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太有才，也很霸气，不愧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王朝。汉武帝通西域后，一种官职的名称就开始出现在了今天新疆的大地上，它们就是“却胡侯”、“击胡侯”、“击胡君”等，但汉朝人觉得这还不够，就又命名了“击胡左右君”、“去胡来王”等等。一个不够来两个（左右），去胡了还不行得来个王（来王）。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些职位在西域的城邦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国”中普遍设立的，如：如《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置“却胡侯”，疏勒、龟兹、车师后国皆置“击胡侯”，尉黎有“击胡君”，焉耆置“击胡左右君”，婼羌王称“去胡来王”。
这种官职的名称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然是相当霸气的，都是针对维护新疆的稳定而去的，他们也绝非徒有虚名。这些官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军事干部，汉朝部队还为他们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些军队毫无疑问应该被称为“却胡军”、“击胡军”，他们代表汉朝政府驻守在新疆的大地上，维护着新疆的稳定，与我们今天的“防暴队”等名称比起来，更加外向并有主动出击的意味。
一个职位名称就这样印证了汉朝的实力与性格，他们有能力也不遮掩，把当时这些军队的使命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也让军人们的职责更加清晰明了。虽然，当时西域的一些小国不过都是些小部落，最小的小宛国人口刚刚过千，军队也只有二百来人，但汉朝能够在这里设立“击胡侯”、“却胡侯”等，既是西域纳入中国版图的见证，也是汉朝综合实力与行政、军事等管理制度的体现。
《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只有50户（1750人），军队500人，不种田，随畜逐水草，依赖鄯善、且末两国的谷物生活。出产铁，会铸造刀、剑、甲、矛、弓等兵器。虽然是人口不多的小国，甚至比不过我们今天一些小村子的人口，但婼羌国王却能号称“去胡来王”说明其享受的政治待遇极高，而他手下的诸如“却胡侯”、“击胡侯”这些职位的级别应该也不是很低，这些人大多是汉朝皇帝的亲信，其地位仅次于各将军，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官级别。但是，校尉手下一定有自己统领的部队，而将军却不一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校尉的实际影响力有时候甚至超过将军，这就是说，他们是军队中的一线指挥官。
汉朝人就用这一样一支军事力量维护了今天新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我们要把当时“却胡侯”、“击胡侯”中的“胡”理解为新疆本地少数民族就大错特错了。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匈奴人是夏的后裔，就是说匈奴人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国人，但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是匈奴与中原王朝敌对的时间太长，汉朝人一直不认可司马迁的说法，把匈奴当“敌人”，而汉朝政府在西域设置的“却胡侯”、“击胡侯”就是针对匈奴而言的。
尽管，我们今天还完全弄不清新疆地区最早的土著民族到底是谁，但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新疆的月氏、乌孙、楼兰、莎车等民族其实最早居住在今天的河西走访，秦人强大之后，将他们赶到了伊犁河流域。当时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是塞人，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还无法触及到今天的新疆。
专家认为，古代塞种人入居西域后，曾在新疆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汉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个今天已很陌生的名词“塞种人”。《西域传》说：乌孙国的东边与匈奴相连，西北面是康居，西邻希腊化的大宛，南面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国家。这地方原本有塞种人居住。大月氏向西方迁移时，打败了塞王。塞王向南过悬度，进入了克什米尔（罽宾，原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极东部城市）地区，大月氏便占领了原塞王的辖地。
后来乌孙王昆莫占有了大月氏的领地。所以说乌孙的人民中有塞种人和大月氏人。又曾提到：从前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征服了大夏，而塞王南迁迁移，塞种人分散为许多小国。从疏勒起，西北的休循国、捐毒国等都是塞种人的国家。
匈奴人控制新疆这一区域当然是在这之后了，而《汉书》书中提到的匈奴、大月氏、塞族之间类似多米诺式的迁徙运动，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
历史在这里变得很有意思了起来，即是汉朝的势力进入新疆后，并不将塞族人和河西走廊的原著民族月氏、乌孙、楼兰、莎车等，以及新疆最早的土著民族当“外人”看，甚至封他们为王，给他们配置了军队。这就是说，汉朝人把与自己同祖的匈奴人当敌人，却并不歧视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民族，而汉朝人曾经试图联合月氏、乌孙共同对付匈奴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侯世新《“胡人”的变迁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促进》：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胡”据《周礼·冬宫·考工记》：“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127-200年)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由此可知，“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先秦的肃慎、汉晋的乌恒、鲜卑等民族因地处匈奴的东面，故称之为“东胡”。这也间接的证明“胡”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文博》2010年第3期）
说到这里，汉朝人的个性已经非常清晰明了——他们从来就不管谁是谁的“亲戚”，只要谁让国家受到屈辱或者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打残谁、消灭谁。倒霉的匈奴人就遇到了这样的境地。
也许，受汉朝人的这种“情绪”影响，直到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并不将匈奴的历史看成是中国历史，这不仅仅是学术的偏见，更有情感的色彩。事实是，与汉人同祖的匈奴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没有他们，中国历史在很多地方就解释不通，就会有很多“杂音”，而把汉匈奴的战争看成兄弟阋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
这也许是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首句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原因所在。作为今人，我们不能因为情感而跑偏历史，但也不能因为所谓的和谐而忘记“却胡侯”、“击胡侯”中的骨气。（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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