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的今天，疫苗之王高俊芳和奶粉之王田文华走向了共同的命运。而她们身后的监管部门，也陷入了同样的尴尬。
狂犬疫苗造假事件曝光，高俊芳起初并不太在意。
十几年来，疫苗行业造假和行贿案件层出不穷，性质和程度更严重的案件也大多都能顺利过关。
无非是交一笔价格不高的罚款，再等下一个舆情热点到来，人们就淡忘了，一切又会回归常态。
然而，正当风波将息之时，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文章，重新掀起波澜并愈演愈烈。8个月前，长生生物的百白破联合疫苗被检不合格的旧案一并被翻出，中国妈妈们最脆弱的神经被触动了。
狂风暴雨间，国家最高层相继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并将此事定性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集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于一身的高俊芳被刑拘，人们想起了十年前“三鹿事件”中的田文华。
在全国上下一片喊杀声中，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后，随着“毒奶粉”的阴霾渐渐散去，淡出人们视线的田文华于2011年和2014年先后减刑，并多次被记功。2014年，其家人甚至向媒体声称，田被改判成有期徒刑18年以后，过两三年就可以保外就医、提前出狱了。
另一则颇有讽刺意味的消息是，十年前“三鹿事件”时主管食品安全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十年后升任主管疫苗的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今年3月，他又安全“落地”，退居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奶粉女王”田文华和“疫苗女王”高俊芳被推上了审判席。但在她们背后，是依然在遵循着潜规则运转的奶粉和疫苗行业。
高俊芳会有田文华的“侥幸”吗？高俊芳和田文华被处罚，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此后可以安心喝奶和打疫苗了？
“女王”崛起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华站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苍老而略显干瘪的脸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她当庭落泪：“我觉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没想到、更不愿看到三鹿事件发生，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惩罚。” 但这样的悔恨和泪水挽救不了3个因喝了三鹿奶粉而死亡的婴儿的生命，也不能使已经破产的三鹿起死回生。
从给母牛喂食、接生等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起，到2008年，她已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40年。她重视科研，早在1983年就设法争取到国家“奶粉配方母乳化课题”。这一课题于十年后攻克，三鹿也由此登上全国奶粉销售冠军宝座，直至案发。
对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的掌舵人来说，安全退休将是最好的选择。但田文华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她希望带领三鹿登陆资本市场。
从1997年开始，三鹿的上市之路跌跌撞撞。到2007年，一直以低调著称的三鹿突然高调宣布，将于2008年在A股上市。
彼时，田文华已经知道奶粉里添加了可以致人结石乃至死亡的三聚氰胺。但面对整个行业普遍存在添加三聚氰胺的现状，她并不打算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大动干戈。
等到2008年上市后就退休，这或许是彼时的田文华唯一的心愿。她在石家庄二环里的高档住宅小区购置了一套别墅，准备在幽静的院落里颐养天年。而那个小区，离三鹿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高俊芳也许会对田文华在资本市场的笨拙表现嗤之以鼻。这位国企前财务处处长，是一名资本运作的高手。
2008年的高俊芳，正忙着把长生生物进一步“家族企业化”。两年前，该公司成功私有化，被她牢固掌控。
如果说田文华对中国乳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攻克了“奶粉配方母乳化”的科研课题，那么，把优质国资私有化，可能是高俊芳最得意之作。
高俊芳与田文华一样，成长于体制内，曾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财务处处长。该所是国内疫苗六大研究所之一。
2007年曾举报“山西疫苗事件”的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科长陈涛安说过：“国内的一类疫苗市场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垄断。每年的招投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心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
高俊芳在长春研究所体系内几经升迁，成为长生生物母公司长春高新的副董事长，兼长生生物董事长。
2003年，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中，长春高新决定卖掉长生生物这块优质资产，出售对象即为高俊芳。让人费解的是，在市场经济已经确立了11年后的长春，这家公司回绝了一家生物制药公司3元/股的报价以后，2004年4月，长春高新以2.7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高俊芳和吉林省体改委出资建立的亚泰集团。
财报显示，2002年，长春高新的利润是738万，同年长生生物的利润是2634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长生生物，长春高新等于在亏损，而长春高新却要把最赚钱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掉，且不接受更高的报价。
2006年8月，亚泰集团将所持股份加价一毛，以2.8元/股转卖给高俊芳，退出了长生生物。
通过区区7000多万元，高俊芳就实现了长生生物的私有化，并占股59.68%。
