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湖的冬季捕魚從每年12月末一直延續到次年3月，4個月的產量是全年產量的80%。零下30多攝氏度的低溫中，漁業工人使用傳統的冰下大拉網技術，每日上演從下網到收穫的全套捕魚過程。然而，面對生態環境逐漸退化的呼倫湖，這項彰顯技術與體能的傳統捕魚方式也不免面臨“竭澤而漁”的困境。
出魚
呼倫湖的名字源自蒙古語“哈溜”，音轉過來意為“水獺”，與呼倫湖並稱的貝爾湖“貝爾”的蒙古語意為“雄水獺”，近代生活在湖區的蒙古族形象地以湖中盛產的動物為這兩大片水域命名。清初，遊牧在湖邊的蒙古人開始稱呼倫湖為“達賚湖”，這個名字也更為普遍地被當地人使用，無論是一路上的標誌，還是湖邊扎賚諾爾區的名字都源於此。在蒙語中，達賚湖意為“像海洋一樣廣闊的湖”。“海洋”的比擬確實更形象，這個北方第一大湖曾達2339平方公里的湖面，相當於兩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面積。湖面呈不規則的長方形，由西南向東北方向的長軸長93公里，平均寬度32公里。呼倫湖漁業公司資源管理部部長王志剛告訴本刊記者，沿著447公里的湖岸線開車不停歇地跑要跑上一天半才能轉完一圈。
出魚的時候拉網被從出網眼拖上岸
夏季的呼倫湖會像海水一樣推送波浪衝刷沙岸，湖面冰封后的廣闊則是認識“海洋”更直觀的感受。“它不是全國最大的湖，卻絕對是中國內陸最大的一塊冰。”呼倫湖漁業公司副總經理程海軍對本刊記者說。從11月初上凍到來年5月初冰融，呼倫湖的封凍期長達半年。滿洲里的冬季始終保持著零下30攝氏度左右的平均氣溫，自初冬以來的降雪完全覆蓋了草原與湖面，積雪平均厚度有15釐米，如果不是漁業工人們在湖邊掛上個汽車輪胎當標誌，則根本分不清腳下是大地還是冰層。冰封的湖面像草原般平坦廣闊，白皚皚的一片肆意向周邊、向遠方伸展。湖西岸還有一些峭壁勾勒出邊際，平坦的東岸和南岸則完全與天際線相連接。巨大的雪蓋反射陽光，越是接近天際線的天空越是像湖面般潔白，遠方就這樣消失在一片混沌的白色中。湖面上唯一的起伏是不同板塊的冰層相互擠壓而微微聳起的冰嶺，漁業工人已插上了紅旗示警。“這是湖上最危險的地方，冰融化時兩片冰開裂就是一道溝。”王志剛說。冬季的湖面杳無人煙，朝著沒有盡頭的遠方行進25公里才又看到人群，天地的白幕中，人渺小成了黑點。零下30多攝氏度的極寒氣溫下還待在湖面上的只有冬捕的漁業工人，漁業公司下屬6個分公司的6支捕撈隊同時在湖面上作業，基本都在每天13點左右出魚，我們趕上的是烏都魯捕撈隊的出魚作業。
冬季捕魚的原理是在冰下撒開足夠寬度的大網，然後拖動行進，最後從出網眼聚攏，魚兒也就隨著網面的收縮而被捕獲。出網眼是個底邊有1.5米長的梯形冰洞，巨大的冰塊已經被整塊鑿出拖上了岸，青白色的冰塊厚度有60釐米。“每年的冬捕時間就是以冰塊厚度決定的，原則上45釐米以上就可以。為了安全，我們一般會等到60釐米，甚至1米厚。”王志剛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通常12月初就可以開始冬捕，而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近些年的冬捕日期已經推遲到了12月末。白濛濛的水汽隨著湖水湧動而向外蒸騰，出網眼周邊的漁工裸露出的眉毛、睫毛都結上一層白霜，他們還要用高壓水槍不停沖刷湖水，既是為了防止湖水重新上凍，也可以在漁網被拉出來的時候清洗網上的淤泥。漁工們都有全套防寒裝束，頭戴狗皮帽子，身上穿著對襟棉襖，外面還要罩上小皮襖，皮褲、棉褲外面套著高筒膠鞋。一位漁工告訴本刊記者，膠鞋裡面還穿著用駝毛、羊毛織成的高筒襪子，然後再用2.5尺見方的白布絮上駝毛、羊毛製成的包腳布包在腳上。一支捕撈隊一般由40人組成，各人分工不同，全由工長指揮。王志剛指點站在出網眼處身穿橙色布外套的兩人就是捕撈隊的工長和副工長。
