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綁架
任教於威靈頓維多利亞大的哲學家凱勒（Simon Keller）曾經解釋過道德綁架的運作。首先，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情境”（moral situation）。道德情境就是個人所擁有的義務、權利、在道德上被允許做的事情等等。舉例來說，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不可見死不救”的義務，都有權利發表言論、信仰，都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選擇自己要從事怎樣的娛樂活動等等。
一些的義務、權利，會因為一個人的能力、工作、身邊的處境而改變。舉例來說，假如一個醫護人員，很可能對自己正在照顧、治療的病患有特殊的義務。任何人對自己的親屬，不論是晚輩、平輩、長輩，都可能有一定照護的義務。如果我們走在路上看到別人暈倒呼吸心跳停止，不應該見死不救，就算沒有義務施予幫助，也至少應該叫個救護車。
情境的改變會讓人負擔額外的義務（法律以外的義務），這使道德綁架成為可能：
醫院可以輕易地去剝削醫護人員，故意把班表拉長或者拒絕給付加班費，然後告訴醫護人員說“沒有其他人可以接手，你們不可以丟下病人啊”。這樣一方面可以省下不少支出費用，另一方面可以維持一定（但不見得多好）的醫療質量。
某些航空公司會說“服務旅客是空服人員的天職、本分，要多替旅客、公司著想”，然後以各種名義苛扣假期、薪水，或者要求員工在臺風天冒著生命危險出勤。
用人企業可能會更多的強調實習生對公司的義務，“公司給你機會和平臺，你要多為公司考慮”，然後在實習中突然減薪，以便節省開支費用。
我可以隨手把垃圾丟在別人的自行車籃子裡面，然後別人搞不好會覺得不可以亂丟垃圾，或者怕被別人看到自己亂丟垃圾，所以乖乖地把垃圾丟到垃圾桶內。
學校則“光榮”的壓榨老師，對老師講，馬上快高考了，晚上或週末要加幾節課程，作為老師，要多為學生的學習成績考慮，總之，以各種名義“無償”的讓老師加班加點。
……
在這些情境下，道德綁架的受害者往往除了必須承受內心的道德譴責，更必須承受來自社會的道德壓力。
道德綁架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於道德似乎獎勵綁架者，會替綁架者對被害者施壓，會協助綁架者得利，不論這些利益是金錢上的利益（如同醫院、學校、航空公司、用人單位等案例），或者時間與方便。但是這就沒辦法，道德義務就是道德義務，而有時候愈不要臉，便愈能欺壓安分守己的人。
道德綁架的問題在哪裡？
道德綁架似乎很明顯在道德上有問題，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可能是帶來不好的後果，比方說壓縮了被害者的休息時間、給予他們較低的薪資等等。但是似乎不只是這樣，至少到最後病人得到照顧、學生得到了課程、乘客得到方便、垃圾都進了垃圾桶。凱勒主張，道德綁架的最大問題，在於藉由改變道德情境，不正義地分配了道德義務。有些事情該是別人自己去做的，或者別人必須出錢找其他的人做，但是經過了道德綁架，這些義務通通都堆在被害者的身上。
對待道德綁架的對策？
那怎樣回應道德綁架？就被害者的角度來說，似乎有一個方法，堅持拒絕：不理會道德綁架，即使做出道德上錯誤的事情在所不惜。如果我們清楚讓綁架者知道我們會拒絕，那麼綁架者就知道再怎麼綁架都沒用，以至於一開始就不會設法採取道德綁架。如此一來，即使我們準備好做錯事，我們實際上也不會做錯事，因為我們的堅持讓做錯事的情境不會發生。
當然，實際上拒絕沒道德綁架這麼簡單容易，而且帶有極大的風險。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講說我們會拒絕，但是綁架者還是照樣綁架，我們又得重新決定是否要真的拒絕。其次，綁架者往往擁有更龐大的社會與媒體資源，可以呼召社會民眾（網友）一起對被害者施壓。社會經常出現雙重標準，對有權有勢者輕輕放下，卻拿著放大鏡檢驗弱勢群體。此時，一旦弱勢真的拉倒，他們所承擔的代價遠超出有權有勢的人。如此一來，在社會民眾（網友）的“支持”下，綁架者往往“負擔”得起一而再再而三的綁架，但是弱勢團體“負擔”不起再三的拒絕。
這指向更關鍵的結構問題：為了讓被綁架者能堅持拒絕，社會民眾（網友）必須意識到道德綁架所伴隨的雙重標準。當醫院、學校、航空公司、亂丟垃圾的路人、用人企業進行道德綁架時，社會大眾至少要停止盲目地只譴責被綁架者。我們必須意識到是血汗醫院、學校、航空公司、用人企業等有權有勢的團體，在剝削、利用員工。我們更要認真思考怎樣停止當一個道德綁架的幫兇：抵制道德綁架的企業，並且唾棄協助道德綁架的機構、要求嚴格落實《勞動法》等等。唯有社會民眾停止譴責被害者，才有機會消除道德綁架。
有一點必須特別說明：道德綁架的成功與否不倚賴於被綁架者“實際上”是否有那些義務；只要被綁架者“相信”自己有那些義務就可以成功。特別指出這點，是因為我們並不相信在不給付薪資、加班費，或者排定合理班表、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前提下，員工真的對病患、乘客、消費者有義務。不過一個強調天職的社會似乎很容易逼迫員工相信自己有這種義務，而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社會民眾（網友）也很容易依據這種信念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社會中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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