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亂世，群雄並起，互爭雄長，逐鹿天下。
朱元璋與張士誠相爭過程中，張士誠之弟張士德被擒，是此消彼長的一大轉折點。
張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浙西地皆所略定”。可以這樣說：張士誠能掙下偌大霸業，主要仗賴於張士德的能謀善戰。
但是，關於張士德如何被擒，《明太祖實錄》的記載卻有些混亂。
按照《明太祖實錄》的記載：“七月辛已(至正十六年七月初三，公元1356年7月30日)，……（徐）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鬥，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並禽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為多。既被禽，士誠氣沮。”
即至正十六年七月，徐達、湯和、張彪帶兵進圍常州，張士誠擔心常州守軍抵擋不住，派張士德率軍往援，結果張士德中了徐達的埋伏，“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
但是，徐達既然立了這麼大的功勞，《明太祖實錄》沒記載有朱元璋對徐達有任何表彰；反而，徐達在七月活捉的張士德，到了八月庚午（該年八月二十二日），“元帥自徐達以下俱降一秩”，徐達本人及其手下所有軍官都被降了一級官級，理由是久攻常州不下，“老師無功”。
按說，一碼歸一碼，徐達及其軍團將官久攻常州不下，受到降職處分是正常的；但擒捉張士德，為什麼不予以表彰？
還有，《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卷一二五《徐達傳》；《國史考異》卷一；《明通鑑》前編卷一；《國初群雄事略》卷六《周張士誠》等書，在記載徐達“圍城打援”的這一段：只是說張士誠派幾萬軍隊增援常州，中了徐達設在離城十八里的埋伏，慘遭失敗，部下張、湯二將當了俘虜。這和前面《明太祖實錄》所記“並禽其將張、湯二將軍”是一致的，但都沒有提到張士德被擒。
最詭異的是：同卷《明太祖實錄》又記：“十月戊申(至正十六年十月初二，公元1356年10月25日)，張士誠兵既敗於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禽，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
在請和過程中，張士誠開出的條件是：“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白銀)三百斤“。朱元璋則要他歸還曾派去交好的使者和俘去的詹李二將，並歲輸糧五十萬石。朱元璋在信中提到：“爾獲我詹李二將不過小校，無關戰局，我捉爾張湯二將，爾之左右手也。’這裡，只說捉到了張湯二將，沒有張士德。
由此可見，張士德的被擒不應該是在這段時間。
其實，《元史》有記：“丙申（指至正十六年）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而陶九成《輟耕錄》在記載杭州之戰時有提到：“士德與王與敬偕往。”
即張士德在至正十六年七月參與了攻打杭州，八月回到平江，是不可能會在常州被擒的。
說過《元史》，再來說說《明史》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趙德勝傳》裡明確記：“（趙德勝）復從遇春攻常州，解牛塘圍，復廣德、寧國。取江陰，攻常熟，擒張士德。”即擒捉張士德的人是趙德勝。
而在常熟虞山西北湖橋立有一塊《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碑是為紀念大將趙德勝（其於洪武六年，追諡武桓）的，碑文為明初大學士宋濂所寫，收錄在《鑾坡後集》中。文中明確記載了擒捉張士德的時間為：“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徵望亭、甘露、無錫諸寨。”
丁酉年為至正十七年，即擒捉張士德的時間是至正十七年七月，與《明太祖實錄》上的記載整整相差了一年。且碑文記載擒捉張士德的地點和《明史.趙德勝傳》的記載相同，都是常熟，不是常州。
實際上，擒捉張士德的地點應該就在立碑處——常熟虞山湖橋。
因為，張士德被擒後，在張士誠幕中授內史之職、尋遷學士院學士的吳中詩人陳基，曾在虞山湖橋寫過一首懷念張士德的詩，該詩後收錄於《夷白齋稿》，詩云：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
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
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
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另外，《天潢玉牒》有記：“丁酉六月 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
同樣，《皇明本紀》有記：“丁酉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
上面說了，丁酉年為至正十七年，從這兩書可以確認擒捉張士德的時間是至正十七年七月。
還有，《元史》的《順帝紀》、《達識帖睦邇傳》均有記：至正十七年，張士誠為書請降，達識帖睦邇承製令周伯琦前往撫諭，詔以張士誠為太尉，張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如果張士德已在至正十六年被徐達所擒，則距離張士誠於至正十七年向元廷納款已有一年多，怎麼還會授予張士德平章政事之職？
再看《明太祖實錄》中徐達打常州後的經歷：
1、“三月壬午(至正十七年三月初八，公元1357年3月18日)，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糧足，故堅拒不下。及誘叛軍入城，軍眾糧少，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
2、“三月己丑（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公元1357年4月4日），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取馬馱沙，克之。”
馬馱沙即今天的靖江市，與常州相距一百二十里左右。徐達於三月初八拿下了常州，於三月十五日攻下了馬馱沙，這前後時間僅僅用了七日。
3、“四月丁卯（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357年5月12日），克寧國路。先是徐達，遇春取寧國路，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創而戰。上乃親往督師，既至登高，望曰：‘如鬥之城，敢抗吾師！’乃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
從拿下馬馱沙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寧國路，滿打滿算，用三十八天；而且考慮到徐達軍隊要先從常州到馬馱沙、再從馬馱沙折往寧國路途上消耗的時間，即用“久不下”的說法實在有些牽強。
但是，轉換一下思路，如果徐達在三月十五日打下了常州後，沒有攻取馬馱沙，而是直接攻打寧國，那麼前後花了四十五天時間，“久不下”之說大概可以說得過。
可見，打下馬馱沙的人應該不是徐達，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是誰呢？
《明太祖實錄》又記：“六月乙未(至正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357年7月5日)，命長春院樞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總管吳良取江陰。”
注意，至正十六年都元帥郭天敘、左元帥張天佑率軍隊從句容出發攻打集慶，卻被詐降的陳埜先殘忍殺害，當時作為郭、張部將的趙繼祖在亂軍中殺出，逃回了句容。
另外，《明史•趙德勝傳》有趙德勝攻打蕪湖後，再攻句容的記載。
即趙繼祖和趙德勝曾一度在句容合兵。
現在，在至正十七年六七月間，趙繼祖出現在江陰——江陰與馬馱沙隔江相望，距離近在咫尺；趙德勝又出現在常熟。
這說明，攻打馬馱沙的人，應該是趙繼祖和趙德勝等人。
那麼，問題來了，《明太祖實錄》為什麼要把趙繼祖和趙德勝等人打下馬馱沙的功勞記在徐達的頭上？是為了塑造徐達“戰神”形象的需要嗎？
肯定不是。
《明史•常遇春傳》裡說：“先是，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為三。而榮尤宿將善戰，至是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為變。”即邵榮是當時位居徐達、常遇春之前的第一大將，結合邵榮後來與趙繼祖“謀伏兵為變”等情況看，趙繼祖和趙德勝當時應該都是在邵榮的麾下。
這麼一來，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把趙繼祖和趙德勝等人打下馬馱沙的功勞記在徐達的頭上，非為塑造徐達“戰神”形象，而是要抹殺邵榮的戰功！畢竟，邵榮是都元帥郭天敘、左元帥張天佑死後，地位堪與朱元璋相抗衡的郭子興舊派系勢力的大將。
《明實錄》移花接木之舉，實在是煞費苦心！
風頭曾經蓋過徐達、常遇春的邵榮，也在《明實錄》的別有用心下，成為了一個打醬油的歷史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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