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目前‘寬貨幣’與‘緊信用’並存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下降。”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日前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近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強調，處理好宏觀總量與微觀信貸的關係；在把握好貨幣總閘門的前提下，要在信貸考核和內部激勵上下更大工夫，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接受採訪的多位業內專家均認為，提高銀行機構放貸的能力與意願，是推動“寬貨幣”向“寬信用”傳導的關鍵一環，而這需要監管層制定適當貨幣政策，與銀行機構完善自身機制形成合力，共同發力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服務小微企業。
銀行風險偏好下降明顯
《金融時報》記者通過對比發現，金融委第二次會議的重點議題與第一次明顯不同，把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對此，交通銀行首席宏觀分析師唐建偉認為，在我國目前仍以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中，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方式是：央行通過控制貨幣投放量及政策利率來調節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和利率水平，然後銀行藉助表內信貸等方式服務實體經濟。
傳導過程可以被看做“兩步走”，目前來看，第一步——從央行到銀行間市場的貨幣政策傳導良好。今年以來，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總體寬鬆，7天期Shibor利率從年初的2.83%左右波動下行，至8月3日已下行至2.52%。
然而，第二步——銀行間市場向實體經濟的傳導出現阻礙。數量方面，在銀行間流動性較為充裕的情況下，上半年社會融資增量比上年同期減少2.03萬億元；利率方面，在存貸款基準利率未調整的情況下，實體融資利率出現上行，3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96%，比去年12月份上升0.22個百分點。
今年以來，儘管央行釋放了較為充裕的流動性，但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存在。接受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銀行機構風險偏好下降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受當前資本充足率、合意信貸規模和流動性的約束，銀行機構的風險偏好明顯下降，特別是資管新規出臺後，銀行表內難以承接‘影子銀行’的信用供給，從而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造成一定製約。”吳琦表示。
“銀行信貸投放有順週期特點，當前經濟環境下銀行風險偏好會有所下降，即使監管放開信貸額度，銀行的放貸行為依舊會偏謹慎。”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中心特聘研究員戴志鋒認為，目前，金融機構已開始由“被動”信用收縮階段進入到“主動”信用收縮階段。
貨幣政策體現結構性寬鬆
近半個月來，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以及金融委相繼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下一步我國經濟金融工作，“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在上述會議中被反覆強調。
興業研究認為，在流動性合理充裕的目標已基本實現的背景下，當前貨幣政策工作的側重點正在從“寬貨幣”向“寬信用”轉變，而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重點又在於提升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與意願。《金融時報》記者通過梳理多位受訪專家觀點發現，“結構性貨幣政策+銀行完善自身機制”形成合力，或是提升銀行服務實體經濟內生動力的有效措施。
“未來的貨幣政策將更加註重提高存量貨幣的週轉速度與效率，並體現出結構性寬鬆的特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佩珈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各國經濟發展規律表明，
僅以‘寬貨幣’的方式來‘穩金融’，不僅難以取得預期效果，還可能引發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李佩珈預計，未來我國貨幣政策並不會大幅寬鬆，而將是根據全社會信用恢復的領域、進程與節奏，結構性增加貨幣供給。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剛也持有相同觀點。他表示：“央行的定向降準、銀保監會在近期召開做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服務座談會時要求大中型銀行要充分發揮‘頭雁’效應等，都體現出了結構性的思路。”
此外，多位專家均建議，可通過更優化的政策設計來提升銀行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信貸的供給能力和意願。“例如適度放鬆信貸規模、MPA考核要求，支持銀行通過多種方式補充資本，在信貸考核方面給予銀行更大的空間，給予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力度較大的金融機構更多再貸款、再貼現等政策支持。”吳琦建議。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有專家認為，MPA考核並非是影響信貸投放的主因。
完善銀行內部考核激勵機制
除了宏觀貨幣政策的微調之外，事實上，從微觀來看，服務小微企業意願低的現狀與商業銀行自身公司治理、內部考核激勵機制不健全有關，其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不完善、內部考核機制不健全也對‘緊信用’局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佩珈表示，“金融委提出充分調動金融領域中人的積極性，這是一大亮點。監管層要求銀行按‘三個不低於’目標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屬於負向激勵，即不達標就採取懲罰性措施，這難以從根本上調動銀行信貸人員的積極性，其往往通過各類變通方式完成考核要求。而此次提出的‘有成績的要表揚，知錯就改的要鼓勵’屬於正向激勵，有利於提高銀行信貸人員的積極性。”
吳琦則認為，下一階段，監管部門或將出臺推動商業銀行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績效評價以及監管考核辦法。從銀行機構自身角度而言，應提升小微金融業務的戰略認知，整合內外部業務和優勢資源，完善相配套的經營管理機制和組織架構，構建綜合化、差異化、有梯度、有深度的金融制度和產品供給，提升小微企業的服務質效。
“下一步，銀行應從三個方面提升服務小微企業的意願。”吳琦說。
在績效考核方面 ，對小微企業的不良貸款率實行差異化考核，適當提高其不良貸款容忍度，弱化對業務部門單一指標的考核，注重對小微金融業務整體收益的考核；
在產品服務方面，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給予FTP價格補貼，引導分支機構開展小微金融業務，綜合考慮小微企業的營業收入和融資額度，進行客戶細分，提高風險定價能力，加大擔保抵押方式創新力度，打造差異化產品體系；
在風險防控方面，構建匹配小微企業的風險審批機制和風險控制手段，提高對企業進行資質審核和資產評估的嚴謹性和可靠性，建立貸後管理與授信審批的聯動機制，強化貸後激勵約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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