳳凰》也是從一個局部開始鋪展開來的。二者在材料與作品之間的矛盾張力有異曲同工之妙。
徐冰《鳳凰》紀錄片，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
2008年，是徐冰在美國生活了18年之後再次回到國內定居的一年。曾經熟悉的城市變得陌生，“奧運年”熱火朝天的建設是剛回國的徐冰對這個城市、國家最直接的感受。
徐冰《鳳凰》紀錄片，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
作品的起始是受北京世界金融中心的委託而作，在當時北京的CBD，這些現代化、舒適，金碧輝煌的龐然大物正不斷興起。在此之外，雜亂的施工現場使徐冰更加震撼，每天在其中工作的勞動者們引起了徐冰的興趣。年輕時作為知青的徐冰對這種景象並不陌生，對勞動人民有發自內心的敬畏之情。他覺得可以基於這個現實進行一件藝術創作。
徐冰對鳳凰的研究
用什麼意象來回應這一火熱的“建設運動”，表達他對於勞動者的尊重?他想到了鳳凰，這是中國神話中的靈獸與百鳥之王。自古以來，作為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符號象徵，鳳凰的涅槃重生，承載了人們對於美好未來的嚮往。在對各個朝代的鳳凰形象進行深入研究後，徐冰選擇了兩隻漢朝時代的《鳳凰》，這一時代的鳳凰最能展現被稱為“神鳥”的挺胸展翅，氣宇軒揚的神態。
徐冰《鳳凰》草圖
在創作手法上，徐冰曾表示：“我希望這件作品的手段和中國最民間的方式相像，有很強的人民性。”於是，他採用了中國民間藝術選擇的最樸實的材料來表達崇高的美好理想。其中又容納了西方取現成物的方式，構成了國際性的藝術語系。更重要的是，手套、頭盔、鐵鏈、工作服、攪拌桶、鐵鉗······等勞動工具的材料選擇，本身和當下中國所蘊含的種種矛盾、反諷，與社會現象的互相對稱，使每一位在現場正視《鳳凰》的觀眾，都能從它身上看到深厚的能量。
《鳳凰》工作現場
與《蜻蜓之眼》創作過程類似，《鳳凰》也是在邊製作邊調整思路。為了收集材料，徐冰與委託方：羅芙奧集團工作團隊幾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建築工地，與尋找《蜻蜓之眼》的素材一樣。不同的是，這一次徐冰請所有施工現場的工人們親自參與作品的製作，一邊實驗，一邊構思，一邊調整，最後制定出了最嚴謹的設計方案。這樣反覆的創作過程，亦如鳳凰的重生。
《鳳凰》 製作過程圖 2007-2010
作品的製作方法體現出徐冰在創作時的另一特質：追求極致的完美。每一個材料元素之間如何銜接，呈現出怎樣的邏輯關係，都是他要考量的重點，這需要眾多技術的支持。既能使整個作品彼此之間不會相互牴觸，各部分的銜接又能經由碰撞產生出新的含義，在美感上協調一致。這正是徐冰的獨特之處：把本身不足為奇的物件，放在恰當的位置，使其成為一個極具語言能力，不同凡響的事物。
《鳳凰》創作過程圖， 2007-2010
比如《鳳凰》脖子部分取自挖土機的長臂;頸部使用玻璃;羽毛則用鐵鍬拼接而成，鳳爪是由挖土機構成，尾部由建築鋼條與輪胎框組裝······
整件作品歷時三年時間，精準地呈現了變化中的中國所湧動的能量。徐冰創作慣用的思想與方法亦在這件作品中展現：用最普通的材料，呈現的是與之相對的“鳳凰”這個龐然之物的巨大體量。
夜晚的《鳳凰》通體發亮
在作品製作的後期，徐冰有了新的構思，他為“鳳凰”的表面鑲嵌上數以萬計的LED燈。白天，這是一件帶有勞動工具特有的粗糙痕跡，寫實又充滿野性美的鳳凰;到了夜晚，它通體通亮，富有一種浪漫的面向，彷彿仙境神鳥，又如一切財富一樣，富麗堂皇的外表下包裹的是殘酷的現實。這一隻鳳凰的形象也完成了藝術家對於它最初的設想：“我希望它是浪漫、美麗，同時又是兇猛、神秘的。既怪異又現實，它用一種非常低廉的材料來打扮自己，讓自己變得很有尊嚴，但又帶著傷痕累累的感覺，這就是《鳳凰》的感人之處。”
在夜晚，《鳳凰》富有一種浪漫的面向
