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上海体育学院
研究方向：武术文化
1993年我在《体育与科学》首发《论太极拳的“弧”》，2002年至2009年来上海读研及工作后又刊发4篇文章，近年指导博士生再发2篇。作为与《体育与科学》有着非同寻常感情的老作者，应志理兄之邀于其微信公众号创新栏目“作者自白”总结自己口述历史研究之心得，再度受邀附和其再创新栏目“自白之后”，以反省自己学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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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互证到“古今中外”三重证据
1999年至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期间，旁听哲学系、教育系等部分课程及校内外历史学、社会学名家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经典，走过了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后现代思潮的历程，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阵营的研究样式也尤为青睐，由此确立了中西互证的研究思路，锁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开创并风行全球的文化研究之方法。
这段经历由硕士开端延续到博士，其心路历程分别有“以哲学解释学梳理武术的体悟，以马克思异化观剖析武术现代化，以现代化视角透视武术现代性断裂，从全球化出发思考武术国际化问题”等路标。
2002年到上海体院攻读民传博士，近乎疯狂地阅读，又因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主张而将研究思路完善以“古今中外”三重证据法，并在现代性断裂思路之外发现武术传统与现代的连续，将其归结为乌托邦精神（《体育与科学》2005年第3期），并以博士论文，梳理诸多偏见。
此举得到学界鼓励，阶段性成果被2004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收录（《武术的身体：一项身体社会学研究》）、在第三届学术年会青年学者专场作大会报告（《武术门户：空间的生产与文化想象》）、获第四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武术比试的社会学分析》），博士论文被评为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2007），专著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2012）。
武术技艺传承，在“非亲而亲，非亲胜亲”门户家建设中成为关联“时间之古今、地域之南北、门户之内外”的共同体，在“师之三教，徒之三变”中建立师徒关系，在师之传中形成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的两部传播学，在徒之承中经历“入门、换劲、过关、出师”的成人仪式，在掌门人选拔的“武德中心”和“功夫中心”中彰显门户理想人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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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载原为学问梦
1982年在老家县中工作而志于学的我，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学术名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的订阅成为我踏上学问路的参照。在1985年《江苏教育》首发《怎样教侧手翻》处女作后，于《武林》《武术健身》等刊物先后刊发十余篇学思之果。
第一，研究样式之问。在比较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问卷调查研究后我发现，心理学强调前面工作，在问卷编制的信效度上进行百般论证，教育学突出后面内容，对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细致的说明，两者分呈或虎头蛇尾或头轻脚重之嫌。该比较也提醒我：不同学科的研究具有不同的文本样式，要自觉自己研究的学科归属，要将国际级思想家的研究样式作为揣摩对象。
第二，研究与方法之问。在越来越迷信方法、甚至方法关注亦已掩盖研究结果考验的当下，重回研究之初心（由问题出发而终于问题的解决）可审视其本质有三。
一是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没有研究（问题解决新成果）即无方法。一个没有创新性结果的“研究”，无论其方法多么花哨都如外表美丽健全而无心脏的木偶。反之，有了创新结果的文本，即使目盲、耳聋、体残但因一颗心而仍是人，研究的创新结果就像人之为人的一颗心那么不可或缺。
二是研究并非现象的描写（人类学家格尔茨称之为浅描），研究需要由可见而绘看不见之物，人类学称其为深描、哲学括之为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三是研究乃交流，系会话，其过程是从看得见的人的舌战到与未曾谋面者的心语，其研究成果质量也由你与谁进行了交流、跨越了多大空间、穿越了多长时间所决定。
第三，研究与学问路。拟踏或正在学问路的人需坚定两方面观念，一是在越来越以论文数量、引用类考核研究成效的当下，需以“我生围绕哪个问题作出了什么贡献性解答”而不坠学问路信念；二是在“发表论英雄”的现代，一个行走在学问路的人需以“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坚定前行信念，在渐成“懂你不可喜，不懂不可悲”心态，强化自知之明中不断提高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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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来者学问路
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正在步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旅，期间我们经历了晚清从中国体育认识西方体育的立场（1897年王维泰有“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字遗意”之论，甚至1919年陈铁生仍持“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的范围”之调），到民国全盘西化后转换为以西方体育看中国体育之视角（其代表性观点有“中国古代无体育、古代武术无竞技与竞赛”），当下树立起以我为中心的开放立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何谓中国体育”，绕不开的工作是民族传统体育学建设。
第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文化自觉。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体育领导权争夺的“土洋之争”，看似败阵下来的武术，其后却以1963年成为一个专业、1982年成为一个二级学科，终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而在“奥运争光计划”的喧嚣中低语中国体育之胜。
第二，中国体育的文化基因。中国体育文化基因的研究，需以柯文（1984）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朱维铮（1987）提议的中国“内在理路”、费孝通（1997）概括的“文化自觉”命题，回到中国体育历史源头，或由李泽厚（1999）所说的“中国文化源于巫史传统”审视武术礼仪化、生活化特征，或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发提炼武术的军事性、宗教性特征。
第三，武术特色话语与理论。在与“军人、常人、文人”区分中形塑群体意识、形成文化标识的武术，其将军事概念武术化时“武术”“技击”“武德”“武艺”概念的变迁，“拳术”新概念的形成，其区别常人“先天”“后天”“三节四梢”以及“劲”“换劲”概念，区别文人“工夫”的“功夫”以及“气（内涵五义）”“天人”“神形”“虚实”等概念，都是发现武术特色话语的窗口，也是构建文化自觉武术理论的基石。
第四，中国体育古今中外之变。当下面临的现代化转型，如果从长时段看可谓中国历史古今中外之变链条的一环。春秋战国的古今之变，随文武分殊从文武全才“六艺”走出来的武术，形成了孔子所说的“损益”当代化发展之法。南北朝中外之变，因中国经济文化的强大，形成了以本土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融合法，其中佛教中国化的禅宗滋生了少林武术形成发展的土壤。
清以降“三千年未遇大变局”的古今中外之变，既有西方体育中国化发展，也有武术现代化，并在前面“古今之变、中外之变”历史经验中，似赵孟頫妻子《我侬词》所说的彼此包含，如全球化的相互关联，正在形成“根据自身逻辑在求中西之同、存中西之异后而造新我”的思路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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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学会问，有学问”“学之大者视宽，问之深者心细”的学问路，既是学者闻道悟道的学术生活，也是平民百姓的人生常态，因为“面临什么问题、如何处理问题、问题的处理程度”决定我们不同的人生。故以“生而学问，学问人生” 作为结语，以此自勉勉人，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体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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