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1947年正式啟動的馬歇爾計劃距今已經七十餘年，而其影響仍未消退。就馬歇爾計劃背後的動機和產生的影響的討論從未停止，阿里·溫尼（Ali Wyne）在《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上撰文，梳理了有關馬歇爾計劃的七個主題，為全面看待馬歇爾計劃提供了窗口。在審視反思馬歇爾計劃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從中理解外交政策成功的原因：外交政策在戰略的結果和人性的渴望匹配時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
在馬歇爾計劃實施七十年後，其仍然被認為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標杆，人們不斷挖掘其與目前時代的關聯。為什麼它如此成功？
“馬歇爾計劃必須被視為最成功的外交舉措之一——並且可能是美國曆史上在和平時期最成功的的外交政策。”
在1999年6月，第25屆G8峰會前夕，《紐約時報》通訊記者大衛·桑格報道了代表們將討論一項免除世界上貧窮國家大約1300億債務的計劃，桑格解釋道，這項計劃的擁護者將其視為“為了窮人的馬歇爾計劃”。“使用這個說法”，他補充道，“一點也不讓人意外，國會有多熱衷於虛幻的減稅，他們就有多輕視國外援助。但稱其為馬歇爾計劃，這不是一項施捨，而是對陷入民主資本主義而民生凋敝的國家的切實有效的高尚舉措。”當時幾乎沒有一天是不在呼籲用“馬歇爾計劃”來幫助貧窮國家和地區中度過；《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蒂烏斯去年六月寫道：“如果你在谷歌中搜索‘我們需要一個馬歇爾計劃來……’你會得到大概8000個搜索結果。”
2018年4月3號，紀念1948年對外援助法案70週年，該法案帶來了歐洲復興項目——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馬歇爾計劃”，項目名稱是為了向其總設計師，已故的軍人政治家，喬治C·馬歇爾，表示敬意。在這個項目下，美國準備了133 億美元用於援助——包括118億憑證件讓渡的財產和15億美元的貸款——提供給16個歐洲國家，這個數字換算到今天大約是1350億美元。已經有很多的傑出討論探討馬歇爾計劃背後的動機和其實施的影響。它主要被視為西歐經濟復興的措施，還是杜魯門政府初期牽制蘇聯的主要手段？抑或兼而有之？它在多大程度上帶來了西歐的復甦，而不是加速了已經開始的進程？它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對該地區的復興作出了貢獻，而不是間接作用（通過給這些國家提供結構性改革的空間）？一些觀察者甚至質疑馬歇爾計劃對西歐的復甦是否是必要的？比如，經濟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一位反事實分析的著名擁護者，認為“沒有馬歇爾計劃，西歐也能夠走出困境”。
然而，這項舉措的成功幾乎毫無爭議，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上幾乎沒有能與其相其並論的措施。想想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完全支付後西歐的經濟地位：
截至1951年，所有參與該項目的國家的工業生產值都比1947年高了64%。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大約25%。馬歇爾計劃開始之初被認為一大問題的美元逆差，已經從80億美元降到了1952年的20億美元，到1953年已經基本達到平衡。
歐洲進口限額的四分之三1951年已經取消。在該年末，歐洲貿易總額已經幾乎是1947年的兩倍。
馬歇爾計劃同樣促進了探索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歐洲理事會在1949年達成共識：“美國的經濟援助政策，與共產主義的威脅一起，第一次使得歐洲一體化具備現實的可能性。”亨利·基辛格用更加宏大的詞語來評價其傳奇性：馬歇爾計劃的啟發下“創造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使得歐洲國家在追趕過程中第一次重新發現了他們的自我認同，接著建立了超越國家的主權，比如歐洲煤鋼共同體，其最終形態就是歐盟。”
圖為歐洲煤鋼共同體初創六國成員地圖
為什麼馬歇爾計劃成功了？正如很多其他的歷史上的事件，回答是多因素的；它的成就只能理解為各種現象相互作用加強的結果。已故的記者弗蘭克·崔普特四十多年前正確地指出：它“源於一個公眾情緒、領導力交匯的特別事件。”其中七個因素值得特別關注。
七個主要解釋
“解釋一：二戰中歐洲遭受的重創沒有摧毀它的社會經濟基礎。