《鳳凰》於2010年完成，先後在今日美術館、上海世界博覽會展出，之後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當代藝術中心亮相，隨後在紐約聖約翰大教堂展出，2015年在威尼斯雙年展呈現。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展出，都生髮出不同的現實意義。
2010年《鳳凰》在今日美術館展出場景
2013年《鳳凰》在Mass MoCA展出現場
2014年《鳳凰》在聖約翰大教堂展出現場
戴錦華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在紐約聖約翰大教堂見到《鳳凰》時，歐洲教堂的建築風格與巨大的鳳凰，迎著大門，在光線照射下，深深地震撼到她。站在那裡的那一刻，情感非常複雜，在一千萬種情感裡，有一種是作為中國人的自豪，而她又深知作品的材料來自中國的建築垃圾，作品的製作是由無數雙工人的手完成的。中國的農民工與龍飛鳳舞的鳳凰;“卑微”與“崇高”之間完成了融合與轉化。
在紐約聖約翰大教堂裡的《鳳凰》
徐冰曾說自己的本事就是牢牢抓住時代，作為回國後的首次創作，《鳳凰》很好地回應了中國作為全球最有實驗色彩的特點，抓住了中國迅速變化的脈搏，使徐冰成為一位最具實驗精神的藝術家。在“文字”類的作品中，面對不同的生存處境，藝術家則用創作回應了他所面對的現代性、當代性、國際化的問題。
徐冰 《天書》1987—1991
綜合媒材裝置、手工刻板、印刷及傳統書籍裝訂
“造字”：《天書》、《英文方塊字書法》、《地書》 全球語境下的傳統與當代
將所有命題回到媒介，從材料本身出發，去做與其表象完全相反的事情，是徐冰的藝術創作一貫在做的事情。無論是其前兩件作品，還是關於“文字”的創作，恰當地表明瞭這一特點。
徐冰將這一方式總結為“聲東擊西”，看似在認真做這件事情，其實在說另外一個問題。就像許多人最初看到徐冰的《天書》，以為這是關於中國傳統的討論，但實際上，“他用這樣的方式完成了對五四以來傳統的粉碎。”蔡錦華談到。
《天書》是徐冰研究生畢業後創作的第一件作品，這件作品用他自己的話總結為：“用了四年的時間，做了一件什麼都沒說的事情。”他造了四千多個假字，裝幀成古籍的樣式印刷出來，別人都以為這本書一定很重要，裡面會有精彩的內容。實際上在吸引人閱讀的同時，又拒絕人進入。徐冰講述的是比書本身更有內容的內容。
《天書》細節
為什麼要造這樣一本書?與徐冰一直以來跟文化之間的“彆扭”關係有關。徐冰生於一個學術嚴謹的家庭，成長於一個特殊的追求政治正確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字一直具有很高的地位。徐冰同樣對文字有一種崇敬之情。然而，在他開始學寫字時，正值簡化字運動，一批批新字公佈，舊字廢除，對新字的再更改和廢除，對舊字的再恢復使用，把他們都搞糊塗了。在他最初的文字概念中，埋下了一種特殊的基因：顛覆——文字是可以“玩”的。
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對文字的力量“心有餘悸”。因為父母都在北大工作的關係，徐冰很早就接觸各種書，“那時候小孩子讀不懂，等到能讀懂的時候，又沒什麼書可讀”。但“文字作為人類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卻深印在徐冰心裡——觸碰文字就是觸碰文化之根本，對文字的改造是對人思維最本質的那一部分的改造，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深諳此道。這種改造是觸及靈魂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天書》不能讀，卻有著書嚴密的邏輯結構：
從書名到頁碼、目錄、註釋等，
是一本誰也讀不懂的”真正的書“
徐冰懂得觸碰文字的作用，既充滿敬畏，也不無調侃。製作《天書》便是源於一個奇思妙想：做一本誰也讀不懂的書。這本不能稱之為“書”的書，有著書的嚴密邏輯與結構：書名、冊序、頁碼、題目、總目、分目、總序、分序、跋文、註釋、眉批、段落終止等。徐冰花了兩年的時間刻完了4000多個假的字，這是日常讀物上出現的字的數量;字的筆畫按照《康熙字典》從少到多的序列關係而造;字體選擇的是所有正式文件中使用的，不具任何指向的宋體。
