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玲：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日期：2018年8月1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近日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到2050年要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適應第五輪全球產業轉移的趨勢，就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堅持製造業的主體地位，認真處理好“大”和“強”、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等六種關係。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全球意義
陳文玲認為，高質量發展在當前具有特殊意義，對於這個問題需要從五個方面來看。
第一，國際上，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博弈日益激烈，要想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國家間的競爭與博弈最核心的內容是有沒有硬實力，有沒有硬科技，有沒有軟硬結合的國家戰略與經濟實力。“未來大國之間的競爭一定是高質量發展的競爭，是核心技術的競爭，是製造業水平的競爭。決定博弈勝敗的是一個國家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是否具有高質量發展水平，是否具有高質量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制定高水平國家戰略的能力。”陳文玲強調。基於此，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們應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第二，從全球範圍來看，第五輪產業轉移已經開始。要使中國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中處於主動地位，就必須具有強大的產業接續能力，形成更可持續的產業競爭力。我們必須加快向產業的中高端邁進，只有堅持高質量發展，才能迎來更廣闊的市場。
由於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資源環境成本不斷上升，一些地方的製造業企業加快了向東南亞、南亞、非洲、北美、南美地區轉移的步伐。今年1至4月份，我國出口順差減少了24%，5月份減少了27%，這說明這一輪產業轉移速度是非常快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加快產業邁向中高端，和上述國家和地區形成產業分工上的錯位發展，中國才能可持續發展。第五輪產業轉移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適應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需要。
第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求我們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由於國內優質的高端消費品供應不足，所以中國消費者只能通過旅遊購物或者跨境電商從境外採購最好、最優的名牌產品。現在跨境電商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產業鏈。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具體表現在吃穿住行等各個方面，怎麼才能讓外溢的消費迴流？就是要高質量發展，創造優質商品有效供給。
第四，堅持高質量發展是真正實現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現代化強國不只是說經濟總量排在世界第二位、貿易總量第一位、製造業產值佔比第一位，而應是按照人均水平各個方面都進入世界一流水平。
第五，塑造大國形象要求實現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是地攤貨的代名詞，儘管後來商品質量有所提高，但都是貼牌生產，常是出口境外再買回來。現在國內一部分商品的質量和價格在不斷上升，而且已經趕上或者超過國際同類產品，但是每年仍有大量消費者走出國門到海外消費，中國遊客被稱為“會行走的錢包”，拉動了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的消費品的快速增長。中國消費者在拉動這些國家經濟的同時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被這些國家的某些人譴責和詬病。我們為什麼不能想辦法讓這部分龐大的消費群體迴流國內拉動內需，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重塑大國形象，我們必須有高質量的產品，有讓世界稱讚的高質量市場，讓消費迴流。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涉及的六大關係
陳文玲認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處理好多方面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好以下六種關係：
一是處理好“大”和“強”的關係。經濟規模大不等於強。那種單純依靠規模、數量、外延的不斷擴張而形成的龐大體量是虛胖，在風險來臨時往往不堪一擊。只有當我們形成經濟素質、發展質量、發展內涵都不斷提升的高質量發展時，國家才有抵禦風險的能力。
二是處理好一次產業、二次產業、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關係。這些年我們在調整三次產業結構時，過多地強調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甚至把服務業佔比作為衡量地方政府經濟結構調整的指標，而忽視了製造業的發展與繁榮，這是一個誤區。
當我國成為第一大貿易體，GDP總值快速上升的時候，其他國家並沒有把我們當作對手，而當我們提出製造業轉型升級邁向中高端，發展先進製造業的時候，則被其他國家當成了主要對手與遏制的對象。作為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製造業應該永遠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興國之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能使製造業產業空心化。一旦形成製造業空心化，要想重振製造業難度將非常大，而且這種難度要比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得多。我國無論如何不能削弱製造業，不能放棄製造業，而是要千方百計延長製造業的繁榮週期，並且在製造業繁榮週期內把製造業做大做強，加快建設製造強國，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肯定製造業的主體地位並不是要否定服務業的重要性，這二者並不是矛盾的。服務業要具有服務製造業和滿足人民群眾消費需求的供給能力，要和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而不是完全獨立成為替代製造業發展比重的產業。