馬歇爾計劃的任務是重建工業政治，而不是創造一個新東西：正如在馬歇爾在哈佛作出著名演講後半個世紀，已故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陶的論調：“西歐不需要被創造，它很容易就能重回正軌。考慮到它有熟練且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有市場的經驗，成熟的政治結構，現代歐洲並不容易被複制。”馬歇爾計劃如此慷慨，甚至可以說，它更多的被理解為加速已經開始的恢復過程，而非從頭開始：“1948年馬歇爾計劃開始啟動的時候，”記者詹姆斯·索羅斯基解釋，“西歐不是一個不毛之地。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化基礎設施——輸電網絡，水力系統，公路和鐵路——已經被重新修建。火車已經恢復到戰前的運輸量，工業產值也在回升。”
解釋二：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為西歐國家提供了進行緊張且具有風險的經濟改革的空間。
如果馬歇爾計劃只是一種慈善行為，不太可能創造出西歐經濟條件上的持續進步。經濟學家J布拉德福德·德朗和巴里·艾肯格林反而總結道，它“通過改變經濟政策制度的環境，馬歇爾計劃顯然加速了西歐的發展。”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該地區的國家將 “不久就將面對為了平衡國際支出的緊縮政策和可允許進口的嚴格限制之間的困難選擇。”馬歇爾和他的同僚認為，為了執行緊縮政策提供援助的條件將使西歐進一步陷入衰退。因此，歷史學家查爾斯·邁爾解釋說：“當面對法國和意大利漏稅和預算赤字時，戰後美國領導者不斷地推遲緊縮要求。他們讓馬歇爾計劃的資金覆蓋了預算赤字，認為發展將最終抹平赤字，而他們賭對了。”
“解釋三：在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中，美國將西歐看作完全意義上的夥伴，而非戰敗的從屬者。
當代敘述經常恰當地描繪了馬歇爾計劃雄心的範圍時，他們卻有時忽略了它同時反映出的對權力限制的敬畏的程度。丹尼爾·庫爾茲·費倫，《外交事務》的執行編輯，有新書即將出版。這本新書講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馬歇爾去往中國的使命，解釋了他沒能阻止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崩潰，而這次失敗在馬歇爾思考振興西歐工業基礎的多種方案時起到了關鍵作用：馬歇爾“在中國明白了美國不能從外部用強力推動解決方案。它只想要一個合作者。”
圖為馬歇爾計劃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the-saleroom.com
之後，馬歇爾計劃被有意識的設計成了一個美國的倡議，而非命令。他在畢業演講的結尾中解釋了這一點：
歐洲國家必須就這些情況的要求，以及他們本身需要採取的行動達成一致，以便對政府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施加適當的影響。政府單方面制定的有關歐洲經濟上的計劃既不合適也不有效。這是歐洲人的事業。這項方案必須誕生於歐洲。美國的作用應當包括友好的援助，無論在在歐洲方案的起草中，還是後續切實可行的項目援助中。
五天後，他在給參議員亞瑟·範登伯格的信中肯定了這一點，接著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說：“我們需要澄清，我們的目的不是迫使歐洲人民同我們建立任何特殊的政治或經濟上的聯盟。未來的歐洲組織必須由歐洲人民自己決定。”1948年1月12日，馬歇爾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證實了啟動歐洲復興計劃的緊迫性。委員會主席查爾斯·伊頓問他，他將怎樣“兌現之前的聲明承諾，如果我們遵循這個計劃，我們將干涉主權，並奴役這些我們試圖解放的國家。”馬歇爾對他答覆中包含的問題感到驚訝，他向伊頓保證，這項努力不會被解釋成“經濟帝國主義的陰謀”。已故政治學家斯坦利·霍夫曼在三十多年後證明了這個結論：
儘管十分冒險，馬歇爾計劃謹慎地保護著參與者的主權；有些人會說他們是被煽動、刺激而合作，（但實際）他們沒有被要求將權力和資源轉移到任何超國家機構（否則，英國永遠都不會加入）。因此，西歐國家沒有經歷從1950年開始的困擾著歐洲人的各種實驗的拉鋸戰：拉鋸在各個領域明顯的共同利益，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自主權的利益，以及為了維護那些似乎虛無縹緲但對全體人都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的行動自由之間。