而整本書的製作過程決定了作品的命運。徐冰認為：假戲真做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藝術的力量就會出現。“認真的態度”在這件作品中，是屬於藝術語彙和材料的一部分。因此無論是造字的過程，還是之後的印刷過程，徐冰的“完美主義”要求都發揮到了極致。
徐冰花費兩年時間完成的《天書》活字原版
徐冰採用的是活字印刷的方式，其中涉及的排、校、改、拆是非常複雜的過程。當時徐冰全身心投入到作品的創作中，全不為身邊的知識分子奔向現代化狂熱的閱讀、研討的熱潮所動。他在自己十平米的工作室裡，享受著一種封閉的崇高感。
印製是另外一件麻煩的事情。那時為了找到一個符合古籍印刷的地方，他要跑到一個很遠的村子裡，去這兒要先坐長途汽車到一個地方，然後租自行車，騎兩個小時才能到。在後來印製的兩年時間裡，徐冰平均每個星期就會跑一趟，為了保證完美的效果，有時一點細節處的變動他都會親自跑一趟。在往返之間，路兩旁的樹從嫩綠、深綠、黃、深黃，再到黑、白，最後回到嫩綠······後來《天書》隨徐冰出國並在全世界各地展出，廣受好評。這件作品不僅決定了徐冰今後創作的基本方式與思路，也奠定了他後續“文字”作品的創作基礎。
徐冰：《英文方塊字書法》 2017
《英文方塊字書法》的創作是在徐冰去美國之後三年開始的，那時他正遭遇語言困境，與徐冰的生活形成了一種尷尬的關係：“你的思維是成熟的，但說話與表達的能力卻是幼兒的。你是受尊敬的藝術家，但在那個語言語境裡，又是一個’文盲’。”
去了美國之後，徐冰所生活的環境與狀態實際上是兩個文化的中間地帶：身邊都是熟悉的藝術家，但都處於異國他鄉。“生活在哪兒，就面對哪兒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雖然生活在紐約這個國際化的都市，但因為彼此不同的背景，徐冰所面對的問題與其他的藝術家是不同的。
《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
徐冰用中文方塊字書寫的英文字母
基於以前《天書》時期對文字的研究，徐冰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用英文做一些東西。通過許多嘗試，使他逐漸瞭解到不同語言特徵，並想到了兩種文字“嫁接”的可能性。英文是線性書寫的拼音文字，中文是方塊形式的文字。有趣的是：這樣的轉化使熟悉兩種語言文字的人在其面前都變成了“文盲”。與《天書》不同的是，《英文方塊字書法》是可閱讀的文字，而為了“掃盲”，徐冰專門寫了一本講述如何寫這種書法的教科書，題為《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並且在每次展覽時設置一個觀眾可參與的教室形式。作品沒有西方當代藝術系統“深奧”的理念，卻拓展了人們的思維：書寫這類文字時，腦子裡想的是英文字母，同時又要顧及中國書法運筆的講究。
“徐冰：思想與方法”展覽現場之
《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 1994-2018
這個教室先後在全球五十多個地方展出，所到之處都有很好的反響。尤其對年輕的學生而言。一次徐冰在日本福岡的一所中學教授了這種書法之後，一個學生說：“從今天起，我學到了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看我過去所學的知識。”
在學習《英文方塊字書法》的觀眾
這件作品，徐冰希望探討的不僅僅是中西方語境下文化的交流、溝通、碰撞、融合，而是通過作品向人們提示一種新的思考角度，改變人固有的思維方式。當代藝術的新鮮血液經常是來自藝術之外，又回饋於社會。《英文方塊字書法》的實用性與在藝術體系之外的可繁殖性，是徐冰嘗試的最成功的一個案例。
徐冰作品《地書》，2012 年上海版本（退底）。
他通過收集世界各地的標識和各種領域的符號，
做了這本說什麼語言的人都能讀懂的書
