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所欲言》所用俗字也具有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例如，《畅所欲言》有多处使用“只”字：
某老翁说：“只事着收”。
某老爷只事着息。
只屁放的香。
只屁放的色。
只屁能散气。
同我只处褙金银、打辫线。
只狗今（今）天好狗命。
只狗就食不着。
今天看见只几领。
岂肯行只行迳（径）。
汝说只话，……。
看只几样，……。
汝问只话，……。
就无只样恶错。
我今说只话。
只三五年，……。
在闽南方言俗字系统里，“只”往往作为“这”的拟音替代字，如龙彼得教授《朱文：皮影戏的一个剧本》（Zhu Wen：A Play For The Shadow TheatreR）所附《词汇小录》于“只”条下记：“［tsi］this，these”（11 ）。上记例句里的“只”字音、义亦然。
我曾读《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所刊《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某些章回“只”改“这”现象的启示》。该文研究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某些章回的“只”和“这”的改动，指出“指示代词‘这’，在汉语闽北方言中（南如江苏、江西，北如山东、河北），许多地方都有与‘只’相近的音”，又指出“在清代蒙古车王府曲本中，也有把‘这’写成‘只’的现象。”（12 ）《畅所欲言》里“把‘这’写成‘只’的现象”、闽南方言俗字系统里“只”的音、义，对于该项研究的深入，应该有所助益。
《畅所欲言》各篇“皆以俗语缀成”。
顾颉刚教授尝谓：
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这是民俗学中新创的风格，我深信其必有伟大的进展。（13 ）
《畅所欲言》里的俗语及其涵盖的民俗的事象、反映的泉州市井文化，很可注意。
兹举例言之。
［铺主公］语见《云泥叹》：“而宫中相公爷、铺主公香烛皆不及他，其故何欤”。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1927）记：
这回到泉州，进了不少的铺神祠，使我对于泉州的土地神有一个浅近的观察。
泉州城内和附郭的地方，共分为三十六铺。……凡是一辅中地方大一点的，又分为数境（大约二个至三个），例如中华铺就分为中和与妙华两境。
又记：
泉州人对于铺境看得很重，所以门牌上只写铺名而不写街巷名，在这一点上可以知道他们对于铺祠中神灵的信仰心。
又记：
这许多城内的神祠又分为“东佛”和“西佛”，这并不是就城的东西分列的，乃是地方上的两个大党派。这党派起于两个大户人家。清初，泉州城内有两个名人，一是打平台湾封为靖海侯的施琅，一是翰林富鸿基。富鸿基嫁女于施家，问施琅行民礼呢，还是行官礼。施琅是位极人臣的人，听了此话很生气，在婚娶的那天，他便供了皇上的黄衣，使富鸿基见了不能不下跪。那里知道，富鸿基家中有“五日权君”的铁鼻，施琅去了，他也高高供着。从此两家交恶，亲家变成了冤家。他们俩一文一武，很得地方上人民的信仰，就各各植起党来；富家在西，施家在东，因此把各铺境分成了东佛和西佛两派。每逢迎神赛会的时候，东西两派遇见，各不相让，常至打架，以至流血毙命。（14 ）
各铺、境有各铺、境的神祠，供奉各自的保护神（铺主公是对铺祠神明的敬称）。铺、境的划分，既是社区的划分又是神明影响力或势力范围的划分：“东佛”、“西佛”的划分不仅因地理而且由人事来划分。这是泉州民间信仰世俗化特质的典型表现。
［啰乳李］语出《大嫖客》：“甲我困一暝，搬出啰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
“啰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又作“唠哩连”(连字加“口”字偏旁）。郑国栋等《泉州道教》记：
“唠哩连”(连字加“口”字偏旁）这个哼腔虚词的运用，是对戏神田都元帅(相公爷）祭祀仪式中的一种唱诵。据传统《大出苏》，可知它是一种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祈禳仪式。……唱“啰哩连”(连字加“口”字偏旁）具有净台(驱除舞台上的凶煞恶鬼）的功用，喊棚唱“唠哩连”(连字加“口”字偏旁）称为“相公咒”，又称“净台咒”。（15 ）
在“甲我困一暝，搬出啰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一句里，“相公咒”(“净台咒”）成了戏乃至性事的代名词。“甲我困一螟，搬出啰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意为“同我睡一夜，演了一出戏”。民间信仰同世俗生活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例。
［罗汉脚］语出《后嫖赋》：“叫罗汉脚下手”。陈盛韶《问俗录》记：
台湾有一种无田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贾、不负载道路，俗指为罗汉脚。……曷乎言罗汉脚也？谓其单身，游食四方，随处结党，且衫裤不全，赤脚终身也。（16 ）
其实，泉州俗语里亦有“罗汉脚”之名、泉州历史上也有“俗指为罗汉脚”的无业游民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畅所欲言》所收《蠹化龟》提及“散仙”（“罗汉脚”）行径，其文曰：
