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蕩蕩。”
我想即使是最為見多識廣的批評家，也很難令人信服地解釋作家馬建為何會用這句邏輯不通的戲謔之語，去命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西藏進行的一系列充滿爭議之創作。
也許它包含深意，但我揣測更可能是即興之舉，它張揚著才華肆意背後的敏銳洞悉，亦耦合著率性奔放年代的天真誠實：倘若無法用更近客觀的體系化研究表達觀察，那麼允許在經驗範圍內使用虛構與現實滲透的“田野式”敘事，也足以讓一個“非常化”的西藏，露出重重遮蔽後的鱗光。
有趣的是，馬建筆下傑出的“非常”實則日常，在西藏經歷數百年“馬可波羅式”誇張溢美的話語構建之後，他試圖剝離“香格里拉敘事”的虛妄與矯情，去直面這片土地真實的蠻荒或文明。
不幸的是，這種屬於少數類似嘗試的延續——它們中間的絕多數以失敗而告終，在強大堅固的意識堡壘面前，遭遇了與其他相同的非凡的“突破性”努力同樣的命運——被禁止或者被無視。
人們仍然痴迷於構築關於西藏的想象虛構之大廈，數個世紀以來，這種“真誠的偏見”，讓絕大多數人始終生活在他人或者自我營造的鏡像之中，這背後當然有權力、資本以及無數利益的糾纏，但打破慣性重組認知，實則關乎個人的道德與勇氣。
2017年秋，在拉薩一家咖啡館裡，我們試圖開始重窺這種努力，藉回溯一部民族誌紀錄電影的誕生，在新的時空語境中，去審視、觀察、解讀西藏的某種影像表達的可能性，以及觀念的生產方式如何滲透、影響並最終塑造我們的認知。
“如果說好奇心是自然的天性，那麼呈現真相就是文明的規則。”
在拜訪電影導演之前，這句話突然蹦現腦海當中，它並非來自某位先哲的冷靜判斷，而恰恰折射著我激動的情緒與充滿疑慮的內心。
這應該是通常所謂的下午茶時間，導演格桑尼瑪和葉娟在靠窗的卡座相向而坐，桌面上擺放著電腦，也氤氳著茶香，窗外即是這座城市的地標——布達拉宮的側影。屬於拉薩習以為常的典型生活方式就這樣展現在眼前：身處舒適的空間，不緊不慢地完成會客、工作、用餐在內的各種事宜，慵懶隨意，同時盡享高原明媚陽光。
拉薩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廣義相對論的最佳驗證，強大的歷史慣性引力場，改變了時間的曲線，讓任何節奏都顯得緩慢，然而這無法解釋格桑導演在給我展現影片海報時，那種下意識的快速反應： “涉藏民族誌紀錄電影《凡塵淨土》”——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定性描述：藏地、民族誌、紀錄電影、淨土……每一個單詞的出現，都可預見地引發跨越地域、族群、影像、學術、觀念等多層面的強烈議論，而真正謎人之處在於，這些異常“敏感”的關鍵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疊加集聚，究竟會建立起怎樣的認知景觀？
傳播學理論建立了關於發送者、媒介和接受者共同組成信息傳播的邏輯鏈條，我決定藉此嘗試探究影片的端倪。
毫無疑問，海報的話語首先構建了影片強大的“主觀自述”，顯得衝擊力十足且無比自信，但這亦可能是一種自我誇耀並值得存疑：它究竟是其內容特性的真實概括，還是僅僅屬於一種傾向的表述，或者呈現出事實上的相互背離？而那些實質上屬於“邊緣話語”並很難進入大眾審美情趣的多重標籤，將試圖營造一種怎樣的論述空間與話語權力？電影海報以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植入，將試圖去傳遞和型塑何種意識？
弔詭的現實是，在電影作為媒介文本的特質裡，它一方面是呈現作者理念與實踐的發射性信息載體，但其最終裁量的權力無疑卻歸屬所有的觀眾：無論是學者、影評人抑或普通影迷，都將在接收作者傳遞信息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學識、經驗與資訊權力，去做出相應的“審判”，最直觀的的表達即是影片究竟符合期待、超出預期還是讓人失望？
借用人類學的一個經典理論，這是屬於任何形式影像作品的“通過儀式”，唯有順利完成“通過儀式”，才能繼續影像生命的進階。
從電影海報開始，格桑尼瑪、葉娟兩位影片創作者耐心地向我闡述了許多關於影片製作的初心、理念與方式等信息，我則更多帶著疑問與學習的態度，去試圖逐漸深入導演的影像世界，但在未完整觀看影片之前，我明白尚不能形成自己的冷靜判斷。
初次見面，讓我唯一能清楚的是，倘若我試圖將這部影片作為一種可供研討的最新之影像“樣本”呈現，可能將是一組不同風格文體所組成的報道長篇，包括綜述、人物、訪談、影評、筆記等等。
——那將是對耐心的考驗
福柯曾說，話語作為基本的文化符碼，統一控制著認知圖式、語言和什麼是“知識”。
於是，我決定首先提煉與導演交流的大量話語信息中的三句論述，去結構性呈現導演所強調的影片涵括的三個面向，這亦是以我的經驗看來，深刻理解影片的三個重要維度。讓我們從對影片標籤話語的溯源擴展性理解開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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