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上海體育學院
研究方向：武術文化
1993年我在《體育與科學》首發《論太極拳的“弧”》，2002年至2009年來上海讀研及工作後又刊發4篇文章，近年指導博士生再發2篇。作為與《體育與科學》有著非同尋常感情的老作者，應志理兄之邀於其微信公眾號創新欄目“作者自白”總結自己口述歷史研究之心得，再度受邀附和其再創新欄目“自白之後”，以反省自己學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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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西互證到“古今中外”三重證據
1999年至2002年在華東師範大學攻讀體育人文社會學碩士期間，旁聽哲學系、教育系等部分課程及校內外歷史學、社會學名家講座，如飢似渴地閱讀西學經典，走過了從現代化、現代性到後現代思潮的歷程，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陣營的研究樣式也尤為青睞，由此確立了中西互證的研究思路，鎖定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開創並風行全球的文化研究之方法。
這段經歷由碩士開端延續到博士，其心路歷程分別有“以哲學解釋學梳理武術的體悟，以馬克思異化觀剖析武術現代化，以現代化視角透視武術現代性斷裂，從全球化出發思考武術國際化問題”等路標。
2002年到上海體院攻讀民傳博士，近乎瘋狂地閱讀，又因法國年鑑學派長時段主張而將研究思路完善以“古今中外”三重證據法，並在現代性斷裂思路之外發現武術傳統與現代的連續，將其歸結為烏托邦精神（《體育與科學》2005年第3期），並以博士論文，梳理諸多偏見。
此舉得到學界鼓勵，階段性成果被2004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收錄（《武術的身體：一項身體社會學研究》）、在第三屆學術年會青年學者專場作大會報告（《武術門戶：空間的生產與文化想象》）、獲第四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獎（《武術比試的社會學分析》），博士論文被評為上海市研究生優秀成果獎（2007），專著獲上海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二等獎（2012）。
武術技藝傳承，在“非親而親，非親勝親”門戶家建設中成為關聯“時間之古今、地域之南北、門戶之內外”的共同體，在“師之三教，徒之三變”中建立師徒關係，在師之傳中形成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賢人的兩部傳播學，在徒之承中經歷“入門、換勁、過關、出師”的成人儀式，在掌門人選拔的“武德中心”和“功夫中心”中彰顯門戶理想人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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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載原為學問夢
1982年在老家縣中工作而志於學的我，誤打誤撞地闖進了“學術名門”，《哲學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的訂閱成為我踏上學問路的參照。在1985年《江蘇教育》首發《怎樣教側手翻》處女作後，於《武林》《武術健身》等刊物先後刊發十餘篇學思之果。
第一，研究樣式之問。在比較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問卷調查研究後我發現，心理學強調前面工作，在問卷編制的信效度上進行百般論證，教育學突出後面內容，對調查結果進行深入細緻的說明，兩者分呈或虎頭蛇尾或頭輕腳重之嫌。該比較也提醒我：不同學科的研究具有不同的文本樣式，要自覺自己研究的學科歸屬，要將國際級思想家的研究樣式作為揣摩對象。
第二，研究與方法之問。在越來越迷信方法、甚至方法關注亦已掩蓋研究結果考驗的當下，重回研究之初心（由問題出發而終於問題的解決）可審視其本質有三。
一是方法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沒有研究（問題解決新成果）即無方法。一個沒有創新性結果的“研究”，無論其方法多麼花哨都如外表美麗健全而無心臟的木偶。反之，有了創新結果的文本，即使目盲、耳聾、體殘但因一顆心而仍是人，研究的創新結果就像人之為人的一顆心那麼不可或缺。
二是研究並非現象的描寫（人類學家格爾茨稱之為淺描），研究需要由可見而繪看不見之物，人類學稱其為深描、哲學括之為由現象到本質的過程。
三是研究乃交流，系會話，其過程是從看得見的人的舌戰到與未曾謀面者的心語，其研究成果質量也由你與誰進行了交流、跨越了多大空間、穿越了多長時間所決定。
第三，研究與學問路。擬踏或正在學問路的人需堅定兩方面觀念，一是在越來越以論文數量、引用類考核研究成效的當下，需以“我生圍繞哪個問題作出了什麼貢獻性解答”而不墜學問路信念；二是在“發表論英雄”的現代，一個行走在學問路的人需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堅定前行信念，在漸成“懂你不可喜，不懂不可悲”心態，強化自知之明中不斷提高學術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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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來者學問路
近代“睜眼看世界”的中國正在步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之旅，期間我們經歷了晚清從中國體育認識西方體育的立場（1897年王維泰有“體操實非西法，乃我中古習舞字遺意”之論，甚至1919年陳鐵生仍持“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繪的圖形，依舊逃不出技擊的範圍”之調），到民國全盤西化後轉換為以西方體育看中國體育之視角（其代表性觀點有“中國古代無體育、古代武術無競技與競賽”），當下樹立起以我為中心的開放立場（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目前放在我們面前的最大問題是“何謂中國體育”，繞不開的工作是民族傳統體育學建設。
第一，民族傳統體育學的文化自覺。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體育領導權爭奪的“土洋之爭”，看似敗陣下來的武術，其後卻以1963年成為一個專業、1982年成為一個二級學科，終成從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養體系，而在“奧運爭光計劃”的喧囂中低語中國體育之勝。
第二，中國體育的文化基因。中國體育文化基因的研究，需以柯文（1984）倡導的“中國中心觀”、朱維錚（1987）提議的中國“內在理路”、費孝通（1997）概括的“文化自覺”命題，回到中國體育歷史源頭，或由李澤厚（1999）所說的“中國文化源於巫史傳統”審視武術禮儀化、生活化特徵，或從《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出發提煉武術的軍事性、宗教性特徵。
第三，武術特色話語與理論。在與“軍人、常人、文人”區分中形塑群體意識、形成文化標識的武術，其將軍事概念武術化時“武術”“技擊”“武德”“武藝”概念的變遷，“拳術”新概念的形成，其區別常人“先天”“後天”“三節四梢”以及“勁”“換勁”概念，區別文人“工夫”的“功夫”以及“氣（內涵五義）”“天人”“神形”“虛實”等概念，都是發現武術特色話語的窗口，也是構建文化自覺武術理論的基石。
第四，中國體育古今中外之變。當下面臨的現代化轉型，如果從長時段看可謂中國歷史古今中外之變鏈條的一環。春秋戰國的古今之變，隨文武分殊從文武全才“六藝”走出來的武術，形成了孔子所說的“損益”當代化發展之法。南北朝中外之變，因中國經濟文化的強大，形成了以本土文化消化外來文化的融合法，其中佛教中國化的禪宗滋生了少林武術形成發展的土壤。
清以降“三千年未遇大變局”的古今中外之變，既有西方體育中國化發展，也有武術現代化，並在前面“古今之變、中外之變”歷史經驗中，似趙孟頫妻子《我儂詞》所說的彼此包含，如全球化的相互關聯，正在形成“根據自身邏輯在求中西之同、存中西之異後而造新我”的思路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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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會問，有學問”“學之大者視寬，問之深者心細”的學問路，既是學者聞道悟道的學術生活，也是平民百姓的人生常態，因為“面臨什麼問題、如何處理問題、問題的處理程度”決定我們不同的人生。故以“生而學問，學問人生” 作為結語，以此自勉勉人，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體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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