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起兵陝西的闖王李自成，北上山西，以取京師，一路勢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太原城下。飽受明朝官吏盤剝的太原百姓，打開城門迎接闖王。明朝藩王朱求桂被俘，山西巡撫蔡懋德被殺，義軍很快控制了這座北方重鎮。隨後，李自成從太原北伐，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攻破了北京，統治中國176年的明王朝壽終正寢。然而，歷史的變化往往具有戲劇性。原來勢不可擋的義軍，自從山海關一戰敗給投降清軍的吳三桂以後，竟然屢戰屢敗，最後不得不撤出北京，從河北退到太原。因為太原是長安的門戶，所以，李自成離並之前，反覆交代守將陳永福“堅壁清野、固守太原。”大敵當前，陳永福首先將太原城裡的明朝王氏宗親殺掉，隨後把所有降將及其家屬送到西安，以免發生內患。不久，清軍包圍了太原，儘管陳永福身先士卒，與敵拼戰，無奈義軍勢單力薄，最終，敵人的火炮炸破了高大的城牆，太原由此落入了清軍之手。
清代初年，雖然山西爆發過多次反清起義，甚至有的義軍一度曾經攻佔了晉祠，直逼太原，可是清王朝已經牢牢控制了作戰的主動權，先後剿滅了數支反清義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反清鬥爭由此轉入了地下，清軍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精心在太原城內修建了兩處鞏固的堡壘——滿洲城。一處在今日的南海街一帶，另一處在今日的新城街一帶。到了晚清的時候，滿洲城多次遭遇水淹，於是，山西巡撫又在今日的小五臺一帶建造了一個更大規模的滿洲新城。
明朝的時候，太原商人已經足跡半天下。進入清朝，逐漸形成行幫，執全國商界之牛耳。太原商人開闢了三條對外商路：一條是從太原出發，經多倫諾爾，直達漠南；第二條是從太原出發，經張家口，北通庫倫；第三條是從太原出發，經歸化前往伊犁。他們幾乎壟斷了清朝與蒙俄之間的貿易。太原商人暴富以後，一邊在故鄉建起了豪闊的宅院，一邊在太原城翻修了豪華的店鋪。當時的柳巷、橋頭街是北中國最繁華的鬧市之一。大寧堂、大德通、清和元、益源慶等商號享有聲譽。
清代早期，實力最強的太原商人是“皇商”。清太宗皇太極未入關之前，太原商人張傑、史大學、王相卿等人就與其建立了聯繫，他們與滿人進行人參、貂皮交易，同時幫助清軍收集情報，運輸急需物資。清軍入關以後，曾以招撫晉商為一大急務，順治皇帝親自召見八位晉商，賜張家口房產，隸內務府籍。康熙五十三年（1694年）平定葛爾丹事件時，一批太原商人進入外蒙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地區從事隨軍貿易，得清廷賞識。後受“龍票”，從事蒙俄貿易；清代中期，實力最強的太原商人是“民商”。一批平民英雄跋涉千山萬水，穿越沙漠瀚海，夏則頭頂烈日，冬則餐冰飲雪，“飢渴勞病，寇賊蟲狼，日夜為伴。”年復一年，終於在大沙漠的盡頭，建立了對蒙俄貿易的大市場。
“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讀書應試。”這是清代一位叫劉與義的山西巡撫在給皇帝的奏疏中，對當時三晉的人才觀所作的精闢分析：出類拔萃的人才首選貿易金融；稍為遜色的多作幕府筆吏；中等以下的人才方去讀書應試，如此重利輕名之念形成於大一統的明清，此時的山西政治氣候冷漠沉寂，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貿異常活躍繁榮，人才濟濟、群賢畢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間平遙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創立票號以後，晉商在全國呼風喚雨，匯通天下。以至後世俊秀，爭相攀效，多入商界發展。三晉由此成為海內最富。
東家多財富，夥計多才幹；東家求暴利，夥計求發展。一個天才的東家和一個天才的夥計相結合，就產生了天才般的事業奇蹟。平遙達蒲村的李大全是清朝中後期有名的富商，他所開辦的西裕成顏料莊是業務遍佈全國的大商號。其北京分號的領班雷履泰，少時便以強聞博記著稱，中年後久經商海磨練，養成了處事不驚、穩中求變的幹練風格，且交際甚廣，精明活絡。平遙人在京從商者眾多，逢年過節，總要託雷履泰往老家捎錢。雷總是熱心幫忙，忠人之事。久而久之，雷履泰發現：銀兩在異地流動過程中，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生機無限的新產業。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經營也是一種商業。於是，雷履泰說服了東家李大全，在平遙城出資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並選擇道光三年（1823）的正月初一這個良辰吉日開張營業。
初時，日升昌只是從同鄉匯兌的銀間中收取佣金，後來又擴大到吸收儲銀，放貸生財。日升昌的創立，不僅給中國落後的封建經濟帶來了新的變化，而且在管理制度上首開股份制經營的先河。李財東與雷履泰，各司其職。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銀股與人力股相結合，分配多元化，管理科學化。正是這種生機無限的制度，造就了票號業生機無限的前景。這種經營方式，簡易方便，快捷安全，風險性小，很快成為大富之家的投資熱點。一度時期內，太原府許多商鋪，改弦易轍，開號立票。清人徐珂統計，咸豐、光緒年間票號資產在白銀三十萬兩至八百萬兩之間的，太原府榆次常家有兩個，太原府祁縣喬家、渠家有四個，實力最大的是太原府太谷縣曹家，竟然有十二個，佔了整個晉商大票號的一半。太原府成了北中國的“銀窟”。