使西歐成為馬歇爾計劃主要的代理人有三重考慮。第一，它平息了蘇聯指責美國的善行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偽裝的聲音；第二，它迫使該地區的國家將懷疑置於集體願望之下；提供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條件實際是：“取決於每個國家都承諾互相合作。”第三，它提高了該地區的士氣：根據安德魯·古德帕斯特的記錄，他幫馬歇爾起草了其195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講稿，“馬歇爾計劃的真正的核心和精神在於給歐洲人民提供希望，重新恢復他們的信心，履行讓事情變得更好的承諾。計劃提議一致行動的歐洲國家應當告訴美國什麼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而不是相反。”通過這種方法，馬歇爾計劃能夠敏銳察覺戰爭對西歐自信心造成的創傷，並意在減輕此種傷害：已故的託尼·朱特指出，如果將馬歇爾計劃視作歐洲美國化的藍圖，它不可能取得成功。
“解釋四：馬歇爾計劃由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推進，貫穿始終。
馬歇爾計劃不是在戰略真空中產生的。馬歇爾計劃通過的兩年多前，喬治·凱南已經發表了有巨大影響力的“長電報”，該電報明確說明了遏制政策的框架，該政策在塑造了之後將近半個世紀的美國的政策。甚至在1947年3月12日國會演講中，杜魯門總統做了之後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演說，宣稱美國將“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裝鎮壓或者外部壓力。”兩個半月後，國家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威廉·克萊頓提醒馬歇爾歐洲正在“逐步地惡化”。政治地位反應了經濟情況。一個接一個的政治危機不過是嚴重的經濟萎縮的表現。數百萬人在危機中逐漸陷入飢餓，食不果腹。如果沒有美國提供援助，解決歐洲的國際收支逆差——估計大約有50億美元，“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崩潰”將會“吞噬歐洲”。
本圖為美國總統杜魯門，圖片來源：http://resourcesforhistoryteachers.wikispaces.com /usii.23
克萊頓的分析暗示蘇聯可能製造混亂來擴大其主權統治範圍。歷史學家梅爾文·萊夫勒主張戰後美國官員“想要重構歐洲權力平衡，鞏固美國的國家安全……從他們的觀點看，美國最根本的戰略利益是阻止任何潛在的敵人或者對手聯盟實現資源的流通，阻止潛在的歐洲以戰爭為目的在經濟-軍事上對抗美國。”馬歇爾計劃是地緣經濟的治國方略的典型：與杜魯門總統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的相似絕非偶然或巧合，它是政府治國方略的關鍵。根據國會中外交關係方面國際經濟的負責人，同時也是馬歇爾計劃新歷史的創作者本·斯泰爾的說法，“經濟恢復成為美國所謂的關鍵地緣戰略區域的防禦重點……旨在建立能夠抵抗蘇聯壓力的獨立、自信、有力的權力中心。”
“解釋五：對蘇聯侵犯的恐懼削弱了馬歇爾計劃政治上反對的意見
今天很少有人記得，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中對為蘇聯提供了部分援助。蘇聯態度謹慎，他們沒有立即拒絕參與該計劃的可能性。雖然最終他們認為美國的計劃是建立在包圍莫斯科的企圖之上：1947年6月3日，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指責美國計劃的目的是將歐洲分裂成敵對的陣營，將馬歇爾計劃描述成“企圖利用美國的經濟力量削弱東歐地區蘇聯新興的緩衝帶。”僅僅7個多月後，1948年2月25日，面對共產主義的浪潮，東歐最後一位民主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臺；新領導層迅速和蘇聯保持統一。
我們現在知道二戰後蘇聯紅軍開始毀掉了東歐的鐵路，因為斯大林害怕來自西方的對蘇聯的攻擊。戰爭犧牲巨大，20 000萬俄羅斯人犧牲，克里姆林宮沒有做好準備應對另一場戰爭。由於情報缺乏，華盛頓方面沒有完全意識到俄羅斯的虛弱。然而，最高決策者意識到歇斯底里被誇大了，那場戰爭不太可能發生。
儘管如此，對蘇聯侵略的恐懼緩和了對馬歇爾計劃的反對，特別是在西歐更廣泛的政治潮流背景下：
4月12日在意大利普選結束，人們恐懼共產主義的勝利，法國共和黨在全國進行的生產勞動中獲得了力量，臨時食品救濟計劃的資助即將結束，馬歇爾計劃一出現，國會反對為歐洲提供經濟援助的聲音就消失了。
馬歇爾計劃的提倡者強調戰略上的考慮的相較經濟方面的優先性，這麼做主要是政治上的策略。歷史學家金·麥奎德注意到當他們想要說服和邊緣化孤立主義的共和黨時，“對外援助經常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然後才是經濟問題”。馬歇爾計劃不是慈善計劃……而是關於自我利益和生存……最低綱領的保守派不得不停止反對日益強大的政府，支持對外援助作為針對蘇聯帝國主義的必要出路。
