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梁啟超所著的《康廣仁傳》所說，戊戌年間，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曾屢次勸哥哥出京。
他認為，改革的時機尚未到來，不可操之過急，應當從長計議，廢八股、開學堂，已經打開局面，而後康有為、梁啟超等都該離開北京，到南方投身教育和輿論，“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如果留在北京，由於慈禧大權在握，滿族人猜忌，守舊派嫉妒，不僅難以成事，反有性命之憂，康有為事業正多、責任正重，死於此時此地，十分不值。
以康有為一貫的固執，自然不會聽取弟弟的建議。他決然答道：“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
這番話有一關鍵詞，可稱之為“華德里飛磚”——這件事確實對康有為產生了不大不小的影響。
如果擔心梁啟超代人立言，可從康有為的著述當中找出印證。話說戊戌政變爆發前夕，康有為倉皇出京，曾在南下的船上留下兩份遺書，其一致弟子徐勤，託以後事。二十年後（1917年），康有為六十歲生日，翻出遺書，加以跋語，談及逃亡經過，稱光緒下旨，令他到上海辦報，他死活不走，欲留京營救皇上，譚嗣同和康廣仁把此事包攬下來，催他速行，康廣仁甚至跪地請求，“吾以死生命也，少年在粵遭華德里落磚，如死久死矣……”
此外還有一處佐證。康廣仁致康有為弟子何易一信中雲：“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伯兄（康有為）亦非不深知，以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因舉華德里落磚為證，弟無如何。”
這三種文字，從三個角度，論證了華德里飛磚之說。不過三者口徑並不一致，梁啟超所敘述的語境是“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康有為則把時間點延後至戊戌政變即將發作的前夜，康廣仁書信未嘗明言，結合前後文，似與梁啟超相近。當然這只是小節，真正值得關注的乃是華德里飛磚本身。作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意象與隱喻，它至少隱藏了兩重因素，一是偶然，二是命運。
康有為和梁啟超
我一直認為，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偶然。由歷史必然性所衍生的歷史哲學、歷史規律、歷史決定論云云，其實是一種外在於歷史的事物，其屬性，與其說歷史，不如說政治，其價值，不在詮釋歷史，而在指引現實和未來。說白了，哪怕有一百種歷史哲學、一千種歷史規律、一萬種歷史決定論，都無法改變歷史的偶然本質。所謂華德里飛磚，便是歷史偶然性的一記註腳。
從華德里上空忽然墜落的那塊磚頭，只劃破了康有為的臉，假如向後半寸，則將砸中他的腦袋，即便不至一命嗚呼，那也極有可能導致腦神經嚴重受損，使聖人淪為愚人，從此世間再無康聖人，以及與其相關的種種歷史。這半寸的距離，便是偶然，甚至飛磚本身，也是偶然，超出了人的測度，無法預判，無法規避，是否會撞上，幾時會撞上，還是偶然——有人將之歸結於命運，其實命運不是必然，而是無限的偶然，偶然到無限大，大到令人驚懼，令人拜服。
所謂歷史，即眾多偶然匯聚一處，所形成的一種概率。有些偶然能改寫概率，有些則不能。華德里飛磚屬於前者。篤信歷史必然性的人也許會說：縱使那塊華德里飛磚砸死了康有為，還會有李有為、王有為們挺身而出，上書皇帝，呼籲改革，組建強學會、保國會等，推進戊戌變法……我卻以為，康有為只有一個，不消說當時，縱觀中國近代史，他也是獨一無二，無人可以替代，如果沒有康有為，歷史必將改寫，呈現為另一種軌跡。由此可知，那塊華德里飛磚以及那半寸差距何其關鍵。
戊戌年的康有為，屢屢遭遇華德里飛磚。譬如康廣仁苦勸他離京，他若聽從，也許戊戌變法依然失敗，不過應該是一種溫和的寫法。再如他與譚嗣同籌劃兵變，圍園殺後，所遊說的軍人是袁世凱而非董福祥——這在康黨內部曾有激烈爭議——這固然不會影響戊戌變法的結局，卻嚴重影響到晚清的政局：袁世凱就此上位，最終扮演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角色。說到這裡，我們發現歷史已經變換了主角，那塊華德里飛磚，不是與康有為，而是與袁世凱擦肩而過。
數十年來，康有為始終認為，自己能從華德里飛磚之下逃生，意味著一種天命，一種神蹟。他是要做大事（“救全世界之眾生者”）的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所以屢屢歷險而不死。如戊戌年的逃亡路上，他曾經歷“十一不死”：
吾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道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黃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弢之言，出燕臺（煙臺），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慾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開，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燕臺，必死；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
這十一次與死神的交錯，皆可視為華德里飛磚的餘緒。如此而不死，難怪康有為和梁啟超要一同感慨“豈非天哉”！他們認為，天生康有為，專為救中國，康聖人不死，證明中國不亡，大道未絕。對此，不宜責難先賢的虛妄，然而恰可見天命的虛妄。因為戊戌年後的康有為，借用梁啟超的術語，已經淪為歷史的反作用力，他的不死，其實阻礙了歷史，要是死了，反而可能會助推歷史，反正不管哪一種情形，都難與“中國不亡”扯上關係。如果能夠認同這一論斷，可知“豈非天哉”的感嘆何以荒誕。華德里飛磚與“十一不死”，與天命無關，說到底還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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