今天，晉中平原的祁縣、太谷、榆次等地，清代一直屬於太原府管轄。這些地方的富商曾經修建過許多豪闊的宅院，有的至今保存完好。
喬家大院最早的主人喬貴發，原來是一個落魄的莊稼漢，為了謀生，闖蕩口外。由於他為人善良，吃苦耐勞，聰明過人，很快在口外站穩了腳跟，隨後將掙來的大筆金銀運回故鄉，修建了規模宏大的宅院。保存至今的喬在中堂，歷史上曾四次擴建：最早始建於乾隆二十年，同治年間第一次擴建，光緒年間第二次擴建，民國年間再次增修，前後歷時160年，形成了現在小院20個、房屋300間、佔地87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3800多平方米的巨大規模。喬在中堂，聚數城財富於一堂。“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由復盛公商號及其衍生出來的復盛全、復盛西、復盛油坊、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復盛西面鋪等包頭商號以及京包線上的大中城市不同類型的“復字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喬貴發及其後人喬全德、喬全義、喬全美、喬映霞等，把數十個城市賺來的錢，大部分收攏到了晉中平原上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子裡。
喬氏在此大起樓院，穿堂築池，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四合院、穿心院、偏正院、過庭院，院院相連；懸山頂、歇山頂、硬山頂、捲棚頂、平房頂，頂頂凌空；木雕、石雕、磚雕、玉雕，雕藝鬼斧神工；金石、書畫、玉器、精瓷、古玩件件堪為珍品。如此大富之家，掩映在鄉村極不引人注目的農舍背後，既不顯眼造勢，又能安享富貴，遙控天下商號。如此建築佈局和藝術風格，充分展示了喬氏望族謹慎從事、大膽拓業、興雨商界、風雲天下的發展脈絡。俗話說“富不過三代，清官不到頭”，然而喬氏卻能興盛 200多年，繁榮七八代，這要歸功於喬氏歷代家長以德治世、以儒治家的思想。
他治家也非常嚴謹。為了防止子孫習染富家子弟的諸多不良風氣，制定了六條家規：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僕，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要求喬家在中堂的子弟嚴格執行。當時處於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多妻妾成群，而喬家卻定了“不準納妾”的家規，可見喬致庸治家之獨特。
喬家族人眾多，日常事務繁雜，僱傭有很多僕人。喬家對待僕人很寬容，不僅保證傭人吃得飽、穿得暖，還很尊重傭人，遇有過失，也不惡語相加，更不打罵虐待，違者會受到家規追究處罰。喬在中堂女僕都僱傭已婚婦女，不用小姑娘。喬家的小夥計來喬家後，也讓他們在空餘時間與少爺們共同學習，很多夥計在喬家幹上幾年活，還學到了很多知識，出色的還被派往包頭字號當夥計。
喬致庸告誡兒孫注重勤儉節約，不能貪圖享受祖輩留下的財富。他常說：“有錢不能浪費，浪費則對錢不敬，不敬則得罪錢，得罪錢則受窮。”還親自撰寫了對聯，掛在內宅門上用以教育後人，內容為:“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他認為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其次是“義”，最後才是“利”。他教育兒孫要以誠信服人，在與相與及其他店鋪合作中，注重義氣，不欺騙、不哄騙，不掙昧良心的錢。
他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明樓院的屏門上，作為在中堂的治家準則。在兒孫們犯錯後，喬致庸會嚴加訓教，令他們跪地背誦，直到其對所犯錯誤真正明白悔悟，方可離開。他經常提醒子孫要戒驕、戒貪、戒懶；做人要“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子孫的立身處事有很大影響，也使喬家商業走向輝煌。
現整理一些喬家家訓，與大家共同學習：
和為貴，家睦族旺
喬致庸的堂號“在中堂”和他的名字一樣，取“中庸”“執兩用中”之意。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喬家以此為基，形成了“和為貴”的家風，講究和諧、平衡。
重修德，人正事興
喬家大院正門影壁的“百壽圖”兩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損人慾以復天理”，下聯是“蓄道德而能文章”，橫批“履和”。意思是當人的慾望與天理衝突時，要抑制人慾順應天理。這正是喬家“重修德”的家風。
講誠信，以義取利
“傳家有道唯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經濟會通守紀律，言詞安定去雕鐫”，這些楹聯講的都是真誠、守規，不言過其實，不急躁慌張。喬致庸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首要的是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賺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