徐冰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造字運動”在其《地書》中真正達到了他所期望的最理想狀態。工作的關係，徐冰常年在全世界各地飛行。2003年的一天，當他在飛機上留意到一些用符號標識的指示系統說明書，簡單的幾個圖形就達成了全世界說著不同語言人之間的“共識”，這一點瞬間吸引了徐冰。
在意識到這一點後，他發現生活中到處都充斥著這樣的標示圖形：口香糖包裝紙上的幾個小圖，就可以知道(要把用過的膠狀物用紙包起來扔在垃圾桶裡)。“既然只用幾個標識就可以說一個簡單的事情，那麼用眾多的標示一定可以講一個長篇的故事出來。”
徐冰 《地書》收集的標識系統
從那時起，他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標示，也開始研究各個專門領域的符號。
在數字互聯網技術迅速拓展的今天，幾個簡單的表情就能成為人們交流的工具。隨著新的數字產品中標識大量的出現，使得這項收集變成無止境的工作，也讓徐冰更加意識到它的意義所在。在《聖經》中記載的“巴別塔”是人類語言被打亂的開始，而多少年來“普天同文”的理想，在如今全球化、數字化、網絡化的讀圖時代被真正激活。正如人類最初用圖來表達各種含義一樣，在經歷了開化到文明的幾千年時間之後，徐冰認為：“今天的人類社會某些層面上帶有可考的最早時代的特徵：每天都有新的技術與新工具發生，這些東西具有突變性，是突如其來的。世界變得陌生如初始，挑戰著每一個人對新的、不熟悉的生活環境的接受度。今天成了新一輪的象形文字的時期。”
基於收集到的一系列標識性的“文字”系統，徐冰創作了《地書》。與《天書》不同，它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閱讀的書。最早的一本《地書：從點到點》講述了一個上班族“小黑”的一天，這個故事被翻譯成中文有一萬四千多字。這些簡單的標識符號竟然有如此強大的表述能力，是徐冰之前沒有想到的。
徐冰《地書：從點到點》，
中文翻譯：走出廁所，
小黑一眼看見貓大人的眼睛在角落裡盯著他。
他突然想起來還沒喂貓呢！
趕緊把貓糧倒在盆裡，貓大人慢悠悠地吃去了……
從《天書》到《地書》，這些異樣的“文字”有著共同之處：它們挑戰知識等級，試圖抹平地域文化的差異。《天書》與《地書》比起來，更像一件完整的藝術品，從裡到外都是用傳統的手段製作的。它所引發的討論無論怎樣展開，其物化的作品方式都是傳統的。而《地書》作為一個藝術項目，由於它的“實時性”，使它成為一個不會結束的項目。而且它本身是“發散的”、“不固定”、“無形態”的。
這正是徐冰藝術的追求：藝術重要的不是像與不像藝術，而是為這個系統提供一些新的東西，帶給更多的人啟發。這一點，無論是從《蜻蜓之眼》往回追溯，還是從《天書》往後推導，都是如此。
“徐冰：思想與方法”展覽現場
UCCA徐冰最新回顧展命名為“思想與方法”，是徐冰藝術恰如其分的總結：對他而言，藝術不是思想到思想再回饋思想，而是從手藝到思想，再指導手藝的記錄。對時弊的感知、思維的推進，有時是無意間看到的某個畫面/事物展開的;有時通過對某棟新樓的造型、材料、顏色或與周邊建築關係的判斷展開的，有時是通過在工作室反覆擺弄手裡的“活兒”展開的······
在一個大的時代裡，每一位藝術家都面臨來自自身、環境、時代的現實問題。徐冰對社會問題的回應，首先在於他敏銳的感知，與精準的把握，從一個局部出發，對材料深入研究，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收集、整理的工作，基於這樣的積累，建構出一個更完整、豐富的作品體系。而他慣用的”聲東擊西“的方式，將所有命題回到媒介再返回媒介去做與表象相反的事，對”藝“、”術“之間調配與平衡的追求將思想延展開，從局部進入將作品推進到跨時代的深度。藉由三件/類作品，以時間倒敘進行追溯，使我們看到了這位超越於時代藝術家獨特的方法論。
徐冰《鳳凰》相關畫冊
徐冰《臺北市立美術館回顧展》畫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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