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1745—1794），字容甫，清代江都人。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經學著作有《春秋釋義》、《尚書考異》、《經義知新錄》、《大戴禮記正誤》等，鄉土著作有《廣陵通典》、《廣陵對》等，治學經驗有《述學》內外篇等。先後在揚州南門街缸巷、儀徵花園巷、揚州戴家灣、玉井西邊的仁壽巷居住，死後葬於揚州城北上方寺西北葉家橋。江都老街區尚存汪氏故宅，“汪家巷”就以他而得名。
汪中
汪中自幼家貧，出身孤苦，7歲時其父就病故。家中無力供其讀書，只能由母親在家授以《小學》、《四子書》等，這更加激起他強烈的求知慾望。稍長，當他幫助書賈售書於市謀生時，便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偷偷自學，同時也養成一套過目不忘的本領。他得以遍讀經史百家，博考先秦圖籍，對古代學制興廢、文字、訓詁以及金石等方面均有博問切究，才、學、識皆有過人之處，卓然成家，遂為通人。20歲即作《射雁賦》，早年有《糜畯文抄》一冊行世，又曾選《哀江南》以下數十篇集為《傷心集》，並以詞賦知名。他所作駢文《哀鹽船文》為當時安定書院掌院杭世駿所賞識，被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從此名聲大顯。清乾隆、嘉慶時期，揚州、泰州文風鼎盛，學術研究氛圍濃厚，並各自形成流派，揚州有“揚州學派”，泰州有“泰州學派”，他們都以“經世致用”為己任，以考據為治學主要內容，汪中就是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
汪中一生坎坷，“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痛疢”，身處社會底層，閱盡人間百態，飽受炎涼之痛，因而逐漸形成了一種特立獨行、蔑視權貴的叛逆性格。
汪中20歲時補了一個秀才，34歲時謝少宰督學江蘇，“自遜以為己學不及汪中”，故拔其為貢生。除此而外，汪中即放棄仕途進取，以布衣終，過著以文為生的清苦生活。乾隆五十一年（1786），侍郎朱珪主江南試，因汪中名聲在外，所以考前曾謂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為首”。然而汪中卻“不與試也”，弄得這位主考大人無可奈何，尷尬之至。
汪中為人清高，尤其看不慣那些為富不仁又附庸風雅的鹽商，對他們常常是極盡諷刺之能事。有一次，他曾在大庭廣眾之中對人說，揚州一府有三個學問上的通人，為高郵王念孫、寶應劉臺拱（均為他的至交），江都汪中。也有三個不通之人，如程某某（鹽商）等。汪中的話不脛而走，很快傳遍揚州。有一位鹽商，平時總喜歡混在文人雅士之中，有時也胡謅幾句詩文。大家礙於面子，不免也恭維他幾句。可他竟然認不識自己，有一天居然跑到汪中家中，要汪對他評價一番。汪中冷笑著說：你自然不在不通之列。該鹽商一聽，很是得意，便又不知天高地厚地追問。不料，汪中接著不緊不慢地說道：“你再讀三十年書，也許可以進入不通之列了！”把這個鹽商羞得無地自容。
汪中對做官的，更是鄙夷不屑。揚州某商總，花了幾十萬兩銀子好不容易弄了個二品官銜，頭上總是不離頂戴花翎，頸上也總是不離朝珠，到處炫耀。汪中知道後，決定戲弄一下這位二品銜的商總。他專門乘了一頭蹇驢，頭戴一頂草編的暖帽，以紅羅卜做頂子，以松枝作孔雀翎，頸項上則掛著一串紙元寶代替朝珠，等候在這位商總經常出入的地方。然後是，商總跑到那裡，他也跟到那裡，你行我行，你止我止，引來好多圍觀的人看笑話，也弄得這位“做官”的商總狼狽不堪，哭笑不得。最後，只好託人求饒，從此再也不擺威風了。
對於自己的這些行為，汪中曾經作過解釋：“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諛者眾，遭罵乃疑為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
在學術上，汪中專向傳統思想挑戰，不畏權威，獨樹一幟。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盛行，汪中卻對朱熹編的《四書》大膽批判，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他說，孔子教導人是“因人施教”，向學生問政，學生“所答無一同者”，而朱熹聲稱是孔門學術的忠實研究者，卻違背孔子的話，以一二篇著作作為永恆不變的大經大法，其目的在於推行其政治主張，“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不僅如此，汪中還敢於指問歷代儒家，他曾在《荀卿子通論》中提出，歷來儒家總以孔孟並稱，實際上孔子之後，荀子傳經之功為最。他引證大量資料說明“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其貢獻遠甚於孟子。類似見解在他的文章中並不鮮見。
汪中敢於直言駁斥封建禮教和迷信，對儒家正統思想進行批判，因而常為腐儒所不容，但他在經史研究上的獨創見解卻為學術界所矚目。王念孫、劉臺拱都認為他“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摯其綱領”，“識議超卓，唐以下所未有”。
汪中就是這樣一個既有滿腹文章，又有一身正氣，更是兩眼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人。（朱毓麒，茂生，劍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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