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和》是解放后根据旧本整理的新编剧目，因主题是强调团结，“将相失和，外敌入侵，国家和百姓遭殃”，因此得到上下一致肯定；再加上剧本编得好，演员二度创作精彩，因此这出戏一上演立即风靡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出新编戏。《将相和》说的是，战国时赵国舍人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被封为上大夫；又陪同赵王赴秦王设下的渑池会，使赵王免受秦王侮辱。赵王为表彰蔺相如，封蔺为上卿。老将廉颇认为蔺相如不过一介书生，只有口舌之功，其官阶却在自己之上，心中不服。蔺相如为此请病假不上朝伯，避免与廉相见。后来，廉颇得知蔺相如此举完全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恍然大悟，遂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之后两人合好全力辅佐赵王治理国家。这部戏是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先生1950年为首都实验京剧团的李少春和袁世海两位名家量身定制的。李少春是文武老生，文宗余叔岩、武师杨小楼；袁世海是富连成出科的著名架子花脸，是郝寿臣的得意门生。李袁二人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挡，在《将相和》中分饰蔺相如和廉颇，一文一武、一生一净，相得益彰。说量身定制，是因为翁偶虹与李袁两位长期合作，谙熟他们的表演特长，他在剧情安排上扬长避短，注意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和优势。“三次挡道”是廉颇与蔺相如之间冲突的直接碰撞，必须把他们外在和内心的戏做足，才能感染观众。李和袁都是表演高手，艺术上旗鼓相当，因此两位艺术家的“飙戏”把戏推向高潮。“负荆请罪”是尾声，蔺相如那段二黄散板“见此情不由我伤心泪降，我与你秉忠心同在朝堂。……”平稳中充满感情，接着两人对唱，蔺相如：“你是我老哥哥——，廉颇：愧不敢当！蔺相如：保国家我凭文——，廉颇：我凭武——，蔺相如、廉颇：忠心秉上。”这段唱你来我往，气息连贯，衔接紧凑，一气呵成。 当时，李少春和袁世海的艺术成就人所共知，“李派”和“袁派”之说，呼之欲出。这出《将相和》毫无疑问是锦上添花，给两位艺术家增添了新的光彩。
当时，还有一对生净搭档——谭富英和裘盛戎也找到翁偶虹，希望排演此剧。谭富英是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孙子，继承“谭派”，又有发展，被称为“新谭派”。裘盛戎是出科富连成的著名铜锤花脸，他所创的“裘派”如日中天，两位名家当时组建了太平京剧团，并列挂头牌。不久，这个团改编为北京市京剧二团。 为了适合谭裘二人的声腔特点和表演习惯，翁偶虹先生对《将相和》剧本做了较大的变动。西皮唱腔谭富英最为拿手，于是把蔺相如过关的“流水板”改为西皮“导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唱词也由闭口的“人辰”辙改为开口的“江阳”辙，更能发挥谭富英的嗓音优势。裘盛戎擅长唱二黄，廉颇在大街小巷阻挡蔺相如去路之后得意洋洋，接下来安排了“在金殿定官职是否难辨……”一段二黄“导板”、“碰板”、“原板”的大段唱腔，充分发挥了裘派铜锤的优势。这段唱后来成了裘派的代表作之一。廉颇知错改错，负荆请罪来到蔺府，两人见面相对而跪，谭富英的词和李少春不同，蔺相如唱道：“老将军你何必身背荆杖，有什么衷肠话细说端详……”。谭富英以他特有的高亢嗓音，一气呵成地唱出，把蔺相如的复杂心情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这段唱成为此戏的核心唱段而流传下来，成为谭派唱腔经典。一出新编戏，能够在两个剧团、由两组著名演员同时排练、同时上演、又同时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一现象十分难得。不仅如此，当时还出现了全国争演《将相和》的热潮。据翁偶虹先生统计，同为“四大须生”的奚啸伯和杨宝森、文武全才的李万春、明来京剧团的坤生徐东明、进步京剧团的杨派老生李鸣盛、青岛的言派老生言少朋，以及南京的纪玉良、天津的白玉昆等也先后排演了《将相和》，配演廉颇的花脸计有王泉奎、郭元汾、苏维明、景荣庆等名家。1951年秋，马连良从香港回到内地，受东北之约前往巡回演出，马连良约请袁世海协助演出，巡回期间也排演了《将相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上经常刊登某剧团“向兄弟剧种移植剧目”、“向兄弟院团学习演出剧目”等广告。各剧种、各院团之间在创作新编剧目上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蔚然成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即国家京剧院前身，除了繁重的国内外演出任务之外，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在创作和推广新编剧目上发挥骨干作用。中国京剧院汇集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叶盛兰、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等著名演员，以及翁偶虹、范钧宏、阿甲、郑亦秋等一流水平的编剧和导演，文革前的十多年中创作排演大量的新编剧目，其中不少成为流传至今的保留剧目，如《野猪林》《三打祝家庄》《闹天宫》《白蛇传》《响马传》《猎虎记》《李逵探母》《柳荫记》《三岔口》《罢宴》《穆桂英挂帅》《桃花村》《三盗令》等。这些新编戏不仅活跃在首都北京的舞台上，而且推广到了全国，为解放后京剧舞台“百花齐放”局面的呈现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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