“解釋六：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在政治上相當精明
杜魯門總統拒絕了一項稱為“杜魯門準則”計劃的提議，告訴他的顧問和演講稿撰寫人克拉克·克利福德：“任何帶著我名字的東西送到參議院和眾議院都會引起一段時間的震動，然後無人問津，悄然死亡。”克利福德回憶：“馬歇爾在哈佛畢業典禮做演講是杜魯門總統的主意，這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杜魯門總統就堅持認為這一舉措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儘管他可能是最重要的勝利者：“如果它是以杜魯門而非馬歇爾命名，你能想象它在共和黨的議會上，在選舉年中被通過的幾率嗎？”他還確認該計劃的完善和優點從一開始就是兩黨共同的努力：“馬歇爾在哈佛演講後，杜魯門總統立即叫參議員範登博格與迪安·艾奇森和埃夫里爾·哈里曼進行幾乎每日的聯繫，他們和馬歇爾，還有其他內閣成員共同發起了全國範圍內尋求公眾支持的活動。”
該政策的設計者可以像精明的政治經營家來行動，部分原因是他們首先表現出了極大尊重。正如不完善的建議可以在老手中獲得改進一樣，具備遠見卓識的人可以在無能的人手中作出好的設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傑出的研究院：納伊姆這樣描述這些領導者：
推動這個複雜項目的人不僅聰明，而且具有遠見，同時具備優秀的組織能力。像美國的喬治·馬歇爾，歐內斯特·貝文，歐洲的羅伯特·舒曼等人，他們都將他們的視野與敏銳的政治嗅覺結合起來。有些人，像馬歇爾，之前是戰時的領導者，具有廣泛的公眾基礎和信任。其他人，包括威廉·卡萊頓，保羅·霍夫曼和W. 埃弗雷爾·哈里曼，都來自美國企業高層，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解釋七：杜魯門政府開展了強力的公共關係活動，為馬歇爾計劃提供助力
當代的觀察者們表現出的對馬歇爾計劃的懷念掩蓋了其在最初面對的政治阻力。國會很少資助慈善機構，更不用說達到杜魯門總統要求的規模；事實上，在通過了縮減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的援助數額的議案後，即宣告了向歐洲援助支付的結束。此外，許多國會議員擔心批准馬歇爾計劃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影響。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邁克爾·霍根說：
一群經濟思維主導的立法者認為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會加劇美國現有的短缺。他們認為這將會導致批發價格指數的整體抬升，並以新政府全面控制經濟終結。這些論點不僅對厭倦了戰爭犧牲、高稅收、政府控制的人有吸引力，也對那些供給短缺中的項目具備吸引力。
1947年9月，歐洲經濟合作16國會議要求美國提供190億美元的進口支持；同年12月，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交了一份170億美元的要求。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託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期待這些錢能償還，比第一次大戰後他們能負擔的還要多。”他譴責國務院開展“大規模宣傳活動”，以支持他認為大體等同於“歐洲TVA”的計劃，塔夫託還表示，如果西歐國家認為美國將單方面承擔他們在戰爭期間累積的債務，他們將缺乏改革對他們的復甦十分重要的財政政策的動力。
參議員布魯克·希肯盧珀將該議案嘲諷地稱為“一個完全是上層給下層捐贈的項目。”其他批評者甚至更為尖刻；比如說，其中的代表者羅伊·伍德拉夫指控其中有些“東西非常反常，有如此的自我毀滅傾向，一個項目要求一個國家去關心許多個國家。”兜售馬歇爾計劃將被證明是一項遠比其設計者想象的困難得多的任務。
儘管有證據顯示了國會和普通公眾對馬歇爾計劃的支持，但1947年秋，顯然有許多人從未聽說過它或者不認為其有必要性。杜魯門政府最終啟動了許多的公共關係活動來教育美國公眾，鼓勵私人個體參與到他們的努力中。馬歇爾和其他政府成員一起在各種公民和貿易組織前公開活動，以推動援助計劃。事實上，馬歇爾做了很多演講遊行，尤其是在南方和中西部的農村社區，後來他談及此事說自己好像在參加競選。