三是處理好全產業鏈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合作的關係。按照全球分工與交易理論，一旦產生了全球產業分工，全球產業鏈是不會被打斷的，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資本鏈，已經形成了全球的分工與交易，各自有分工。中興通訊事件後，很多人指責企業為何不做全產業鏈。企業認為在全球產業鏈分工合作過程中，芯片做得好的做芯片，系統做得好的做系統，集成做得好的做集成。這樣組成的產業鏈條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經濟全球化規律的。當遇到美國長臂管轄法律的制裁時，這種全產業鏈的正常分工就被打亂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全球產業鏈與產業鏈的分工合作？我們的根本對策，就是要儘快邁向全球產業鏈的高端，而不是中高端。要創造在全球產業鏈中哪怕是一塊玻璃，一個零部件，一個模塊，一個芯片，都能成為一件頂級的產品，只有這樣才能迎接一切挑戰。
陳文玲舉例說，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先生曾經說過，“我40年就做一件事，就是做好一塊玻璃。”福耀玻璃現在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玻璃製造商，靠一塊玻璃的創新，把產品做到極致，做到了產業鏈的最高端。美國汽車生產商60%以上用的都是福耀玻璃，而且沒有其他替代品。這就是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產業鏈高端和頂端的力量。成為產業鏈上的隱形冠軍，做到一個零部件、一個環節上的世界第一。
四是要處理好原始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和集成創新等創新方式之間的關係。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比較重視的是引進消化吸收創新，集成創新是在集中經驗的基礎上進行高水平的提煉和模仿，也是一種高水平的拿來主義。在集成創新方面我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高鐵。250公里以下的技術主要是引進日本和德國的技術，但是250公里以上的技術全部都是自己研發創造的。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然後創新的道路。中國經濟走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最需要的是原始創新，需要通過理論創新與發明，發現新技術、共性技術、原創性技術和顛覆性技術。而原始創新也正是我們最大的短板。這樣的研究即使是坐冷板凳，即使是幾十年磨一劍，也是有價值的。實際上，很多原始創新開始沒有收益，還需要持續的投資，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從量變到質變，才能發生飛躍。這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克服浮躁心理。
五是處理好匠心臻品與粗製濫造方面的關係。現在我們缺少古人那種匠心臻品，缺少德國企業家的匠心臻品，缺少日本百年老店或幾百年老店的匠心臻品。江蘇太倉有232個德資中小企業，其中有38個是世界隱形冠軍。比如，一家專門生產轉筆刀的企業已經有236年的歷史，轉筆刀做到了世界之最，世界所有知名化妝品牌用的削眉筆都是這家企業生產的，這家企業的產品從來都不缺少銷路。瑞典的山德維克公司是專門生產掘進機鑽頭的公司，雖然只做鑽頭這一件產品，但是做到了極致，在全世界的市場佔有率達到96%，它的使用壽命比其他的鑽頭都長。這就是匠心臻品。要把發明變成好的產品，形成被人認可的品牌，需要時間的積澱，市場的認知。所以，高質量發展在很多方面都要解決深層次問題。因此，要使人們的思維活躍起來，使廣大企業家和從業者們靜下心來，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要有做百年老店的精神，進行技術創新。
六是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重塑了一個微觀經濟基礎。微觀經濟基礎再造已經完成，而我們的上層建築、生產關係調整和變革仍然嚴重滯後。現在很多新工藝、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創新往往會遇到制度性的阻礙就是因為改革滯後和生產關係調整滯後。優質制度供給不足是結構性改革最大短板。沒有制度的變革，沒有制度創新，就不能跟上新時代的步伐。政府的思維、管理方式、行為方式都滯後於生產力的發展，滯後於市場，這如何能保證高質量發展？現在很多工作是自捆手腳，是制度設計的問題。要讓人釋放創造力，讓企業釋放創造力，讓地方政府釋放創造力，那麼不進行深度改革，沒有新的體制機制，高質量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當前解放思想非常重要，在生產力要素中人是第一要素，要以人為本，給人以思想翱翔的外部環境。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
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創新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今後粗放型、規模型、數量型、外延型發展方式將被拋棄，高消耗、高汙染、高耗能、高速度增長的階段將成為歷史。通過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加巨大的創新紅利、人才紅利、市場紅利、區域協調發展紅利等，將成為中國長遠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支撐力。
具體來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以實體經濟為本，當然也要發展虛擬經濟。現代經濟應該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並駕齊驅，平穩前進；要以製造業發展為本，儘量延長我國製造業的產業鏈和生命週期；要把著力點放在原始創新上，要佔據產業鏈高端；要重視人才，把人作為第一生產要素，把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出來，讓一切創造財富的資源、資產湧流；要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調整生產關係，為微觀基礎，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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