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1745—1794），字容甫，清代江都人。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学著作有《春秋释义》、《尚书考异》、《经义知新录》、《大戴礼记正误》等，乡土著作有《广陵通典》、《广陵对》等，治学经验有《述学》内外篇等。先后在扬州南门街缸巷、仪征花园巷、扬州戴家湾、玉井西边的仁寿巷居住，死后葬于扬州城北上方寺西北叶家桥。江都老街区尚存汪氏故宅，“汪家巷”就以他而得名。
汪中
汪中自幼家贫，出身孤苦，7岁时其父就病故。家中无力供其读书，只能由母亲在家授以《小学》、《四子书》等，这更加激起他强烈的求知欲望。稍长，当他帮助书贾售书于市谋生时，便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偷偷自学，同时也养成一套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得以遍读经史百家，博考先秦图籍，对古代学制兴废、文字、训诂以及金石等方面均有博问切究，才、学、识皆有过人之处，卓然成家，遂为通人。20岁即作《射雁赋》，早年有《糜畯文抄》一册行世，又曾选《哀江南》以下数十篇集为《伤心集》，并以词赋知名。他所作骈文《哀盐船文》为当时安定书院掌院杭世骏所赏识，被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此名声大显。清乾隆、嘉庆时期，扬州、泰州文风鼎盛，学术研究氛围浓厚，并各自形成流派，扬州有“扬州学派”，泰州有“泰州学派”，他们都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汪中就是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
汪中一生坎坷，“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痛疢”，身处社会底层，阅尽人间百态，饱受炎凉之痛，因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特立独行、蔑视权贵的叛逆性格。
汪中20岁时补了一个秀才，34岁时谢少宰督学江苏，“自逊以为己学不及汪中”，故拔其为贡生。除此而外，汪中即放弃仕途进取，以布衣终，过着以文为生的清苦生活。乾隆五十一年（1786），侍郎朱珪主江南试，因汪中名声在外，所以考前曾谓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为首”。然而汪中却“不与试也”，弄得这位主考大人无可奈何，尴尬之至。
汪中为人清高，尤其看不惯那些为富不仁又附庸风雅的盐商，对他们常常是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一次，他曾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人说，扬州一府有三个学问上的通人，为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均为他的至交），江都汪中。也有三个不通之人，如程某某（盐商）等。汪中的话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扬州。有一位盐商，平时总喜欢混在文人雅士之中，有时也胡诌几句诗文。大家碍于面子，不免也恭维他几句。可他竟然认不识自己，有一天居然跑到汪中家中，要汪对他评价一番。汪中冷笑着说：你自然不在不通之列。该盐商一听，很是得意，便又不知天高地厚地追问。不料，汪中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再读三十年书，也许可以进入不通之列了！”把这个盐商羞得无地自容。
汪中对做官的，更是鄙夷不屑。扬州某商总，花了几十万两银子好不容易弄了个二品官衔，头上总是不离顶戴花翎，颈上也总是不离朝珠，到处炫耀。汪中知道后，决定戏弄一下这位二品衔的商总。他专门乘了一头蹇驴，头戴一顶草编的暖帽，以红罗卜做顶子，以松枝作孔雀翎，颈项上则挂着一串纸元宝代替朝珠，等候在这位商总经常出入的地方。然后是，商总跑到那里，他也跟到那里，你行我行，你止我止，引来好多围观的人看笑话，也弄得这位“做官”的商总狼狈不堪，哭笑不得。最后，只好托人求饶，从此再也不摆威风了。
对于自己的这些行为，汪中曾经作过解释：“吾乡多贾人，不知学短长，日见谀者众，遭骂乃疑为俊士，且吾不骂庸俗人也，得吾骂亦大难……”
在学术上，汪中专向传统思想挑战，不畏权威，独树一帜。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盛行，汪中却对朱熹编的《四书》大胆批判，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他说，孔子教导人是“因人施教”，向学生问政，学生“所答无一同者”，而朱熹声称是孔门学术的忠实研究者，却违背孔子的话，以一二篇著作作为永恒不变的大经大法，其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意者不托之孔子，则其道不尊”。不仅如此，汪中还敢于指问历代儒家，他曾在《荀卿子通论》中提出，历来儒家总以孔孟并称，实际上孔子之后，荀子传经之功为最。他引证大量资料说明“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其贡献远甚于孟子。类似见解在他的文章中并不鲜见。
汪中敢于直言驳斥封建礼教和迷信，对儒家正统思想进行批判，因而常为腐儒所不容，但他在经史研究上的独创见解却为学术界所瞩目。王念孙、刘台拱都认为他“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挚其纲领”，“识议超卓，唐以下所未有”。
汪中就是这样一个既有满腹文章，又有一身正气，更是两眼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人。（朱毓麒，茂生，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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