在這段艱苦努力的過程中，馬歇爾不是一個人。比如保羅·尼茨，國務院的意味地緣經濟學家，他執行的馬歇爾計劃的部分只是“製作一系列著名的‘棕色小冊子’，每本都與一個馬歇爾計劃的參與國有關。在他為了維護這個項目，43次面對他稱之為難纏的國會聽證會的過程中，他體重掉了15磅。”在該計劃公佈之前，對馬歇爾計劃進行了嚴格審查，這最終甚至促進了尖銳的懷疑者的態度轉變。諷刺的是，參議員範德伯格曾經是一位孤立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對馬歇爾計劃的恐懼本應比國會中其他成員更甚，確實有相當證據證明該點。範登博格在1948年3月1日對參議院發表的激動人心的講話中說，馬歇爾計劃的最終內容“在我二十年的國會工作生涯中，是遠超以往任何項目的深入研究和心血投入的8個月工作的成果。”
該計劃的設計者在全國範圍內做工作，而不僅僅是國會。想一想哈里曼，他監督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47年11月得出結論，馬歇爾計劃能夠幫助“戰前老舊、分裂的歐洲”變成一個“有著緊密政治聯繫和共同的經濟市場的歐洲”。
在他的委員會報告完成後，國會投票前幾個月，哈里曼飛越了中西部和西部地區來爭取支持。相當長的飛行是在未加壓的DC-3飛機中度過，他堅持著他的同伴認為是超人的演講時間表。那幾週中的每天他都有三站目的地，是一些不起眼的城市，像法戈、博伊西、和瓦拉瓦拉這些孤立城市。
馬歇爾計劃不是絕對的勝利。1950年2月16日的備忘錄上，艾奇遜提醒總統杜魯門“除非採取有力的措施，否則這個偉大的外國援助計劃數額下降或者最後停止時”，在其幫助下的歐洲國家將“無力供給現在由我們提供的必需品，某種程度上會威脅到他們的政治穩定”；馬歇爾計劃無法減少這種“美元缺口”。正如歷史學家西蒙·瑟法蒂的解釋，它嚴重削弱了“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的選舉實力”。同樣重要的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不能耽於對馬歇爾計劃慷慨的讚美；去年五月該計劃啟動70週年的紀念活動上，德國外交部長西格瑪爾·加布里爾說“喬治·馬歇爾政策從根本上和利他主義毫無關係”。這是一項前瞻性的政策，也是美國基於自身利益追求而採取的政策。
記錄這些說法是為了不要神話馬歇爾計劃，而非抹殺其不言而喻的影響。70年過去了，即使並非全然不可能，也依然很難傳達這項舉措是多麼的大膽。首先，它“在那時外交政策與傳統與本能背道而行。之前從未有過一個勝利者來重建他的戰利品。”該戰略的邏輯暗含在馬歇爾計劃的構建中——與復興的歐洲合作將使美國在戰後佔據更有利的位置——為跨大西洋項目奠定了基礎，在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中，該項目已經主導了戰後秩序。它的戰略創新只能通過其財政規模對抗：“一個170億美元的外交援助要求的數量的確令人震驚。即使將眼光拓展數年，也仍然是聯邦預算的相當大的部分。就1948年的財政而言，估算的聯邦預算為37.5billion 美元，包括了用於國防建設的112億美元。”
圖為馬歇爾計劃中向各國提供的支出
當代的政治家們經常宣揚“整體政府”，卻幾乎不能或者沒興趣去實際追求其實現，而馬歇爾計劃正是證明了這類“整體政府”的方案。已故的擔任政府管理人員的米爾頓·卡茨指出，“它代表了今天很少存在的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之間的深遠的共識”。也許甚至可以說，它不僅體現了整體政府的運作方式，也是一個整體國家的實現路徑。卡茨發現馬歇爾計劃始於國務院的支持和理解，代表部門間委員會的其他執行部門；總統，其不僅在官方層面，而且在個人層面和總統的政治意義表示這是他的承諾；國會；公民和社會領導；組織化的農場小組；組織化的勞動群體；組織化的行業群體和普通大眾。它最終被納入且以法令形式公佈，所有人都能獲知信息，隨著每年對新的撥款的要求，整個解釋過程、面對的挑戰和最終決策在每年重新上演。
馬歇爾計劃的遺產表明，在一個目標範圍內投資的能力與其反應的野心有關。在15週年的慶祝晚宴上，約翰F·肯尼迪馬歇爾計劃是成功的，“因為它的設計和運作與其目標相匹配。這是面對巨大的挑戰作出的傑出的回應。艾奇遜傳記的作者之一 的羅伯特·貝斯納認為，“馬歇爾計劃成功了，因為它如此大膽。為了實現宏大的目標，領導人們砍掉了細枝末節，與艾奇遜對失敗的定義相反：人們以折中辦法、膽小且狹隘地應對重大問題。”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提到馬歇爾計劃的頻率不僅證明了當時情況下其能夠成功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結果，也說明了其難以複製性。政治科學家保羅·米勒告誡政策制定者“要在努力中有分辨能力地學習，而非全盤複製……一個時代的政策模板無法在不同的情況下輕鬆地解決不同的問題。”如果馬歇爾計劃確實留下了什麼遺產，那可能不太像成功指南：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戰略的結果和人性的渴望匹配時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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