2015年12月，长生生物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以全部股权作价55亿元借壳黄海机械上市，“黄海机械”的上市公司证券名称变更为“长生生物”。高俊芳与其夫张友奎、其子张洺豪一共持股33.70%，成为长生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站在巨人的肩上，高俊芳在垄断行业里实现了财富的疯狂积累。2001年，她的年薪仅有6万，但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其家族已是67亿身家。
她本人也一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疫苗女王”。
“女王”陨落
田文华的前车之鉴，似乎没有太多的警示意义。
入狱仅两年，田文华就获得了减刑待遇，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9年。2014年，她再次被减刑为18年。这已是无期徒刑减刑的最低年限。
关于减刑的理由，狱方讳莫如深。直到媒体穷追不舍，狱方才对外说明田文华“确有悔改表现”，“陆续获得多次记功等奖励”，“无违规违纪行为”。
其侄李志永则对媒体表示：“无期改判成有期，就是18年，再过两三年就保外就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此时，三鹿事件爆发仅6年，6244名因此患病的婴幼儿，甚至还没有痊愈。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以后，陆续有30多名官员被问责。2009年底以来，这些官员却陆续复出。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孙咸泽。
就在田文华“陨落”的2008年，国家药监局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狂犬病疫苗专项整治行动。此前的2007年7月10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那一年，田文华和高俊芳以这种玄妙的方式交错而过。她们身后，两个行业的监管部门，不约而同“出重拳”，似乎要努力给百姓一份安心。但10年后，她们却走向了共同的命运。而她们身后的监管部门，陷入了同样的尴尬境地。
辽宁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生产的11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于2009年2月被检出违法添加核酸物质；同年12月，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北福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狂犬疫苗因为效价低，再次被停用检查。
狂犬病高达100%的致死率，使其与艾滋病、鼠疫一起被列为威胁人类生命最严重的疾病。但根据中国的药品管理法，生产销售劣药的结果，仅仅是罚款1到3 倍。
在延申公司恶意造假事件中，除了没收违法所得，其罚款也只有3倍，最终共计2560多万元。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这已是“从重处罚”。与犯罪成本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造假行为获益巨大，往往可以让公司降低1/3甚至一半以上的生产成本。
这种畸形的现象促使造假频发。与此相伴的是腐败案件高发。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司法文书中，从2014年至今的4年多时间里，与疫苗有关的贪腐案件达到数十件，涵盖全国的十多个省份。
这些腐败案件中出现最多的模式是，为了抢夺市场，疫苗销售机构给作为疫苗采购方的疾控中心、基层卫生院负责人提供回扣，回扣可高达几十万元。
疫苗腐败的另一模式，则是无资质的疫苗销售机构，或生产销售不合格疫苗的企业或个人，直接贿赂相关官员，致使不合格疫苗流入市场。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以节俭著称的高俊芳加大了在销售上的投入。
据高俊芳之子张洺豪所说，高俊芳生活朴素，乘坐飞机出行常选择经济舱。一位自称长生生物的员工也爆料，自己加班3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最终只有250元奖金。
该公司2017年财报显示，长生生物研发投入仅占营收的8%。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5名销售人员的销售成本高达5.83亿，人均2332万元。
作为我国第二大狂犬疫苗公司，其人均销售成本是第一大狂犬疫苗公司成大生物的47倍。
尽管如此，成大生物的案底里，也留存着2010年用100万元贿赂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原处长尹红章的旧账。
这就不难理解去年11月，长生生物被查出百白破联合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时，高俊芳的淡漠。
在长生生物那则冷冰冰的公告里，25.26万支问题疫苗所触及的8.42万儿童，远不如公司股价更让高俊芳担忧。公告极力强调着，鉴于百白破联合疫苗在公司销售收入总额中占比较小，因此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于是，在今年A股表现平淡的背景下，长生生物的股价在2-5月间涨幅曾高达153.72%。
直到被查出百白破联合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8个月后，狂犬疫苗再次被查出问题时，吉林省食药监局才迟迟对8个月前的检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库存的186支疫苗，罚没344万余元。
这种匪夷所思的力度，已是法定的“从重”处罚了。在中国这个最大的疫苗消费国，究竟什么疫苗，才能有效预防落后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丧失效用？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来自最高层的重要指示下，7月24日，造假风波10天后，高俊芳被刑拘。如果说田文华的陨落主要是出于放任，那么，财务、生产两手一起抓的高俊芳，则很难辩驳其主观恶意。
不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高俊芳可能涉嫌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其法定最高刑也仅是无期徒刑。法院是否会认定为其它罪，我们不得而知。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田文华如今身在何处，我们也不得而知。
只是，伴随着“奶粉女王”田文华的陨落，中国奶粉业十年不振。而“疫苗女王”高俊芳陨落之际，中国疫苗业的崩溃也初见端倪。
转自商业风暴眼
《市场观察》杂志｜中国营商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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