出網是從兩根7釐米×9釐米見方的松木杆被從出網眼提出來算起的，每根“引杆”都有33米長，需要7位漁工才能將其從冰下抬出。杆子末端拴有直徑45毫米的大套繩，150米長的大套繩被絞網機絞出冰面後才有漁網被拖上岸。“整個大拉網由3片組成，兩根引杆各引一片410米長的網，兩片網連接著一個長25米、直徑21米的大網兜。”程海軍對本刊記者說。隨著長龍似的漁網被拖上岸，工長指揮著網兩側的漁工同時攤開網片以方便卷網機收網，同時還要分揀出和大拉網纏繞在一起的掛網。王志剛說：“這些掛網都是沿湖私捕人員下的，還沒來得及收，掛網都是用來捕大魚，基本上我們每網都要帶出來幾個。”到410米長的網片末端，入網的魚兒越來越密集。與想象中“歡騰雀躍”的大魚不同，從網眼探出頭來的是密密麻麻的銀白色小魚，長度都在10釐米左右。“呼倫湖有30多種魚，主要有鯉魚、鯽魚、油餐鰷、撅嘴白魚，這種銀白色的油餐鰷佔到出魚量的90%。”程海軍解釋因為氣候寒冷、生長期短，呼倫湖中的野生魚類普遍生長速度緩慢，“一條達1斤重的鯉魚需要3年的生長期，而這些10釐米長的小白魚已經長到了最大尺寸”。
最大的收穫在最後面的網兜裡。當網兜邊緣被拖出水面時，小白魚們已經完全堵住了出網眼。為防止魚落到冰面上凍成砣，手持“抄撈子”的漁工將活蹦亂跳的魚撈出來時都要盡力如天女散花般向上揚灑，以保證魚兒能均勻散落在冰面上。“一撈子怎麼也要有30斤。”白汽蒸騰的湖面上很快就有漁工摘下了帽子，甚至脫掉了外套，“幹活就不覺得冷了，還在出汗”。副工長老郭估計今天的收穫有25噸左右，屬於“基本正常”。“前幾天我們一支隊伍單網打出來90噸，魚撈到半夜才撈完。歷史上的紀錄是單網110噸，實在撈不完，剩下的魚又給放掉了。”程海軍對本刊記者說。並不是誰的運氣都能這樣好，不遠處的東河捕撈隊只有七八噸的收穫。工長除了負責整支隊伍的組織管理，最需要本事的工作就是在四下茫茫的冰原上確定下網的地點。老郭工作了將近30年，問起訣竅，他只是羞澀地笑一下，說：“沒有什麼特別的。”16點30分太陽已經垂落在天與湖的交接處，25噸魚還在靠漁工們一抄一抄地撈出水面，夕陽下的漁工和飛舞散落的魚兒都成了美麗的剪影。“網經受不起魚的重量，漁工沒法把網兜直接拖出網眼，現在也沒有更好的機械設備能代替人工。”出魚是整個捕魚過程中最繁重的體力勞作，王志剛對此也感到很無奈。日落後的湖面溫度可以下降到零下40多攝氏度，19點左右，裝了滿滿5車的魚被運走，烏都魯捕撈隊才能收拾工具返回湖邊的公司宿舍，夜色中還要行駛近兩個小時。
下網
“現在每支捕撈隊都配備了GPS導航儀，不像以前常會有隊伍在回程的時候迷路。”1979年，17歲的程海軍成為一線漁業工人，從工長一直做到管理者。“沒有太陽和山當參照物時，我們還看冰面上的雪。冬天西北風多，雪被吹出來的紋路可以判斷大概的方向。”漁業公司並沒有給各個捕撈隊劃定捕撈範圍，廣闊的冰面上可以任意選址，這對工長是相當大的考驗。在程海軍看來，尋找下網點確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對於有幾十年捕魚經歷的老工長們來說那都是瞭然於胸的經驗。“湖底的地形、魚群喜歡活動的區域、往年容易出高產量的地點，以及前一天兩片網不同的掛魚量，這些都是判斷下網點的參考因素。”按照冬捕不成文的規矩，頭天中午出魚時，工長就要去確定第二天下網的地點。“插上自己隊伍的小紅旗，別的隊伍看見後，方圓500米半徑內就不會再定點了。”
從營地出發時整個大湖還籠罩在夜色裡，但是在GPS導航儀的幫助下，捕撈隊可以輕鬆地找到新一天的下網點。年復一年的勞作已經使捕魚流程模式化，漁工們知道只有在日出前出發才有可能在白天完成下網和出魚等主要工作。拖拉機、拉網車、大篷車，機械化的運輸工具取代了原始的馬拉爬犁，拖拉機的“突突”聲是打破寂靜的唯一聲音。太陽再次出現在地平線上時，漁工們已經在開鑿下網眼，七八根十幾公斤重的長柄鐵創沿著工長已經劃定的下網眼範圍開鑿，最後形成一個1.2米見方的冰洞。開鑿下網眼的同時，已經有另兩撥工人按135°角向兩翼各鑽出10個冰眼，每個冰眼直徑30釐米，間距33米。從這10個冰眼以後，所有冰眼則改為沿平行方向向前推移。直到4000米左右，冰眼才又向內側折向梯形的出網口。整個網場就像一個邊長不等的八邊形，平行的冰眼寬度使得大拉網在冰下可以延展到600米寬。