串通各铺散仙，贼食狗睏（喻四处游食），饮教斜斜（喝得歪歪斜斜），手执刺仔刀、番仔铳（洋枪）。看人坦三角，喊声就剥（掠夺）。
［六无］语出《后嫖赋》：“过砦说会六无”（说过头话会六无）。
连横《台湾语典》于“六无”条下注：
为詈人之辞。谓为非作恶无六亲也。《老子》注：六亲父、母、兄、弟、妻、子。
泉州话、台湾语均属于闽南语，《台湾语典》其实是《闽南语典》也。（17 ）
《畅所欲言》所收各体、各篇作品，共同表现出不避俗字俗语的顽强倾向。
三
杨介人才高而涉笔成趣、入木三分。一卷《畅所欲言》居然历数娼妓、嫖客、龟奴、鸨母、和尚、道姑、衙役、马弁、赌徒、酒鬼、游医、巫卜、绅商、食客、乞丐一干市井小民，以及“穷书生”、“和事老”、“铜臭翁”、“摇尾儿”、“有钱人”和“惜毛翁”等市井百相。
在我看来，杨介人笔下的“穷书生”与“和事老”尤能传达当时、当地的市井文化。
《畅所欲言》所收《弹铗客》、《脱袴儿》、《吾道穷》、《托钵吟》和《沐猴儿》（《沐猴冠》）诸篇语涉“穷书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弹铗客》的作年标明为壬寅即1902年，《托钵吟》未标作年，其他各篇均作于戊申即1908年。从《弹铗客》“无考校又无书房，无处转（赚）食”（闽南俗称考试为“考校”）和“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之语和《托钵吟》“有穷书生，旧以钞写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之语可以断定，《弹铗客》和《托钵吟》均作于1905年八月清廷废除科举制度，颁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一律亦即停止”（18 ）之令以后（明清两代取得生员即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俗称“小考”，取得举人资格的考试称“乡试”，俗称“大比”，取得进士资格的考试称“会试”；丙午为1906年；“各省岁科考”指各省学政对所辖府、州、县在学生员的考试，由学政巡回举行，岁考三年二次，科考则于乡试前一年行之；小书指旧时科举场屋舞弊用的小型抄本）。
《弹铗客》里“三位书友”，“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相约到“南天门内一有钱人”家“打门禀见”以“傍食好物”。席间，主人放屁，三书友以“香哉屁也”为题赋诗。此时又一“书友”赶来要求加入，说：“府、县试也许人补考，我虽晏来，可以另题考试，以见真才”。主人道：“有心考校，何必易题。就此放屁二字，汝也做一首”。次日，主人“捐一个九老爹（从下文看，应是品级上附于从九品的未入流官职，老爹是老爷的俗称），新整一付补褂（又称补服，古代官服上有文绣，故称官服为补服）”，以“今加无品项戴，候补铜珊县正堂”的名义，“叫跟人讨糊贴榜”，“将考取屁生开列于左”。
《脱袴儿》里“在某铺某人书馆开设书房”的“读书人”，赌博输钱，常以裤子“做貯头”（即抵押），然后换上破旧裤子。文中调侃说：“读书人称（穿）长衫斯文雅意”，“正其伊有一领长衫，破裤称（穿）在身上，外面何混耳”；并说读书人“行只（这）行迳（径）”者，“曩时却少，近来居多”。
《吾道穷》记“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记其“改途趁食”的尴尬。
《托钵吟》里的“穷书生”，“旧以钞写度日”，“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想做生意，无本钱亦无本事；想担石赚钱，身子不堪“担压”；“做了游学（即各处代课），求书房兄相助多少，那知自开学堂，城内外无大书房，也也无处求借。无奈何做乞食”，“到店口人家念千家诗四句或唐诗一首，闻者疑其憨，或笑其戆，生却一日过了一日，趁食度了伙食”。一日，“穷书生”遇一群“读书人款（样）”的“后生家”，便“行到身边，朗吟杜甫《秋兴》八首，望伊可怜，取一角半角相助。后生家问，说汝做乞食，何不唱《五娘陈三曲》，阿是（还是）《乌烟赌博歌》，人人爱听，一文半文也有人看破，糊糊涂涂，到底嘴念是乜（什么）”，“穷书生”叹曰：“只（这）三五年，尚句（还）有一有半有亲像我能念杜诗，设使再去十年八年，卜（要）寻一人半人吟杜诗也不可得”。“自此改途卖油炸桧（油条）、丧心粿（发糕），不念诗趁食，此后亦罕说到杜甫二字。”
《沐猴儿》（《沐猴冠》）就“自停乡会试、无科岁考，凡我辈家用几十员（元）捐一领补褂，主祭点主祀土，食尽猪脚羊胛，叫了老爷叔，何等使派，乜样花葩。汝何不减食减用，也学人捐一领补褂，岂不美哉”的言论，对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捐官”之风加以抨击。
上记科举考试贬为“考取屁生”的闹剧、“读书人”沦为输得“脱袴”的赌徒、“书房兄”“改途”当巫卜和游医、吟诗成了“乞食”的手段、“捐一领补褂”成为时尚等状况，以及作者对这些状况的认知和情感倾向，上记“科举废、新学兴”背景下“穷书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乃是当时泉州市井文化之一角。
与《畅所欲言》作年相当的《台阳诗话》（1905，王松著）提及台湾“寄金捐官”之风，略谓：
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功名、功名，最足以炫耀于庸耳俗目之场。吾台改隶（指台湾于1895年沦入日人之手），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鞋，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19 ）