樂讀書，百年樹人
“百年燕翼惟修德，萬里鵬程在讀書”“書田歷世”“百年樹人”“讀書滋味長”，這些楹聯、匾額，折射著喬家尊師重教的家風。
喬家設私塾，讓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論親疏，一律上學讀書。喬家對任教的老師十分敬重，每位老師都配書童伺候，伙食與主人相同，還讓老師坐上席。老師回家主人們要送到大門外，等老師上車以後才能返回。
慎儉德，勤儉持家
財富最容易產生揮霍無度、奢華糜爛、擺闊逞兇的風氣，這也是家業衰敗的隱患。為此，喬致庸常說：“有錢不能浪費，浪費則對錢不敬，不敬則得罪錢，得罪錢則受窮。”
善為先，無私訟公
喬致庸將“為善最樂”的匾額高懸在正房門樓上，對子孫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他把積德行善當作治家要義。為幫助鄉鄰，喬家常年把三頭牛拴在門外，誰家要用就牽去，傍晚再送還。鄉鄰如有病無錢求醫或者家境困難過不了年的，只要找到喬家門前，都可以得到救濟。
懷天下，興家報國
清光緒元年到三年，左宗棠率清軍收復新疆，所需經費均由喬家大德恆、大德通兩大票號存取匯兌。
1938年，抗日軍隊一個連來到喬家堡村，喬致庸的孫輩喬映奎、喬映璜，把剛買來的護院武器全部捐給抗日誌士。另一孫輩喬映庚，大義凜然支持長子喬倜從軍救國，為晉商喬家的德、義、忠、信、善，增添了感人的一筆。
巍峨的大院，精美的建築，是喬家留下的物質遺產，而嚴格的家規、睿智的家訓、垂範的家風，是喬家留下的精神財富，它們和大院一道，歷經歲月的洗禮卻不褪色，穿越百年的時光而更加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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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遊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鉅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後，“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伕，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俱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乾隆《祁縣誌》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瞭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夥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僕，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裡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山西商人的商幫群體精神在商業經營中的表現有三種形式：
其一是從朋合營利到合夥經營。這是最初的群體合作形式。朋合營利就是一方出資，一方出力，有無相資，勞逸共濟。而合夥經營是一個人出本，眾夥而共商，也就是財東與夥計合作經營，它與朋合經營不同之處是，一個財東可有許多夥計，故“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顯然，夥計制比朋會制規模大，夥計制是在朋合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制度就其規模組織而言，在中國商業史上實無前例。不過，無論朋合或夥計制，尚是比較鬆散的商人群體。
其二是按地區形成商幫。這一種形式是在朋合營利和夥計制基礎上，以地域鄉人為紐帶組成的群體。山西商人在各地設立的會館，就是這一地方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這種地域幫以山西商人來說，統為晉幫。但在山西內部又按省內各地區形成不同的商幫，如澤潞幫、臨襄幫、太原幫、汾州幫等。清季票號興起，又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商幫。
其三是以聯號制和股分制形成業緣群體組織。聯號制是由一個大商號統管一些小商號，類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從而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發揮了企業的群體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創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種勞資組織形式。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商業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群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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