引杆就像縫衣針，起著冰下牽引的作用。每根引杆上釘多少個鐵片都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王志剛說：“鐵片的作用是增加配重，最終要達到讓引杆懸浮在冰下20釐米左右，這樣最方便行進。”開鑿冰眼是為了從冰上控制引杆的走向，有經驗的漁工從冰眼探進走杆叉子，在左右撥弄中通過感覺和經驗控制引杆沿著冰眼的方向行進。連接引杆和拉網的是套繩，被叫做“馬神”的絞盤機每隔3個冰眼將套繩鉤出絞動一次，套繩一點點被絞動著前行，兩片大拉網在入水後也就自然能形成平行的扇面。“‘馬神’代替了傳統的馬拉絞盤，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也要兩三匹馬才能絞得動套繩。”程海軍對本刊記者說，“冬捕不僅是技術活，還是一項技術要求相當高的工作，因為所有冰下環節都由人在冰上控制，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一天的辛苦就可能泡湯。”引杆走丟了在程海軍看來都是小問題：“杆子和套繩在冰下鬆開了怎麼辦？重新下網的話魚群都跑光了，有經驗的工長就能估摸出杆子所在的大概位置，在冰上把杆子和套繩接好。”鑽冰、穿杆、走杆、絞網、出杆，從下網眼到出網眼，一網一般要在冰下運行5公里左右，40人分工協作，即使一切順利也要至少5個小時。
拖上岸的拉網被攤開等待卷網機整理
蒙古族的諺語裡講，草原上有多少匹馬，湖裡就有多少條魚。馳騁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先祖以牛羊肉為食，並不會下湖捕魚。“他們相信魚兒是馬兒的靈魂，而馬兒是牧民最忠實的朋友。”呼倫湖漁業公司黨委副書記王鳳菊對本刊記者說。採訪中沒有人能夠證實冬季採用冰下大拉網方式捕魚是否源於草原文化。按照漁業公司目前可以確定的時間來看最早是在清末，隨著沙皇俄國勢力的滲透，俄國人開始在湖面上搞拉網捕魚。“現在好幾件工具還沿用俄語譯音。推大冰、推網用的按綆杆叫‘抱克’，壓大冰用的壓冰槓叫‘逼克’，絞套繩的‘馬神’俄語意思是‘機械’。”王志剛說。日俄戰爭後，沙皇俄國勢力退出，日本人開始主持呼倫湖冬捕，直到1948年呼倫湖漁業公司成立，呼倫湖和貝爾湖才成為國營漁場。
祭湖是每年冬捕開始時最隆重也最神秘的儀式，是否保留著當地先民對這片大湖的原始崇拜不得而知，漁工們只知道是“老一輩一代代傳下來的規矩”，即使在破除封建迷信最厲害的歷史時期也沒有停止過。冰面上放著供桌，擺上酒、水果、點心、豬頭或者整羊，工長帶領所有的漁工燃放鞭炮、燒紙，在唸誦祭詞後叩頭祭拜，祈求安全高產。祭祀完畢，所有供品被從供桌前的冰眼投入湖中，漁工們才會整隊出發。“打第一網時，在冰眼打通下網前和出網後，都要叩頭、燒紙、撒酒。”王鳳菊對本刊記者說。
為了防止魚凍成砣，漁工需要把撈出的魚盡力向上揚灑
冬捕之困
下網工序完成到等待出網的一段時間是大多數漁工一天中僅有的休息時間，他們可以爬進覆著棉布篷頂的車斗裡，坐在鋪著羊毛的座位上歇歇腳。車斗裡燒著煤爐，撲面而來的溫暖與車外的嚴寒分隔成兩個世界，鍋內沸騰著燉菜，圍爐是烘烤著的白饅頭，一壺白酒懸在車篷頂上，午飯時每人喝上一口可以驅散體內的寒氣。王志剛覺得現在的條件比起四五年前都好太多了。“那時候車斗沒有篷頂，只墊著乾草，我們穿著羊皮襖縮在車上比干活時還冷，大家都笑稱車斗是‘羊圈’。”捕撈隊鮮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大多都已四五十歲，有著二三十年的工作經驗。這些漁業工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大多數人成長在漁業公司家屬區，承襲了父親的工作繼續從事漁業生產。劉向明是個例外，落戶滿洲里近20年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河北口音。“那時候河間老家還沒什麼發展，就跑到這裡來掙碗飯吃。”上世紀90年代初，在當地身為漁業工人福利還相當不錯，劉向明很懷念那時過年就能扛一袋米、一袋面回家的日子，“覺得當個漁業工人還是挺自豪的”。其實這種福利比起七八十年代已經下降不少，程海軍在一線做漁業工人時工資可以拿到58塊，“那時候滿洲里市長的工資也不過50塊錢左右”。