《台阳诗话》的作者王松写下这段话时，中国科举制度即将废除。但台湾时当日据时期，台湾的“读书人”已失去考取功名的希望，有些人转而“寄金捐官”即寄钱托大陆亲友代为“捐一领补褂”也。
《畅所欲言》所收《粽婶赋》、《蔗渣儿》、《却病方》和《和事老》分别有“兴汝就来（高兴了你就来），免用中人知见”、“我乡里洋客出葬，乞人逞凶，立请老先生某出为调处”、“前辈学问深意气平，一举成名仍不失书房兄本色。无论叔侄及乡里口角，总以息事为好，何曾干预衙门一事”和“里中有打门做公亲者，假好心来过面，入（人）和息说衙门”之语，描述被称为“中人”、“老先生”、“前辈”和“公亲”的人物在市井、乡里之社会事务方面发挥“知见”（即公证）与“调处”作用，以求“息事”、“息说”、免与“衙门”发生干系的“和事老”的作用。
明代福建惠安知县叶春及《惠安政书》谓：
惟皇制治建府、置县、画乡、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敷政教。（20 ）
朝廷命官，至县级乃止，县以下无职官建置，所以说“建府、置县、画乡、分里”；而“立耆老”的制度，实际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补充，所以说“佐令敷政教”。
明代闽人何乔远《闽书》记：
老人之役：凡在坊在乡，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此正役也。（21 ）
“耆老”（“老人”）之制的流风，于1897-1928年间的泉州市井社会仍然可闻可见。
2004年10月1日至6日，写于福州寓所之涵悦斋。
（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注释：
（1）引自《畅所欲言》第7页《刊刻大意》，泉州郁文书局1928年石印本。
（2）（3）引自《明刊戏曲弦管选集》，第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4）转引自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卷，第54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请参见蔡耀平等主编：《学术泉州》，第50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6）陈万里：《闽南游记》，第59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
（7）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8）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9）请参见许长安、李熙泰：《厦门话文》，第10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
（10）（11）引自《欧洲汉学研究协会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第2期，第74页、第92页，1979年，巴黎。
（12）引自《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第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
（13）转引自朱介凡：《中国谣俗论丛》，第24页，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
（14）引自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l期，1927年1月5日出版。
（15）引自郑国栋等：《泉州道教》，第132-133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5月版。
（16）引自《蠡测汇抄问俗录》，第137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7）引自《台湾文献丛刊》第161种，第44页，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10月版。
（18）转引自谢青等：《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9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2月版。
（19）引自《台湾文献丛刊》第34种，第61页，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10月版。
（20)引自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2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21)引自何乔远：《闽书》，第1册，第96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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