機械作業減輕了漁工們的體力負荷，後勤保障也越來越好，可是市場經濟給予的勞動力價值卻遠遠不及漁業工人體力和精力的付出。“漁工們的工資與產量掛鉤，全隊40人按1噸魚3000塊錢分，同時隊伍內部還要按照工種用工分進行加權，工長積15分最多，其他人依次遞減。”王志剛坦言，按照這種算法一個普通漁業工人冬季捕魚期每月的收入滿打滿算只有900元。“漁業工人已經是滿洲里收入最低的工作，而且這麼惡劣的工作環境，就算開5000元也沒有年輕人願意來。”王志剛說。然而在王志剛的調查中，私捕者在夏秋四五個月的時間所捕的魚就可以讓每個參與者獲得十幾萬元的分紅。收入的巨大反差並沒有對漁工們產生太大的吸引力，他們很多人像劉向明一樣十八九歲開始工作，經歷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企業的風光，人到中年面對收入走低卻無力轉行，但仍然有國營企業工人的自豪感。作為特殊工種，嚴酷的工作環境和大量透支的體能讓他們可以享受55歲提前退休，這是其中很多人目前的期待。
大篷車上漁工們短暫休息、取暖和吃午飯
“我們是有價、有市，但是沒貨。”王鳳菊說。低產量不僅嚴重影響漁業工人的收入，也是困擾漁業公司發展的問題，歷史上呼倫湖的最高年產量曾達到1.51萬噸，而現在年產量不過4000噸左右，只是曾經的零頭。湖中魚類的生態結構也發生了很大改變，1990年的大魚比重就從1984年的44.7%下降到了4.6%。“生態環境的變化、人為的私捕濫撈是兩個主要因素。”從1998年以來，呼倫湖沿岸氣溫升高，持續乾旱，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主要水源烏爾遜河和克魯倫河在流經草場供牲畜飲水後，補給呼倫湖的水量也在減少。王志剛告訴本刊記者：“僅僅七八年的時間，湖面面積已經從2300多公里銳減到1700多公里，水深下降了4米半，足足是一個太湖的水量。”90年代後期伴隨房地產開發熱潮，湖邊的沙子也被肆意挖掘。“湖水本可以通過沙子進行自我過濾，現在湖底的淤泥越來越多，經常掛住拖底的拉網。”
私捕濫撈的人為因素影響更大。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漁業公司提出打萬噸魚做貢獻的口號，呼倫湖連續兩年產量達9900噸。70年代湖邊開始出現私捕濫撈大軍，1989年的數據顯示，有19個省市自治區的3000多人靠湖發財，每年有1000多噸魚被私捕濫撈者通過各種手段運往內地。王志剛介紹隨著《漁業法》的宣傳普及，沿湖的牧民已經鮮有私捕。他說：“還存留的私捕者都是有一定社會背景、僱傭十幾個工人公然捕撈的，保守估計每年經他們損失的魚有四五百噸。”為了保持呼倫湖的生態平衡，漁業公司自覺將產魚量降到了4000噸左右，這成了不得已的選擇，並且每年5月到7月的魚兒產卵期全湖禁漁。“私捕者的惡劣之處在於他們不僅專捕大魚，而且還利用產卵期魚兒會靠近湖邊的特點在5月到7月捕魚。”王志剛所在的資源管理部專門打擊這些私捕者，然而24個人的部門管轄17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實在力不從心。王志剛說：“我們只有湖面的管理權，沒有執法權，只能沒收、罰款，經常前腳剛走，人家後腳又下網了。”廣闊的呼倫湖跨滿洲里市、新巴爾虎左旗和新巴爾虎右旗三個行政區域，呼倫貝爾市漁政所人力有限，相距湖區也有200公里，執法權由誰掌握、由誰協調也讓漁業公司尋求幫助的時候犯難。私捕者也會參加冬捕，“漁業公司白天開工，他們就晚上來，用GPS定位，下的掛網上掛著小燈，在冰面上也能看見”。這種冬捕又給呼倫湖帶來新的汙染，鉛濃度持續升高。王志剛解釋道：“私捕者掛燈一次就需要耗費8節電池，他們用完總是順手就丟進了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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